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經濟學人》8月20日文章，原題：尼爾·弗格森談為何美利堅帝國不會和平終結 “民眾仍然矇昧無知……而他們的領導人為尋求選票，不敢讓他們醒悟。”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在《暴風前夕》中這樣描述一戰的勝利者。他痛苦地回憶起當年“拒絕面對不愉快的事實，渴望受歡迎和選舉成功，不考慮國家的切身利益”。如今，美國讀者目睹了美國政府不光彩地從阿富汗撤軍，聽着總統拜登奮力為他所製造的邪惡混亂辯護，也許會發現丘吉爾對兩次世界大戰間的英國的一些批評雖然逆耳，但並不陌生。
從一個世紀前的英國看美國
用耶魯大學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的話説，英國的心態是國家精疲力竭和“帝國過度擴張”兩者結合的產物。自1914年，英國經歷了戰爭、金融危機和1918-1919年西班牙大流感。堆積如山的債務給經濟前景蒙上陰影。儘管英國仍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已不再無人能及。一個高度不平等的社會刺激左翼政客要求財富再分配，許多知識分子更進一步，擁抱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英國老牌政治階層傾向於忽視日益惡化的國際形勢，其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地區受到威脅。以國際聯盟為基礎的集體安全體系正在崩潰，只剩聯盟作為四散的帝國資源的補充，其結果是一個災難性的失敗。英國的經驗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美國實力的未來？美國人更喜歡從本國曆史吸取教訓，但將這個國家與前任霸主對比可能更有啓發性，因為今天的美國在許多方面都與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國相似。近幾十年來，預言美國衰落的書籍和文章非常多，“衰落主義”成為陳詞濫調。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緩慢、漸進衰落更糟糕的命運。
相似點之一：如山的債務
首先是如山的債務。一戰後，英國公共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從1918年的109%上升到1934年的近200%。美國聯邦債務雖然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卻相當。今年它將達到GDP的110%，甚至比二戰後的峯值還要高。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這個數字將超過200%。
今天的美國和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的重要區別是，美國債務對利率變動的敏感性比過去的英國高得多。另一關鍵區別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實際利率在上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實際利率預計在2027年轉為正值，並在本世紀中葉穩步上升至2.5%。如果利率上升，美國的債務將要支付更多利息，從而擠壓其他聯邦預算，特別是可自由支配的支出，如國防支出。這便是癥結所在。20世紀30年代，丘吉爾最關心的是政府始終拖延、而非積極重整軍備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軍國主義政府日益咄咄逼人的行為。綏靖派一個主要論點是，財政和經濟的限制，尤其是經營龐大帝國的高昂成本，使得快速重整軍備變得不可能。
相似點之二：相對的衰落
相對衰落是另一個相似之處。據經濟歷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在產出方面不僅被美國（最早於1872年）超越，還被德國（1898）和蘇聯（1930）趕超。今天的美國也面臨類似問題：經濟產出相對下降。在購買力平價基礎上，中國的GDP在2014年就趕上了美國。以美元為基礎，當前美國經濟仍然領先，但差距預計會縮小。今年中國以美元計算的GDP將是美國的75%左右。到2026年，這一比例將達到89%。而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尋求在許多國家安全應用技術領域趕上美國，這也不是什麼秘密。
美國對於中國政府的情緒在過去5年顯著惡化，但這似乎並未轉化為積極應對中國軍事威脅的公眾情緒。英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軟弱主要來源於知識階層對帝國以及更廣泛地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叛，丘吉爾回憶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隊的辯題：“我方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寫道：“在英國，人們很容易對此一笑而過，而在德國、蘇聯、意大利、日本，對於英國頹廢墮落的想法根深蒂固並左右着許多考量。”
相似點之三：不再熱衷於帝國，卻難全身而退
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再熱衷於帝國。然而，帝國依然存在。誠然，美國少有真正的殖民地，但其軍事存在幾乎和過去的英國一樣無處不在。美軍遍佈150多個國家，在本土外部署約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認為擺脱它會更容易也是一種錯覺。這是英國曆史上的教訓，美國人需多加註意。拜登欠考慮的阿富汗撤軍決定，只是美國總統想減少海外承諾的最新信號。奧巴馬開始了這一進程：過於匆忙地從伊拉克撤軍，並在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特朗普的“美國優先”主義，只不過是出於同樣衝動的民粹主義版本。
問題在於，從全球主導地位上撤退很少是一個和平的過程，本月阿富汗大潰敗很好地説明了這一點。不管如何措辭，宣佈放棄耗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即使是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新保守主義傲慢的鼎盛時期，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弱點：人力短缺、財政赤字、注意力不足以及歷史赤字。
這些絕非英國帝國主義的赤字。另一個比財政赤字更深刻的區別，是美國的淨國際投資頭寸（NIIP）略低於GDP的-70%。NIIP為負意味着外國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美國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英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NIIP仍是正值。出售剩餘的帝國儲備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方式之一。美國這個大債務帝國卻沒有相應的儲蓄。只有通過向外國人出售更多國債，它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主導地位的成本。這是超級大國地位的一個不穩定基礎。
丘吉爾並不是説，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的崛起是不可阻擋的，英國註定要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上世紀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是可以避免的。近年來，美國領導人變得過於熱衷於夢想，從小布什領導下新保守派的“全方位主導”幻想，到特朗普臆想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隨着另一場全球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一個丘吉爾深有體會的事實了：帝國的終結很少是一個沒有痛苦的過程。（作者尼爾·弗格森，劉德譯）
來源：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