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德國社民黨領導的三黨聯合政府將於8日宣誓就職。而作為德國準外長的貝爾伯克近期接連放話，要把人權放在德國外交的中心位置，並稱在與中國和俄羅斯打交道時會採取更強硬的態度。她還呼籲歐盟27個成員國要對華採取一致政策。因此有人擔心：德國新政府會放棄“默克爾時代”的務實態度，放大意識形態因素嗎？中德各方面合作還能否繼續，中歐關係是否會被帶偏方向？
一直以來，中德的務實合作都是中歐乃至中國與西方合作的典範，尤其是默克爾執政期間，雙方建立起了良好的互信和穩定的關係，而且實現了互利共贏。當然，近年來中德的競爭面開始增多，合作與競爭並存逐漸成為一種常態。但在德國國內，一部分人確實對中國抱有負面情緒，甚至於超出了正常的範疇。究其根源，在於這些人的“三觀”。
首先，是世界觀。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西方正在失去原來一直熟悉甚至掌控的體系，這引發了其自身極大的焦慮，將崛起的中國視為“修正主義者”，但東昇西落漸成現實，無論其願意接受與否。
其次，是人生觀，或者説是發展觀。面對變局，最需要的是調整心態主動適應，與時俱進，而非一味甩鍋，不願走出自己的舒適空間。西方更應考慮的是如何利用好中國發展帶來的機遇，在競爭中不斷提升自己，而非被有些人帶偏，一味地叫嚷強硬。畢竟，保護主義和冷戰思維解決不了什麼問題。
再次，是價值觀。西方有其值得驕傲的歷史文化，但世界上並非只存在一種價值觀。如果始終抱着“落寞貴族”的心態大談所謂正統，那麼受傷的恐怕只能是自己。無論是歐債危機中歐元區中的南北矛盾，還是現如今老歐洲和新歐洲的東西矛盾，都在反覆説明一點，歐洲要想“一刀切”是行不通的。德國這位準外長的言論恐怕連歐盟的其他成員國都不見得能接受，又如何能強求中國？
事實上，中德合作的大局並不取決於小部分人的思維，更不會受制於個別政客的一時之言。
第一，中德合作的利益仍在。無論是聯盟，還是夥伴，決定國與國關係最重要的還是利益。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的數據， 2020年中德貿易額高達2121億歐元，在疫情下逆勢增長3%，佔到了中歐貿易總額的1/3還多，中國亦連續五年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雖取代德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製造業國家，但雙方在很多層面仍然有較強互補性，特別是中國不斷擴大的中產羣體提供了一個不斷成長的巨大市場，僅是德國汽車恐怕就很難在其他地方找到這麼大的潛在客户羣。
第二，對華關係並非德國當前最迫切的優先事項。新冠疫情第五波正在肆虐，德國已經成為歐洲的重災區之一，累計感染超600萬，病亡超10萬。抗疫才是新政府的重中之重。除了疫情之外，此次德國大選民眾普遍關心的社會公正問題，也是擺在新政府面前的一道難題。面對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和持續高企的通脹，復甦經濟、保障民生才是新政府更應關心的。不可否認的是，無論是抗擊疫情還是復甦經濟，都需要與中國展開更多的合作，而不是更少。
第三，德國對華政策並非由某個人決定。此次的德國新政府由左翼的綠黨、中左的社民黨和右翼的自民黨組成，這個三黨聯合大政府，是在各方政策主張互相妥協下才得以組閣。雖然貝爾伯克主領外交部，但她本人抑或是綠黨並不能完全左右外交政策。尤其是作為總理的朔爾茨，在外交上具有最終的決定權。而眾所周知，德國社民黨對華一向主張更多對話而非對抗。
最後，某一個國家不能完全代表歐盟對華的聲音。歐盟是一個由眾多主權國家組成的聯合體，本身就具有二元權力結構，這就決定了歐盟機構和成員國都會發揮各自的作用。德國雖經濟實力在歐盟成員國中居首，但也只是一體化的發動機之一而非全部。強化意識形態因素的言論或許會得到歐洲某些親美人士的追捧，但並不見得符合歐盟的整體利益。而且，各個成員國的利益考量也是不同的。
目前德國正從選舉政治重回日常狀態，某些政客或許出於黨派利益言辭尚顯突兀，但我們應認識到這並非主流，因此除了要聽其言，之後更要觀其行。誠然，中德乃至中歐之間確有一些分歧要面對和處理，但合作大局依然還在，這一點並不會隨着某些人的一廂情願而改變。（王朔，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