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來聊一聊“不忍心”。
當代人入世做事有一個問題，那就是隻關注一些外部因素，比如學歷、專業技能、工作經驗、人脈等等，而忽略了內在心性的修養。
當然，關注這些沒有錯，因為這些因素對於人在社會上生存是至關重要的。
但在關注這些外在因素的同時，還應該關注一下內在心性的修養，甚至內在心性的修養的關注度是應該要高於外在因素的。
因為行為來自我們心念的發動，我們任何一個起心動念的時刻，其實就已經在間接的影響社會了，所以社會能否和諧穩定的發展，其實也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我們每一個人心性的善惡。
而且，越是這些硬實力強的人，其心性的發動對社會產生的影響也就越大。
比如一個尋常老百姓對於社會產生看法，那麼最多是發發牢騷。但若是一個政府官員的看法呢？那麼很可能就要左右政策了，任何一個政策的制定，哪怕制定流程再嚴謹客觀，也難免會融入一部分制定者的主觀意識。
很多時候，問題就出在了這部分主觀意識中了。所以，個人心性的修養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其對於社會的影響是根源性的。
這個問題在封建帝制時代十分明顯，這一點孟子自然也是意識到了的，故而他提出瞭解決方案：“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先説説什麼是“不忍人之心”，“不忍心”我們都知道，比如孩子犯了錯，但我們憐愛孩子，下不了狠心去指責她，這種心理就叫做“不忍心”。
孟子説“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對別人不忍心這種心理人人都有。
我們注意孟子在“不忍心”中加了“人”，即“不忍人之心”，為什麼要這麼説？
因為孟子認為人與生俱來的只有對人的“不忍”之心，對物其實沒有。
就如孟子之後舉得例子，我們看到了一個孩子掉進了井裏，我們第一反應就是得救他。
這種反應不是因為有利於我們，不是因為要討好孩子的父母，是本能之心。但如果是老鼠、蟑螂這些動物掉進井裏人們可能便沒有這種反應，所以孟子認為人只有對人的“不忍心”才是人皆有之。
孟子講將這種心擴大化，帶着這種心理去為政，也就是由“仁心”推廣出的“仁政”了，這樣天下百姓受到愛護，自然也就擁護君王，天下便可以治理好了。
緊接着孟子由“不忍心”進行具體性發揮，提出了後世儒學非常推崇的“四端”，即仁之端“惻隱之心”，義之端“羞惡之心”，禮之端“辭讓之心”，智之端“是非之心”。
“惻隱”就是憐憫、心疼，看到別人遭受苦難心理感到難過。
“羞惡”就是感到羞恥、慚愧。
“辭讓”就是一種禮節，比如跟別人一塊走到門口，一擺手來一句“您先過”，這就是“辭讓”。
“是非”顧名思義辨別對錯是非，但這其中就產生了很多誤解。
所謂“是非”，不是指人天生便具備了明辨是非的能力，而是具備去學着明辨是非的能力，有了這種能力我們便可以在人倫世界中找到方向，通達人倫世界的是非之道。
聊到這裏，我們暫且打住去討論一個問題，那就是這些“心”真的是與生俱來的嗎？
這個問題自宋代之後，儒者們便普遍是持肯定觀點的。他們的理由正是孟子舉出的那個看到孩子掉井裏會不由自主去救的這個例子。
這種觀點自宋代理學家確立開始，歷經明代理學、陽明學時期，直到今日，大部分學者都是持肯定觀點的，而且每逢説起“不忍人之心”或是“四端”，學者們依然在以這個孩子掉井裏的例子來論證。
但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關於這個問題，除了孩子掉井裏這個例子之外，是否還有別的例子可以來論證呢？
而相反如果説這些“心”都是與生俱來的，那麼便應該是人人都具備的。
但現實中確實也存在一些心狠手辣、鐵石心腸之人，比如戰爭年代，一些喪盡天良的士兵以殺人為樂，刀挑孕婦，他們也有“不忍人之心”嗎？
又如年幼的嬰兒，白紙一張，看到孩子掉井裏也會不忍心想要去救嗎？幼兒孩童裸身玩耍並未感到“羞惡”，小夥伴爭搶玩具並未顯示出“辭讓”，更不用説什麼“是非之心”了。
這又該如何解釋呢？
所以顯然，若是如此思考，那麼恐怕此心與生俱來的觀點便站不住腳了。
那麼，問題出在了哪裏呢？
其實，自宋代開始，理學家們就產生了一個認識偏差，那就是將“不忍人之心”劃歸為了“天命之性”的形而上範疇了，認為“不忍人之心”即是天道在人之個體上的特性體現。
宋代周敦頤一篇《太極圖説》重新構建起儒家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間的橋樑，被認為是找回了失傳五百多年的正統儒家的衣缽。
又加上唐宋時期佛家心性學觀點的強烈衝擊，以致後世的理學家們便一心認定自性本足，只知在形而上的領域做學問，而忽略了後天形而下的人道問題，誤會就是從此處開始的，而理學家們的學問越談越空，其病症也正在於此。
實際上，正統儒家確實是有自己形而上的天性本體論，這一點在《周易》以及孟子的老師子思所著述的《中庸》中論述的非常清楚。
但儒家大部分學養問題都是在形而下的人倫之道中探討的，儒家更重視後天人倫世界的教化問題，這一點是一定要明確的。
之後孟子講：“凡有我四端者，知皆擴而充之矣。”這句話是有隱藏含義的，“凡有我四端者”那就代表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我四端”，“四端”哪來的？依靠“知”擴充而來的。
之後孟子又説：“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不論什麼人，有沒有“四端”，能否感受到“不忍心”，但凡找到了擴充的基點，那麼就好比有了火種或是泉眼，只要維繫住，總會擴充開來的。
依舊回到小孩掉井裏這個例子，為什麼我們看到小孩掉井裏會想要去救？
我們自己是人，孩子也是人，我們懂得愛自己，擴而充之也就有了愛別人的念頭，我們自己害怕掉井裏，那麼也同樣害怕別人掉井裏。有了這種感覺，便實現了“擴而充之”。
而如果繼續擴大這種情感，下次便不僅僅看到人掉井裏會感到不忍，見到小貓、小狗掉進井裏我們便也會覺得“不忍心”，若再繼續擴充，或許對老鼠、蟑螂也就有所不忍了，這就有佛家慈悲之心的味道了，這也就是突破了“不忍人之心”的侷限了。
對於這種正向的擴充基點我們不妨稱之為“向善”。
以此基點持續不斷的擴充，我們的心也就越來越善，心善一點，距離儒家“仁”的境界便近了一步，當心中達到純粹至誠，那麼也就接近“仁”的境界了。
而相反，為什麼會有人喪盡天良沒有了人性呢？
人心性品德的修養其實便如同逆水行舟，人身處社會時刻都在受到社會風氣的影響而在形成習氣，這種影響人性的社會風氣便如同水流。
而“向善”之心便是逆流而上的動力之源，人若是沒有這個動力之源，那麼哪怕沒有“向惡”之心，也是在漸漸倒退的。
當退到了一定程度，人心會完成受到習氣侵染，變得麻木，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感受不到“惻隱”、“羞惡”等等感受了。
所以，基於上述討論，便可以很清楚的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不忍人之心”以及由此具體化出來的“四端”，應當歸屬為形而下的人倫之道。
它們是澄明本性在後天人倫世界中交錯練達而擴充出來的。
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也就找到了心性修養正確的方向。要回歸生活，在生活中時刻關注內心，對於任何一絲“四端”之心、“不忍人之心”，都要好好去體會一下，把它抓住並且擴大。
這與“坐談心性”的“假把式”不同，如此得來的是實打實的真功夫，而且功夫非常簡單明瞭，在任何時候都不會過時，值得當代的我們好好思考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