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的背後：被忽視的女性在這場運動中扮演什麼角色？

撰文丨新京報記者 宮照華

隨着二十世紀後期新自由思潮的興起和進一步的個人解放，“垮掉的一代”化身為其他的表現形式，在新一代年輕人的行動中走向了另一種意義。這短暫的一代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印象深刻的作家：凱魯亞克、肯·克西、金斯伯格……然而——為什麼馳騁在公路上喝酒寫詩的都是男性？那些在小説裏經常出現的女性，又在這場運動中扮演着什麼角色？

母親與家庭的影響

“垮掉的一代”恰好出現在時代交替的夾縫中，當凱魯亞克和金斯伯格拉開了嚎叫的序幕時，性解放還沒有到來，美國的女性運動也沒有到來，相反，當時的美國社會還陷入了保守氛圍中，金斯伯格的詩集剛剛寫完，就因淫穢色情等原因被查封為禁書。就連當時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家和批評家，都沒有表達任何對“垮掉的一代”的支持，而且還覺得他們充滿危害。

卡羅琳·卡薩迪

凱魯亞克等人自然不會在乎那些知識分子毫無生氣的評論，他們用平民的語言寫作，描寫街頭男女的對話與尋歡作樂的場景，可是街頭的底層市民也對“垮掉的一代”並不買賬——他們的生活是粗俗的，但嚮往的審美目標卻是《紐約客》。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境塑造了“垮掉的一代”的孤獨，也讓凱魯亞克等人長期對文學道路陷入了自我懷疑。這個時候，願意追隨這羣人的，都是為他們的人格魅力着迷，或極具勇氣與叛逆心的女性——即使她們知曉跟隨這些顛沛流離的傢伙絕對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電影《在路上》劇照。

先從母親這個家庭角色説起。“垮掉的一代”中的幾個主要人物都對母親有着不弱的依賴心理。《在路上》中的凱魯亞克極盡瀟灑之能事，自由旅行，無拘無束。但在去年發現的一份手稿中，呈現了凱魯亞克瀟灑背後的一面，在這封信中，他要求自己的母親趕緊給自己匯一筆50美元的資金，否則，“您的兒子就不能認識更多的漂亮女友，也無法住上更好的公寓”。喬伊斯·約翰遜回憶中的凱魯亞克喜歡深色頭髮的女人，但在一次旅行中，凱魯亞克既沒有帶深色頭髮也沒有帶金髮女郎，而是帶着灰白頭髮的母親進行了一場詭異的“在路上”。

艾倫·金斯伯格的母親給他帶來的困擾更大，他時常接到醫生的電話，被告知母親的精神狀態並不穩定，需要做腦部切除手術之類的建議。興許是贍養母親，承擔家庭責任這些事情在他們身上增添了太多負擔，讓“垮掉的一代”中的許多人對於未來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家庭責任避之不及。同時，這些事情也給他們帶去了難以消磨的陰影。在金斯伯格的母親做完手術後，她的暴力行為沒了，但記憶和性格也沒了，淪為植物人一般的呆滯。金斯伯格的後半生都為此而懊悔，也堅定了金斯伯格絕對不放棄個性、閹割自身靈魂的決心。對年輕女孩來講，與這些人成為情侶或夫妻，意味着無限的風險與不穩定。後者是她們所追求的生活狀態，而前者帶來的只有痛苦。

拒絕所有負重的作家們

在“垮掉的一代”所流傳的軼事中，最具爭議的是威廉·巴勒斯與妻子瓊·巴勒斯的故事。瓊幾乎不睡覺，二十四小時都靠毒品來維持神經的興奮。即便如此，巴勒斯夫婦還是認為美國的法規管束太多，於是搬到了當時的法外之地墨西哥。在一次聚會中，瓊想要讓丈夫當眾展示湛的槍法，就把一個酒杯放到了腦袋上讓巴勒斯射擊。然後，射偏的巴勒斯打爆了她的頭。

瓊·巴勒斯

打爆妻子腦袋這件事情讓巴勒斯陷入了訴訟糾紛，他懊悔不已。但除此之外，他還有一點慶幸——因為殺死妻子這件事情讓他得以從家庭中解脱出來。另外一位以死亡終結故事的女性是愛麗絲·考恩。追求自由與野性的愛麗絲有着多位伴侶，既有男性也有女性，後來，她在同樣追逐野性與幻覺的艾倫·金斯伯格身上發現了近似於迷幻的共鳴。不過，在金斯伯格的心裏，愛麗絲只是個短暫的情人，在一段情緣過後，金斯伯格並沒有給予愛麗絲更多的回應。1962年，在留下了一首詩歌后，愛麗絲選擇了自殺：

另外，尼爾·卡薩迪的妻子卡羅琳也屢次陷入崩潰自殺的危機中。在與卡羅琳結婚後，卡薩迪又擁有了新的情人，還提出了和對方結婚，然後每年在兩位妻子那裏各度過六個月生活的建議。而在凱魯亞克身上，他所做的最過分的一件事情是在女友比莉·荷莉黛懷孕並生下孩子之後，他竭力證明那孩子並不是自己的骨肉，而是女友和某個波多黎各人出軌的結果，最終甩掉了所有養育的責任。這件事情，喬伊斯·約翰遜《小人物》中寫到荷莉黛的深膚色孩子的確是波多黎各人的血脈，而比爾·摩根在《垮掉》中則寫道這只是凱魯亞克為逃避責任而找的藉口。

喬伊斯·約翰遜

只能選擇“玉米餅”的時代

無論事實真相如何，毫無安全感、煎熬、痛苦都是當時與“垮掉的一代”結交的女性們的主要情感經驗。除了他們過度的放浪形骸之外，這種痛苦也有着時代限制的原因：當時在美國，同性戀被視為一項禁忌。

在“垮掉的一代”中，威廉·巴勒斯和艾倫·金斯伯格都有同性戀的傾向。而在金斯伯格身上，醫生給出的建議是讓他多和女性發生關係，發掘樂趣，以此來治癒“不合理的”性取向。巴勒斯知道了這件事情後，立刻給金斯伯格寫信，認為他應該正確看待自己。在信中，巴勒斯將女性比喻為玉米餅，將男子比喻為牛排，“不管我吃了多少玉米餅，我仍然想要牛排”。寄出去之前，巴勒斯的妻子瓊還閲讀了這封信，然後對巴勒斯説，反正你現在只能靠玉米餅活着。

只能選擇玉米餅的時代讓“垮掉的一代”中的男男女女都變得無所適從。在這場運動中，女性是他們的靈感源泉——但也像靈感一樣轉瞬即逝。無論是巴勒斯還是金斯伯格都無法公然面對自身的情感。再加上他們對根系、束縛、思想規則等事物的厭棄，令他們難以忍受任何看起來可能成為負擔的事情——哪怕是應盡的責任。這些反饋在女性的身上，則讓她們變得看起來只是“在路上”跑車裏的順風乘客。

在喬伊斯·約翰遜的《小人物》中，她描述了很多女性人物。她們大都畢業於美國高等院校，熱愛文學。她們受到了凱魯亞克、金斯伯格等人魅力的吸引，才更堅定地拋棄了平庸生活。她們帶着永恆愛情的幻想，卻發現在那羣人的心裏只有短暫的激情。

《小人物》，喬伊斯·約翰遜著，李蘭譯，大魚文庫丨湖南文藝出版社2020年6月版

而且在當時，美國女性剛剛擁有獨立工作與生活的權利，她們還無法實現更多的理想。就像爬山，開車遠行的時候，也必須要有一個主導的男性，而她們則只能跟隨主導者的高度與遠方。

儘管她們的命運令人遺憾，但也正因為這些投身於“垮掉的一代”的女性，它才從文學團體轉變成有更強社會影響力的運動。正如喬伊斯·約翰遜在書中所寫的：

作者丨宮照華

編輯丨安也

校對丨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