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5月17日報道 《日本時報》網站5月12日發表一篇文章,揭露了西方媒體駭人的雙重標準。作者是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戰略研究教授、柏林羅伯特·博施研究所研究員布拉馬·切拉尼。全文摘編如下:
在報道任何大規模悲劇時,新聞界的一項基本規則是顧及受害者和悲痛者的感受。兼為國際媒體的西方媒體通常在國內遵守這一規則,但在報道非西方社會的災難時卻置之不理。
對印度災難性的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的報道就是一個適例。西方媒體中充斥着屍體的照片和在某個西方國家發生類似災難後通常不會展示的其他畫面。僅歐洲和美國就佔全球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的大約一半,但西方媒體並未展示這些地方的可怕場景。
即使在美國和歐洲疫情最嚴重時,電視攝製組闖入急診室去報道醫生和護士是多麼不堪重負也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媒體卻向世人播放了印度醫院內的此種場景,毫不關心這種侵入行為會如何影響生死攸關的決定。電視記者蜂擁進入失去至愛親人的印度家庭,把他們的私人悲傷變成供西方人消費的公開場景。
同樣是這些媒體,在報道本國的悲傷場面時,卻要謹慎得多。例如,在報道為埋葬紐約市疫情初期激增的新冠肺炎死者而挖掘墓地時,使用的是霧氣瀰漫、種着一排排樹木的曠野這種經過淨化的圖片。相比之下,印度在大流行中的經歷將以柴堆焚屍這種令人不安的形象為世人銘記——西方媒體在世界各地播出了這些畫面。在這種報道中,完全被忽視的一個事實是,展示燃燒着的柴堆這種可怕畫面是對這種在印度非常私密的事情的一次荒唐且極其無禮的入侵。
這不是西方媒體第一次在報道國外災難時不顧及他人感受。在報道2011年福島災難時,與更聳人聽聞的輻射泄漏相比,受害者被視為次要問題。西方的報道也充斥着文化和種族刻板形象:留下來處理事故核反應堆的工作人員被稱為“核武士”、“活人獻祭”和“執行自殺式任務的核忍者”。
西方媒體對非洲採取類似態度,將非洲描繪成一個野蠻人成羣、災難無休止發生以及極少有人快樂微笑的大陸。2014至2016年席捲幾內亞、利比里亞和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疫情最終導致約11325人死亡,即兩年間的死亡人數與僅3個月前美國兩天最高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數大致相當。
儘管如此,西方媒體對埃博拉疫情的報道都是關於裹屍袋、傳統哀悼方式和西非葬禮的。2015年普利策專題攝影獎授予一名為《紐約時報》跟蹤報道收屍人並記錄下西非人的苦難、死亡和絕望的所謂“自由攝影記者”。
誠然,西方媒體不應被視為鐵板一塊——事實上,是英美媒體占主導地位。西方媒體也不反對對國內的壞消息進行聳人聽聞的報道。但總體模式是明確的:西方媒體對其他地方的悲劇的報道往往宣揚文化刻板形象並侵犯隱私和尊嚴,而這些行為在它們國內是不被接受的。
這種雙重標準具有重要影響。占主導地位的西方媒體如何呈現新聞影響着世人的認知。正如埃博拉疫情所顯示的,聳人聽聞的畫面和故事讓我們以為,發生了一場比實際情況更嚴重或更廣泛的可怕悲劇。在冠狀病毒迅速變異併產生危險的新毒株之際,我們迫切需要關於這些問題的更負責任、更顧及他人感受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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