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稼祥 學人Scholar 昨天
吳稼祥
吳稼祥，1955年生於安徽銅陵。1964年至1974年，在家鄉讀小學、中學。1975年至1977年，回鄉從事各種雜活。1978年至1982年，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1982年至1989年，在中央機關工作。1989年後，亦學亦商，2000年3月赴美客居坎布里奇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長期從事經濟、政治、國際政治、企業戰略以及中國傳統謀略思想研究。著有《新權威主義述評》《民主進程中的中國崛起》《果殼裏的帝國：洲級國家時代的中國戰略》《公天下》等書。
一個人一輩子只活一次並不太有趣，有趣的是一輩子活許多次。按照一種生活方式、一種職業、一種生活態度和一種行為模式活一輩子，或是一輩子活在同一種境界中，算是活了一次；換一種生活方式，或換一種境界去活，就是多活了一次。我這半輩子很幸運，已經活過多次，每次都活得有點心得。
第一次：底層的孤單
《活着》那部小説，寫得挺好。福貴輸掉了全部家產，結果贏得了一條性命。我的父輩家產不多，又沒有適時輸掉，結果，活得氣短。三伯父“文革”中自殺身死；大伯父積鬱成疾，中年夭亡；二伯父遠走他鄉，作了工人；父親留下來了，作了大江邊的一個小漁民，也就是説作了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的分母，而且是有問題的分母，被壓在社會的最底層。雖然，一個社會的分母等於零，一切都等於零，但只要是正數，其中的某個數，就可以忽略不計。
每個社會的底層狀況不一樣，生活準則也不同。在我的童年時期，社會的水平流動和垂直流動都很少，這就是説，在你出生的時候，你處於社會的什麼位置，你就會長期處於那個位置，你個人的努力，改變不了什麼，那個時代的出身是非常重要的。你一生的錯誤或許不是別的，只是選擇錯了父母。
我們一家生活在奉命組成的集體——先是合作社後是人民公社中。一般的人不知道，這樣的集體只是影子集體，實實在在的集體，是家族羣體。在影子集體裏，只有兩種人生活得比別人好，第一是十足的無賴，第二是大家族羣體中的一分子。不幸的是，我父親既不是無賴，家族的其他成員也不和他生活在一個共同體，他在村子裏是獨木單枝。
這是我們遭受無數不公正待遇的起源。建國前的房子被公家“租用”了，後來父母歷盡千辛萬苦建成的三間瓦房，又在1958年的共產風中被村裏徵用，做公共婦產院，全家被遷到一間茅屋中，和一個瘋女子住在一起。而村裏那些大户人家的瓦房，卻無人敢動。最有失樂園感覺的是母親，她從此一病不起，再也沒有回到她的夢中日夜縈繞的家。
我家的房子在村莊的最南端，北邊被父親三兄弟的房子所環繞，他們給我童年最深切的感受是，孤單就等於受氣，等於受人凌辱。我家東牆外原有一間柴草屋，自從三兄弟中的一個改變了房子的朝向後（原來朝東，現在朝南），我家柴屋裏的柴草就沒有幹過。他們全家人的洗臉水、洗腳水、涮鍋水，都十分默契地往柴屋上倒，柴屋擋住了他家大門的朝向。經過數次無效的交涉後，柴草屋被迫拆掉。
具有示威性質的是，他們在自己房子的西牆外建了一座廚房，正好擋住了我家房子的後門，我們卻從來不敢倒一盆水，特別是父親在一次衝突中被他們打得鼻血淋漓之後。我唯一能做的，是所有無能為力的小文人慣做的，在文字上出出氣。我在後門上貼過一幅春聯：“容得下一江春水，擋不住八面來風。”這小屋的一拆一建，是底層生活實力的變化。這種實力，是最原始的力，數量的力和體力上的打擊力，和獸力相去不遠。
不能改變力量對比，只能改變生活環境和力量的性質。遠走高飛，追求精神力量，是我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的最大渴望。
第二次頂層的眩暈
恢復高考改變了我的一生，使我有機會作跨越社會等級的飛行。等我睜開眼睛的時候，發現自己落在了社會大樓的頂層，上面只有疏疏的人影，下面則萬頭攢動。坐在頂層的一個小房間裏，你感到生活的密度突然下降了，沒有很多人壓你，擠你，生活的趣味也減少了。
我先後在中央的兩個重要機關工作，其中一個是畢業分配去的。上班前我回老家一趟，患了重感冒住進鎮醫院治療。躺在牀上聽見了兩個醫生之間的一番問答：
“他在北京工作嗎，是幹什麼的？”
“聽説剛分配到中央某機關工作。”
“哼，中央機關，中央機關還有掃廁所的。”
這位家鄉醫生雖然心態不夠平衡，但卻説出了一個真理：中央機關也有掃廁所的。即使是社會頂層，其中也有底層。我雖然不掃廁所，但一上班就發現自己生活在頂層中的底層。那個醫生沒有説到的是，即便是中央機關掃廁所的，一出了機關，他便是人上之人。
1983年，中央組織十幾個整黨試點調查組，到各省調查。我所在的調查組去山東。組長和副組長在機關連個副處長都不是，到了省裏，架子就大了起來，儼然是欽差。我們坐着省裏派的專車，到各地市走馬觀花，聽彙報，髮指示。接待我們的人，個個低眉斂目，弓身哈腰，有的在我們吃飯時還垂手侍立。我雖然很不習慣，組長大人倒顯得很受用。
從那以後，我悟出一個道理，高級權力機關裏的人，握有兩種權力，一是對機關內部行使的權力，二是代表組織對外行使的權力。前者是內部權力，後者是外部權力。內部權力總是有限的，外部權力可以無限。不過內部權力的增加，可以使其外部權力產生乘數效應，就是説，內部權力在外部可以放大許多倍。權力，只有對外，才能顯現價值，有如貨幣，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實現價值。權力的奧妙，就在於把個人行為變成組織行為，再把組織利益變成個人利益。
誰能猜透這個奧妙，並能付諸行動，誰就能活得滋潤。我在最高理論管理機構工作的時候，參加過一次職稱評定，在統計發表文章的數量時，獨佔鰲頭的，説來你都不信，是從未看見他動過筆的辦公室秘書，而他則聲稱不參加職稱評定。我看不懂，請教一位局內高人。
他説，“這個秘書後面有一個寫作班子，成員大多是發不了文章的高校老師。秘書把內部精神透露給他們，由他們撰寫文章，以秘書的名義發表。他是我們局的，報刊一般不敢不用。他這樣做的目的是掙錢（稿費），不是求名，如果要職稱，大家一認真，他就露了餡。”
吳稼祥曾是北大五四學社詩歌組的，“和海子一個組”（圖 | 外灘畫報）
我得承認，我後來在經濟、政治理論和政策研究方面浪得薄名，能量並不只是來自我個人，我在很大程度上借用了我所在的組織的權勢。不過，在社會頂層中生活，個人在組織內外地位和權力的巨大不對稱（在內部近似奴才，在外部儼然欽差），會使人產生眩暈，會讓人產生虛擬的自我價值感，在組織內部把自己看小了，在組織外部，把自己看大了。我曾經跟隨一位中央首長外出視察，首長回去以後，我和他的秘書繼續考察，到了深圳沙頭角。我在另一箇中央機關工作的時候，曾經到過那兒，那次是遊客，費了好大勁，才去成，目的是購物。這次，長驅直入，當晚就住在沙頭角賓館，品嚐着泰國芒果和留宿禁區的感覺，窗外的海面上就閃爍着香港的燈光，心裏有甜美，也有空虛。
這種空虛感後來越來越大，使我強烈渴望回到真實的生活中來。我當時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不適於在高貴的櫃子裏陳列，我屬於長江，只能奔騰。
第三次：被動“閉關”
我因為某個特殊的機緣，被徹底密封在人跡罕至的地方達三年之久。在這個地方，我學會了許多東西，比如我能根據不同季節陽光移動的不同位子，準確算出時間；我學會了寫世界上最小的文字（除了微雕作品），在一頁書縫裏，我能寫出三千字的文章；我悟到了愛不僅是某種強烈的情感，更是某種動物本能，有些動物比如昆蟲比大部分人類都愛得更深，我觀察過一對蜘蛛情侶為愛作出的犧牲，這犧牲不是語言，而是生命……
但我始終沒有學會的是享受清閒，沒有學會生活在此時此地，沒有學會身心合一。這是人的偉大，也是人的悲劇：身心分離。在我神經官能症最嚴重的時候，我從“密封罐”的窗縫裏羨慕樹枝上的小鳥，它從來不為忘記自我而煩惱。它站在那兒，陽光照着，微風吹着，感到温暖和舒適，就歡唱；如果是北風凜冽，雪箭橫射，感到飢寒，就悲鳴，所以它不會患神經官能症。
人有不生活在此時此地的本領，如果此時此地不適合人類生存。身體所在的地方，可以不是心靈所在的地方。我被密封的三年裏，我的心很少在我的身所在的地方。我生活在自己的回憶、渴望和冥想裏。回憶的是過去，渴望的是未來，冥想的是思想。我就是拒絕生活在現在。現在是苦難。我當時還不知道，人如果不能身心分離，就不能規避暫時痛苦；人如果長期身心分離，就會心智失常。
把密封的現在看成苦難，使我看到了從我自己身上顯現的人的三個本性：第一，人是羣居的動物，不能長久地孤單，不能長期只與自己相處。人很難自己成為自己快樂的來源，人不能離開人，尤其不能離開異性。一個外國人説，人有三種必需品，缺少一樣就會生病，一是食物，二是陽光，三是性。在密封罐裏，只有食物。沒有女人的生活，連看押我的哨兵都受不了。一天，看管我的小哨兵突然打開我的門：“喂（我當時沒有名字，只被人叫着喂），你的褲帶沒斷嗎？”“沒有。”“你的頭不疼嗎？”“不疼。”“你……”他想了一會兒，“你一點事兒都沒有嗎？”“我為什麼要有事？”哨兵樂了：“你真笨，現在是個女的當班，你有事，她不就來了嘛！”我趕緊扯斷褲帶，所謂褲帶，不過是縫在褲子上的小布條。小兵手舞足蹈地按了鈴，女的來了，不過是一個近40歲的中年婦女。當她到來時，我注意到小兵的臉憋得通紅。事情很快處理完了，她剛走，小兵又打開我的門，問：“喂，你還有事情嗎？”
人的第二個本性是，人像蜜蜂、螞蟻一樣，是工作的動物，不能長期無所事事。有些人，年紀很大了，只要還在位子上行使權力，就神采奕奕，一退下來，便馬上像過冬的杏子一樣乾癟枯萎。我當時唯一能做的事是，寫作和思考。沒有紙時，我在心裏寫好文章和詩歌，然後再反覆背誦，記在心裏。這樣太累。我當時所能想到的最大享受，是見幾個人，哪怕是罪犯；做點小事，即使是摘點菜，縫點衣。我這樣要求過，當然不能如願。時間突然多得用不完，這真是此生一個非常難得的體驗。
第三個本性是，人必須顯現自己的價值，不是自我顯現，而是用自己的行為或創造物顯現。自我價值的大小，與其創造物的大小和可朽性有關。所以，愛和創造，是人存在的最高形式。沒有愛和創造的生活，是空虛。我當時對抗空虛的唯一方式是思考和寫作。
我現在知道，人的這三個本性，在東方哲學和神學看來，不過是本能，不是人的真正本性，不是真性，而是包裹在真性外的皮。東方修煉的要義，就是把人向外求的衝動，變為向內求的修持。羣處、做事、假外物顯現價值，都是外求，自然、無為、返本、抱本守一，都是內求。外求是有，內求是無。中國古代的修煉大師，都是主動地尋求密封，排除外界干擾，透悟人生真諦。這種密封，他們稱為“閉關”。而我身在關中不知閉，錯失了一次良機，把向道的機遇變成了向病。
但這次被動密封，畢竟成了我後來主動修煉內求的一個機緣。
第四次：被迫下海
解除密封，或者説“開關”之後，我被完全放開。別人撒手的時候，我當下並沒有站住，我病得像只瘟雞。人生是一場戲，在高潮到來之前，劇情平淡無奇。從80年代進入90年代，我的人生戲劇高潮迭起。大恨大愛，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出生入死，眾叛親離……
現在不是炫耀幸福，或展露傷口的時候。我只想談談下海的經歷和遭遇。我承認，我的下海是被迫的。1989年7月的一天，我當時的一個朋友來看我，我剛剛辭去職務在家讀書，他一進門，就高聲宣佈：“我給你帶來衣食之母！”
“誰是我的衣食之母？”我問。
“開個玩笑。南德公司老闆牟其中派人來看你，希望你到他們公司工作。”
我説不行，我一直忙忙碌碌，好不容易有點時間讀書研究。他們説，牟總想找你談談。我答應了，他們説第二天中午來接我。未來不是我們自己安排的，安排我們的是命運。在他們到來之前，另一批人把我接走了，一去三年。
回來後，我被搶救過來，身體和神經系統的狀況都不適合做研究工作，又不能在家待着，自己把自己當作病人。在朋友的再三邀請下，替他在北京辦了個小的下屬公司。
吳稼祥家裏的書堆得通道只能過一個人（圖 | 外灘畫報）
從那時到現在，除了中途上岸一年多，寫了本書外，我在海里浮沉了5年，前3年是失敗的，後兩年還沒有成功，我下海幾年的最大收穫，不是財富，是體驗。官員、文人下海有四種境界，聽我慢慢道來。
第一種境界：官商
這裏所説的官商，不是權力機關經商，也不是既做官又經商，而是脱不了官氣的商人，雖然下了海，並不會蛙泳或仰泳，仍然在海里踱着方步，仍然按照官場規則處理經濟事務。官商走不出過去的境界。
我剛下海的那幾年，這個問題非常突出，並集中體現在我和上級公司老闆之間的關係上。下海前，他是某省委組織部的科員，是我到該省調查研究時認識的，他當時專門負責我們的接待工作，我看慣了他的點頭哈腰。過去，我不僅比他服務的機構權力大，我的官階也比他高。我習慣了他對我的恭敬。下海後，我成了他的下級。這種轉變，我一時不能適應。他起初是想讓我在他身邊工作，幹類似秘書和助理的事。我曾經滄海，不會在小潭裏為水。當時沒有拒絕，心裏並沒有接受。那年春節剛過，他從省裏打來電話：
“車票買好了嗎？”他問。
“為什麼買車票？”我反問。
“按規定，初五上班，今天大概是初四吧？”
“今天是初四。但我並沒有明天來上班的義務。”
沉默了幾秒鐘，我聽到輕微的鼓咚一聲，大概是強嚥下一口唾沫，他低聲問：“你想幹什麼？”
“我想在北京開一家公司，想給我投錢的人有的是。”
“如果這樣，我跟你一刀兩斷。”
“別呀，我還想和你下屬的公司做買賣呢。”
“誰敢和你做生意，我就開掉！”咔嚓，電話掛斷了。
從這番對話可以看出，不僅我未脱官氣，他也未脱。他的行為規則，不是利益，而是服從。後來他到北京和我談判，要我接受他的投資，給他搞個下級公司，我答應了。我當時沒有看破，他的公司其實不是公司，倒有點像水泊梁山；他給我投資其實不是投資，是逼上梁山。他控制各集團的紐帶，不是現代股權，而是哥們義氣加權謀手段。
他是一個天生的權術家，聰明過人。他跟我説過，琢磨人，對於他其樂無窮。他有一個常務副主任（他的公司叫中心，總裁叫主任），漸漸受不了他的獨裁作風，而這個副主任當時和我關係還不錯。有一次，主任問我：“聽説他（指副主任）最近經常去北京，還有個姑娘跟他挺好？”我説我沒聽説。過了一段時間，我和那個副主任共進晚餐，我提醒他：“哥兒們以後去北京注意點，頭兒聽説你在北京有個妞兒。”
他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像受了驚似的。半天，才一拍大腿：“我操，原來不是你説的呀！他（指主任）前些天也提醒我注意，説你告訴他，我在北京泡妞。”一件子虛烏有的事情，給搞得有聲有色，這種挑撥離間，播種的是猜忌和懷疑。
聽説和他一起創業的幾個功臣先後離開了他，但願他能從中有所感悟，走出官場境界，按照現代企業規範運作，以他的聰明才智和已經具有的實力，前途無量。
官商在公司草創時期可能成氣候，但成不了大氣候。官場和商場畢竟是不同的境界。經朋友推薦，某大證券公司老總請我做他的顧問，顧了幾回，我發現他基本上是個官商，喜歡玩“公司政治”。他最喜歡玩的是“吐故納新”和“八大軍區”調動。他公司的中高級骨幹，沒有一個能安於其位的。他不斷地把新來的年輕人提拔到高級領導崗位，目的是不讓任何人接近他的權威，其結果，公司失去人才的穩定結構，人人敢於擴張，無人有能力守成。大廈雖高，沒有承重的大梁，坍塌就是個時間問題。
信任人是政府機關作風的核心之一。帶着這種作風下海，大致都要後悔。輕信人是下海官員最容易犯的毛病。一直到今天，我還是在這方面吃虧。就在半年多前，有幾個説是我朋友的人和我合股投資一個項目，我的資金按時到位，他們的資金説是買設備去了。後來拿回一張35萬元的設備假髮票。我派人到其中一個股東原來供職的公司去再訂購一合同樣型號的設備（我們的設備也是該公司經手的），報價是21萬。這種朋友，不知道該怎麼下定義。這樣的投資，對我來説，收穫的不會是金錢，是對人性的認識。
以我之見，官員下海，首先要過去掉官氣的關，要脱胎換骨，做資本的人格化。
第二種境界：奸商和匪商
商場，與其説是海，不如説是人性實驗室。人如化學物質，在常温常態下不會顯示其冰點、沸點或融點，不會顯示其酸鹼度或活性，也不會顯示它的分子結構。人也是這樣，在利益衝突烈度較小的情況下，也不會顯示他的德行，他的精神結構，他的靈魂潔淨度。化學物質到了高温高壓下，在催化劑的作用下，人到了利益劇烈衝突的商海里，其本性就顯現出來了，或酸或鹼，或忠或奸。
還要注意到化合反應，只有鑽石，才能在一般實驗條件下不和任何物質發生化合反應，能保持住自己的本質和特性。一般的物質，在高温高壓下和催化劑的作用下都會和與其接觸的不同物質發生化合反應，喪失自己的本性，變成了另外一種物質。氫和氧化合，成了水。碳和氧化合，成了氧化碳，可以消滅生命。
像化學物質一樣在人性實驗室裏顯示本來面目或變成一種人的人，我們見的還少嗎？這些人有的可以還原，有的再也不能還原了。在這些不能還原的人中，有一種就成了奸商。
這些奸商往往能夠成事。我在上海有個小公司，合作者之一是個在國有企業供職的老好人，姓A。他有個朋友，姓B，以前給他拾過包，後來給他當核心，再後來成了他的猶大。B某出身不好，前半生受舊體制之壓，有強烈的翻身慾望。他的才能頗受朋友圈推賞。A總為了他斥巨資和一家中央部屬公司合資在外省辦了個股份公司，B某的大哥還參了股。這家公司是這圈朋友的希望。公司在起步階段大家出錢出力出關系，公司在發展階段B某擺脱了朋友的參與，然後把公司的控制權送給上級公司換取更高級公司的總經理職務。
1997年，我在重慶做一個投資顧問項目，為一家集團公司談判收購一個上市公司控股權。談判接近尾聲，協議草案已經擬定。就在此時，在重慶碰到A某，他説動一家上海的上市公司前來收購我要代理收購的上市公司。他帶來了實權人物，一見到我，顯得無比喜悦，自稱是我的老朋友，一切問題都好商量。他本來是攔路打劫，但考慮到方方面面的關係，我還是同意他們參股收購，但我代理的公司收購的股權應是最大份額。他同意了。
我始料不及的是，當我請重慶主管部門的領導到上海和他們恰談最後協議時，B某鬼鬼祟祟地把重慶的主管局副局長請到密室協商，把我扔在一旁，再也不把我當“吳老師”看。一小時後，副局長出來了，把我叫到一邊，很為難地説，“B總説你同意他們控股，我説不可能。他們又想讓我們單方面同意他們控股，我也拒絕了。他們問我，如果給吳總一些錢和股權，吳總會為他們幹嗎？我知道你，我説不可能。B總就沒有談下去的興趣了。”副局長知道，他們不知道，人有些東西是絕對不能談判的，也絕對沒有價格的。
幸虧我成了副局長的朋友，不然我當時就翻了船。
也許，B某本來就是奸詐之人，以前只是沒有機會表現罷了；也許，商海競爭的壓力和渴望成功和翻身的慾望使他發生了化合反應，成了一個奸商。
奸商可能成功，但不可能成道。如果説，官商是走不出官場境界的話，奸商是走錯了商場境界。官商放不下舊我，奸商異化了自我。
但是，在商場上，大多數人，無所謂忠奸，他們只是瘋狂地追求金錢，只是把握不住追求金錢的正當或不正當的方式的界限，玩來玩去，把自己玩丟了。我有個記者朋友，她哥哥在遠洋船上工作，家裏人擔心他的安全，希望我幫他在岸上找個工作。最簡單的幫忙是在我公司工作。他給我的印象很耿直，也很誠實。後來，他看到我在上海的這家公司有點困難，採取腳踩兩隻船的策略：每週在原單位幹幾天，在公司幹幾天。不上滿勤，倒拿滿工資。公司負責人看他是我的關係，以為我知道，沒有跟我説。幾個月後，我才知道，讓公司給他發半工資。他不幹了，罵罵咧咧，要回原單位，拿着公司的一些東西和錢不歸還。當時，我上海公司的老總在外地出差，指示公司財務人員，那個人如果不歸還公司財物，最後一個月的工資就不給他。他當即給老總打了個電話，説了些哼哼哈哈的話，掛掉電話後，對財會説，老總在電話裏同意他先拿工資。他運用一個小技巧，拿走工資後，一去不回。
雖然不能説他恩將仇報，他倒真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從他自己的利益出發，他一定認為自己的行為是正當的。這正是商海里最容易發生的問題：每個人都以自己為出發點，想不到別人也會和他一樣。
匪商與奸商在道德上基本等價，在方法上有所不同，奸商運用伎倆達到目的，匪商有強制的傾向。匪商的道德規範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其行為規則是，做小事要有匪氣，做大事要有霸氣。來頭大的官員下海成為匪商的可能性比較大。匪商與奸商不一定是兩種人，只是兩種商境，同一個人可能先奸後匪，也可能先匪後奸。前些年，我的一個副手做了個項目，是一個小飯店轉租。對方用各種伎倆讓我們相信他，等預付租金打出後，才發現該飯店已列入拆遷計劃，我們馬上追討定金，找不到人了。經過調查，瞭解到此人是鎮江的一個官商，也是受別人騙投資了這個項目，錢收不回來。終於找到他後，他説那地方不可能拆遷，錢也不給退，有本事就去告吧。世上萬物相生相剋，滷水點豆腐，一物降一物。對付匪商，只有官方。正當我找到該市一把手干預此事時，我被上文提到的上司免了職。
吳稼祥家裏的書基本上是80年代開始買的（圖 | 外灘畫報）
第三種境界：縱橫商
這是我生造的詞，有縱橫家，並沒有縱橫商。縱橫家是戰國時期的國際謀略家，專以作局設套讓君主入局為生。商業大潮初起的那幾年，在商海里大展身手的縱橫家還真不少。我認識的一個人，在某市郊區買了數平方公里的地，每畝地價不到4萬。他以這塊地為由頭，編造了一個局，要搞什麼這個城那個城，併發起一個股份有限公司，那時正當股份公司熱，很快募集了數億資金。他自己的公司控股，但並沒有投錢。他把自己的地作價入股，每畝地作價38萬。這等於是把4萬元一畝的地在尚未付款的條件下轉手賣給了股東，漲價10倍。這是房地產證券化的天才操作。
我剛下海那幾年，到處遊學，學習經商本事，到處聽到這些作局故事。在下不才，跟着學步。在泰山腳下作了個局，圈下4平方公里的地，預售價很低，編了個故事，要建“泰山神秘國”大型旅遊項目。我當時被自己的故事感動了，要真幹，並非出虛招。我連聯合國秘書長和英國首相的題詞都拿到了。一個美國華僑商人為我投了250萬美金的啓動資金。
泰安市出了轟動全國的大案，對當事人是不幸的，其中有我的朋友，我也很難過，但對我作的局來説，卻是一樁幸事，這個項目我沒有再做了，即使做也是做不下去的，當時旅遊項目飽和，資金開始緊張。
縱橫商是商品經濟秩序完善以前的產物，是市場機會很多、社會資源配置很不合理的產物。作局，是社會資源快速組合的一種非常規方式，但組合不等於財富生產，如同縱橫不等於治國一樣。用縱橫方式拔地而起的大公司，如果不能把作局的狂熱轉變成做事的執着，能長久的沒有幾個。我的一個朋友説過一句經驗之談，他説：“作局不能成大業，公司的資本原始積累和經驗原始積累都是不能逾越的。”不錯，人只能管好他自己掙來的而不是圈來的錢，沈太福要早點明白這一點就好了，就不會當市場經濟的“烈士”了。
第四種境界：士商
我所説的士商，是士魂商才的簡稱。士商，是最高的商業境界。一個人既有傑出的商業才幹，又有士大夫般的高貴靈魂，才能稱為士商。
環顧一下週圍，老實説，能稱為士商的人還真不多。我有幾個商界朋友倒很接近這個感覺。王總，名牌大學畢業，曾在中央某大報供職，他和好友一起募集資金創辦了一家投資公司，朋友做老總，他做副總。老總對他在北京的經營業績頗有忌憚，設局害他，而他還在董事會上為老總辯護。他代理總經理後，公司發展迅速，資本運作精彩。有一天，他請我吃飯，説有事求我。其實，平常都是我有事求他。我在最困難的時候，他資助我3萬元錢，讓我安心寫作；我創辦翰林閣圖書公司時，他又投資30萬，不管不問。見面後，他説他的董事長遇到了麻煩。董事長是某省保險公司老總，上級保險公司對他失去信任，免了他的職，能否找到人幫他申訴一下，有個説法，有個安排。
這不是買賣，純粹是人情。他這樣做，從經營的角度看，是很傻的。原董事長下台了，繼任者對前任總有戒心。一個下屬為前任鳴屈，要冒風險，風險多大，要看新董事長的心胸。此舉，讓我看到了他的士魂。
還有個朋友張總，原是中央國家機關的局級幹部，為了守護自己的良心，自己謀生。人一下海，一般的趨勢都是錢越來越多，朋友越來越少。而他，下海後，錢和朋友都增加了，最讓我欣賞的是他的心態，總是那麼平和，那麼寧靜，什麼時候都那麼神定氣閒。和他相處不累，不必有心機，不必按贏利的可能性決定是否和他見面，或思忖如何交談，也不必擔心在談話中泄漏商業機會。有事找他，他總能竭盡所能幫忙。我開了個書店，他因此多買了不少書。他的辦公室像書齋，他的氣質像學者。他一邊經商一邊研究並寫作，憂國家之憂，他不久前出版的論著，探討的是國家現代化。
士商是非定型的商人，是可士可商的人。他像鑽石一樣，不和別的物質發生化合反應，他可以與黃金、鉑金、白銀配對精製成人間最美的珍寶，但他絕不喪失自己，絕不找不回來自己。他像風一樣，可以出入各種境界，但他不會變成境界本身。他人生的追求，不只是成功。錢是他人生的工具，不是目的。在商，他是資本的人格化，出商，他是他自己，是高貴的人。
我在本文裏談論了四次活法，也是人生的四種境界。四種境界要過的關不一樣，在底層，要過貧賤關；在頂層，要過權勢關；在密封罐裏，要過清閒關；在商場，要過金錢關。過不了關，就會陷落在那種活法裏。一輩子過不了關，一輩子只能活一次。死於貧賤，毀於權勢，病於清閒，滅於金錢的人，難道還少嗎？
人活着，都想多獲得；很少人想失去，即使是堆在樓道里一輩子也不見得會用一回的舊鞋。但是，只有敢於失去的人，才有機會多活一次。獲得的東西越多，活的次數反而越少。你看那抱着黃金沉到水底下的人，是半次也不能多活的。
1998年11月9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