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中美兩國元首舉行了長達三小時的視頻會晤，雙方試圖緩和自今年1月拜登就任以來的緊張關係。外媒普遍認為此次會晤增強了國際社會對中美關係未來走向的正面預期。對此，美國資深外交官董雲裳（Susan Thornton）近日接受“東西問”專訪時指出，未來一段時間，中美雙方將在更多領域開展更多層級的接觸對話，或可解決許多“技術性問題”。
曾參與中美氣候變化談判的她認為，雙方可以在推廣應對氣候變化的技術上加強合作，還可以在未來城市治理領域增進地方政府交流。但她也強調，重建互信是艱辛的過程，雙方需增進兩國民眾交流、重建公眾輿論，“我想大多數人還沒有意識到在中美關係中有多少領域需要我們努力”。
現任耶魯大學法學院高級研究員的董雲裳，1991年至2018年曾在美國國務院工作，長期負責中國及亞太事務，她擔任過奧巴馬政府的首席助理國務卿幫辦和特朗普政府的亞太事務代理助理國務卿。
資料圖：中美國旗。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減少負面輿論對重建中美互信非常重要
中國新聞週刊：你覺得中美外交談判的整體模式幾十年來有變化嗎？多層級對話機制的意義是什麼，短期內可以實現怎樣的成果？
董雲裳：幾十年來，中美高層外交會晤變得越來越正式。我看過當年一些會晤的文字記錄，比如基辛格和周恩來的會晤，他們可以坐在那裏脱稿交談，和幾個顧問一起進行廣泛的對話。今天的會晤則更正式。這也是為什麼近年來我們一直在正式會晤之外努力爭取一些額外時間和私人活動，讓高層之間可以聊聊天、分享一些經歷，這在中美關係中很重要。
未來一年，考慮到國內政治局勢，雙邊關係想有大的進展確實有點困難。但我們可以就一些具體事務展開討論，比如剛剛看到有關記者簽證的問題得到解決，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這種問題只是技術問題，只要我們瞭解兩國的不同體系機制，然後找到兩邊都適用的解決方案，就能取得進展。
我們正面臨這樣一個機會：進入一種更像商業關係的關係。儘管會有很多問題和分歧，仍可以坐下來解決問題，不那麼情緒化，最終共同取得某種勝利。但我們現在需要開始工作，大多數人還沒有意識到在中美關係中有多少領域需要共同努力。
中國新聞週刊：美國前駐華大使博卡斯曾説，中美關係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失去了互信，如何才能重建這種互信？
董雲裳：中美兩國的社會、政治、文化體系完全不同，自然會有很多誤解。我真的覺得美國人感受不到中美之間的制度性差異，而且大多數美國人並不真的關注外交政策，所以他們會很自然地將自己的知識投射到中國身上。這就是造成很多誤解的原因。
如何恢復互信？這裏有很多問題，但公眾輿論是主要層面。美國媒體是美國人獲取中美關係信息的渠道。過去幾年，由於上一屆政府及其他因素的影響，美國輿論存在着對中國無情、消極、暴躁的情緒。一旦媒體開始一種敍事方式，你就很難改變它，輿論是個龐然大物，這就像駕駛泰坦尼克號調頭一樣，如果雙方媒體能改變負面情緒，對扭轉輿論會有幫助。
此外，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是絕對重要的。疫情讓我們大大減少了這種交流。我們真的需要找到一種辦法，讓中美之間的普通人、學生可以來回旅行、學習。必須超越新冠疫情的阻隔，重新建立這種人與人的聯繫，以解決這個基礎問題。
當地時間2021年10月31日報道，格陵蘭島，瑞士藝術家Gerry Hofstetter用冰山投射影像，呼籲關注氣候變化。圖片來源：ICphoto
讓應對氣候變化的技術像疫苗一樣容易獲得
中國新聞週刊：在氣候變化領域中美已取得諸多進展，但也有聲音批評兩國在COP26上達成的共識不夠“驚喜”，你覺得中美氣候合作下一步可能在哪些具體領域有突破？
董雲裳：在COP26期間發佈的中美聯合宣言是一個框架，列出了一大堆我們想要做的事情，但沒有太多關於如何在這些問題上合作的細節。我認為雙方會繼續對話，並試圖解決其中的一些問題。有一件事很重要，那就是如何高效和廣泛地傳播應對氣候變化的新技術成果。
美國和中國以及其他國家在發展氣候變化技術方面會有一些競爭，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好的，能讓技術發展得更快，我們或會因此得到更好的技術。但是，我們必須有速度、有規模地解決氣候變化問題。一旦技術得以開發，就必須確保這些技術能以合理的價格儘快得到普及，讓儘可能多的人使用。能否讓應對氣候變化的技術像疫苗一樣在全球推廣，這是中美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的關鍵所在。
中國新聞週刊：特朗普廢除了70多項奧巴馬時代的環境政策，現在一些共和黨參議員又在阻撓拜登的清潔能源計劃。華盛頓及美國社會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真的有共識嗎？
董雲裳：我認為美國社會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是有共識的。你提到華盛頓的一些政治表現，但美國的社會體系非常分散，有關氣候變化的調整與改變交通方式、能源網絡、建築能耗等等有關，大部分需要私營部門而非聯邦政府來完成。
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的是，即使在特朗普執政期間，美國的私營部門，包括大型能源公司，都在關注氣候變化問題。當然，現在我們需要加快步伐，如果政府能提供補貼和政策支持，對推動私營部門的轉變會有很大幫助。但我認為美國投資界、私營部門和市場的表現，代表了社會上的廣泛共識。共和黨人可能會繼續用政治手段對抗拜登政府有關氣候變化的政策，但我不認為這會阻礙美國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
資料圖：美國總統拜登。
美國需要重新思考整體外交政策
中國新聞週刊：美國面臨2022年中期選舉，共和黨正在選戰中打“中國牌”迫使拜登對中國更加強硬。拜登及民主黨會不會因此而選擇一種更強硬的對華態度？
董雲裳：共和黨人看起來確實持強硬的反華立場，這可以轉移人們對上屆政府的錯誤的注意力。我想大多數美國人都明白，我們現在和未來面臨的挑戰並不完全是由中國引起的，而且需要中國參與進來解決問題，至少要直面中國並與之打交道。大多數美國人，當認真考慮現實情況時，他們明白這一點。
但共和黨給出的是另一種敍事。當面臨很多問題的時候，他們會想抓住一個單一的因素，現在有人告訴你：是中國正試圖取代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這就成了一個非常誘人的故事。我們必須努力避免掉進這樣的陷阱，我們必須做得更好，我希望中國不要做出那些可以讓共和黨人指着説“看，我們告訴你中國就是這樣的”事情。
中國新聞週刊：有觀點認為，無論特朗普時代的“美國第一”還是拜登的“基於中產階級利益”，美國的外交政策都被短期國內政治綁定，缺乏長遠的規劃。華盛頓是否缺乏長期對華戰略？
董雲裳：我對此的看法可能不是主流觀點。冷戰時期，美國形成了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外交政策敍事：我們要建立基於“民主”和“自由市場”的國際體系，成為體系的領導者，並捍衞這個體系。冷戰結束後這種敍事在美國依然是共識，但是世界變了。所以現在的問題不是對華政策是什麼，而是美國的總體外交政策和願景是什麼，以及美國社會如何就新的外交願景達成共識。
特朗普展現了一種“美國第一”的衝動，實行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但這不能在國內贏得共識。我認為，美國新的總體外交政策必須涉及：在國際體系的發展中，美國可以不是唯一的領導者，但必須擁有重要的發言權。
至於冷戰時期的聯盟政策，“在世界各地都有合作伙伴”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這部分政策可能會得到保留。但接下來的問題是：在新時代，我們結盟的目的是什麼？我的回答是，廣泛的夥伴關係可以維護當前的國際體系，而這個體系會保持對大國的約束，防止彼此開戰。
此外，我們的全球經濟戰略到底是什麼？現在有很多關於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和國家作用的討論，目前還沒有答案。我想同樣的事情也在中國發生，我們正在目睹中國經濟政策的變化。不僅是美國，世界上很多國家都面臨中國領導人常説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並試圖抓住機遇，找到新的政策，弄清楚我們要到哪裏去，以及如何去。
中國新聞週刊：你年初時曾表示，相信中美關係會在未來十年內好轉，你理想中好轉後的中美關係是怎樣的？
董雲裳：中美關係是複雜的，雙方一直都有競爭，有分歧和摩擦，又總是一起合作。但即使在一些人們認為存在威脅、需要對抗的新技術領域，中美兩國作為最大的參與者，未來也將合作，包括制訂各種技術使用的國際規則。
所以，我認為我們會在很多領域發現，即使我們之間存在競爭也不能沒有彼此。希望未來10年內中美雙方都能意識到這一點。我和基辛格談過，也和其他人談過，我們都認為中國、美國和國際體系之間需要一種共同發展。
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都會改變，都會被面臨的外部挑戰所塑造，會在應對這些挑戰時總體朝着相同的方向發展。在一段時間內雙方可能還不是很舒服，但這些必須共同應對的挑戰將決定我們關係的最終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