國務卿是美國的總理, 副主席還是外長！

在美國總統內閣組成人員中，被列為“第一閣員”的國務卿是最受關注的一個。國務卿的職責，對應的是其他國家的外交部長，但其地位和影響力，又似乎高於一般國家的外交部長。為什麼美國要有國務卿？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職位？它承擔着多大的責任？在國際事務中，這個職位的能量究竟有多大呢？

1789年，美國聯邦政府成立後，國會通過了“重建外交部法案”，外交部成為美國聯邦政府組建的第一個部，它不但負有處理外交事務的責任，還兼管貨幣管理、人口統計、掌管國璽等內政事務。由於職能廣泛，國會將其改名為國務院，將外交部長改名為國務卿。《獨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馬斯·傑斐遜成為美國首任國務卿。

200多年來，隨着美國聯邦政府的行政機構不斷完善，國務卿的內政職能逐漸弱化，目前只保留着掌管國璽、接受總統和副總統辭呈等少數職能，但國務卿的名稱沿用至今，其作為內閣首席閣員的地位也延續下來。

依照美國憲法規定，國務卿是僅次於正、副總統的第三號行政官員，也是次於副總統、參眾兩院議長的總統第四順位繼承人，還是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這種地位是其他部長難以企及的。

美國國務卿地位顯赫，責任重大。他們雖然來自不同的政黨，但需要更多地將國家利益，而非黨派利益作為其工作指針。他們除了要熟悉外交事務，能在國際舞台上縱橫捭闔，為美國最大限度地爭取利益外，還需要具備出色的政治智慧、協調能力與個人魅力，既能夠與總統密切合作，又能緊密聯繫和協調國內勢力。在做出重大的戰略判斷時，甚至要同時面對總統和輿論的雙重壓力。

例如美國第24任國務卿威廉·亨利·西沃德面對沙皇俄國希望出售阿拉斯加的歷史機遇，在總統猶豫不決的情況下，火速與俄國駐美公使談判，最終以720萬美元的價格購得了近152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使美國領土面積擴展了20?

如今這裏出產的石油和天然氣總量佔美國的1/4，僅這筆資源總價就超過了2萬億美元，可謂“一本萬利”。但在當時，西沃德主持的這筆交易卻不被民眾理解，所購得的土地一度被譏諷為“西沃德冰箱”。

兩次世界大戰以後，隨着美國國家實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急劇提升，國際事務在美國總統的工作日程中所佔的比重迅速增大，國務卿的擔子也越來越重。隨着國務院的規模日益膨脹，僱員從建國之初的數十人擴大到目前的6萬餘人，預算規模達到了近500億美元，如何統籌安排各項事務，維護整個外交系統的有效運作，保持美國對世界的領導力，都給每位國務卿的能力提出了考驗。

在美國，國務卿一職一度被視為“通往白宮的快車票”。在200多年曆史中，國務卿卸任後當選總統者不乏其人，例如首任國務卿托馬斯·傑斐遜，美國“憲法之父”、第5任國務卿詹姆斯·麥迪遜，第7任國務卿詹姆斯·門羅，第8任國務卿約翰·昆西·亞當斯，第10任國務卿馬丁·範布倫和第17任國務卿詹姆斯·布坎南等。對於那些有意問鼎白宮的政治家而言，國務卿的崗位無疑是一個重要的跳板。即將卸任的國務卿希拉里或許也會成為其中的一位。

國務卿在任上能積累大量的政治資本與人脈關係。卸任後，這些“無形資產”仍能夠發揮很大作用。很多國務卿卸任後仍是駐外大使，或是通過“旋轉門”機制進入美國重要的智庫、基金會、高校任職。他們不僅繼續活躍在美國政治、經濟生活中，還能在國際舞台上發揮餘熱。

例如美國第38任國務卿伊萊休·魯特在卸任國務卿之後，還擔任紐約州共和黨參議員和海牙法庭美國首席檢察官，後來代表美國參與了一系列國際條約的起草與簽訂工作，在海牙國際法庭的籌建以及限制國際軍備競賽的會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美國國務卿卸任後著書立説者也不在少數。他們既是外交戰略的規劃設計者，又是外交政策的主要執行者，更是很多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他們根據親身經歷撰寫的回憶錄，不僅閃耀着思想的光輝，還是學者研究美國曆史的寶貴文獻。如第32任國務卿約翰·沃森·福特斯所著的《美國外交百年》、第37任國務卿約翰·米爾頓·海伊與他人合撰的《林肯傳》、第51任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創作的《參與創造的世界》，以及第56任國務卿基辛格所著的《大外交》、《白宮歲月》、《論中國》等都已成為世人推崇的經典著作和文獻資料。

美國至今已有67位國務卿，但被大家熟知的名字並不多。國務卿本質而言是總統的顧問而不是同僚，其能量的大小不僅取決於其本人的能力，更多的還是取決於總統的政治需求，與總統的關係，以及國際大形勢的發展。

一些總統選擇政治家出任國務卿，往往是為了獲得強力盟友，增強總統的政治地位。美國獨立之初的國務卿大多由政治家出任，“奧巴馬&希拉里組合”也是這種類型。這類國務卿往往有更大的空間發揮其個人能力。

如果總統希望自己能掌握外交全局，貫徹自己的思想理念，則往往選擇技術官僚出任國務卿。這時，國務卿只起到“助手”或“執行者”的作用。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是第55任國務卿羅傑斯，他是一名法律專家，尼克松提名他只是把他當擺設，目的是自己主導外交權，在他任職期間很少有機會參與外交決策，就連基辛格秘密訪華這樣的重大事件都是事後才被“禮貌性”告知。

如果總統不擅長外交事務，則國務卿的作用就會更加凸顯，如軍人出身的艾森豪威爾就把外交事務“外包”給了國務卿杜勒斯。“戰爭邊緣政策”、“大規模報復戰略”等都是這位國務卿的“傑作”。

?

同時，與總統之間的個人關係也決定着國務卿影響力的發揮，美國第59任國務卿黑格將軍雖然在國內擁有較強的政治影響力，但因為和里根總統的關係不好而在外交事務上備受冷遇，最後被迫辭職。

而第64任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則由於和克林頓私交甚篤，其外交才華得以完全施展，才成就了她“鐵娘子”的美譽。

“時勢造英雄”，國務卿的歷史作用也與美國所處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我們熟知的第56任國務卿亨利·基辛格便是一例。當時，為了使美國從越戰中抽身、重新掌握對蘇戰略主動權，基辛格提出了修復中美關係的構想，並在其推動下付諸實施，不僅改寫了冷戰格局，也開創了新的歷史。基辛格的能力固然出眾，但客觀而言，正是中蘇關係惡化、美在冷戰中處於守勢等因素為他提供了一展身手的歷史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