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下午，北京下了一場暴雨，圓滿完成鄭州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任務返京的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姜利，看到了雨後難得的彩虹。從這一天開始，她又要進入14天的集中隔離期。
在這一年多時間裏，身為“重症八仙”中唯一的女性，姜利也和其他7位重症醫學專家一樣，多次應召出征，雖然8個人再未有機會同框出鏡，但他們經常會在不同的抗疫一線小規模相聚，攜手在當地救治重型、危重型患者。
姜利參加新京報2021年大國匠心致敬禮。新京報資料圖
棘手的鄭州疫情充滿挑戰
今年7月31日，剛剛經歷了洪澇災害的鄭州市，又突然出現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這一次的疫情，發生在作為境外輸入定點收治醫院的鄭州市第六人民醫院，也是一家綜合性三級甲等傳染病醫院。傳染病合併新冠肺炎，導致了鄭州疫情中患者的治療更加複雜棘手。
在第一批感染、傳染病及感控專家抵達之後的第二天，姜利被緊急派往了鄭州。這一年多以來，姜利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緊急出征。從8月3日到8月26日離開，她在鄭州待了三週多。
這次的感染患者中，包括了艾滋病患者及結核病患者。“據我們最後粗略統計，新冠肺炎患者中，超35%合併了慢性傳染性疾病。”姜利説。
和歷次任務一樣，進入定點醫院後，姜利和其他幾位專家就開始摸查患者的基本情況，從裏面挑出可能會發展成重型的患者。姜利説，重型患者一般在診斷的第二週左右出現，病情開始加重，數量也開始增加，越往後面發展重症醫生的擔子越重。但幸好，第一批被判定有可能發展為重型的患者，被提前送入了ICU，而這也是歷次疫情以來，重症醫學專家們總結出來的有效經驗。
由於鄭州疫情的特點是患者合併症多，姜利與其他專家組的專家們每日在各個病區進行多學科會診，克服諸多困難，完成了全部患者轉運工作和重症患者的篩查預警，短時間內建立起有效的工作流程，並在臨時組建的ICU裏和當地ICU的醫護人員一起，完成了近30例重症患者的治療工作。
救治工作取得喜人進展的同時，姜利的身體在高強度工作之下也發出了“報警”。由於肩頸出現了問題，她不得不戴着頸託、貼着膏藥，咬牙堅持在一線工作。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管向東教授告訴新京報記者，因為姜利的帶病工作，加上重型患者增多，重症專家人手不夠，他從張家界被緊急調往了鄭州支援。管向東抵達鄭州時已是8月16日，此時的局面與此次疫情初期相比，已經步入正軌。與姜利會合後他開玩笑地説：“多虧你們，我來了已經是天堂。”
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右）。受訪者供圖
ICU裏的暖心事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ICU病房充滿了冰冷的儀器，但在重症醫學人的心裏，它應該是有温度的。無論是在新疆、鄭州，還是其他地方抗疫，身為女性的姜利，體現出女性細緻、温柔的一面，去温暖“冰冷的ICU”。
在鄭州疫情中，患者羣體中有病情輕重不同的一家人。“鄭州疫情中一些比較重的結核病患者需要家人照顧，而支援的醫護人員是逐步調派，並非一開始就全部到位，所以在人力有限的情況下，請他們的家人也進到ICU，一方面能照顧生活起居，還能夠聊聊天，減少患者因住在ICU而產生的焦慮”。姜利説。
就這樣，即便不是重型患者的家庭成員，也作為陪伴者被安排進入了ICU。而在普通病房，也會盡力將一家人調整到一個病區治療，讓分開的家人在一起，這是每天的早交班中專家們要完成的重要內容之一。在姜利看來，這樣暖心的小細節安排，在精神上給了患者很大的鼓勵。
其實，這樣的做法此前在新疆烏魯木齊就曾實踐過。但姜利也強調，這僅僅是特例，在人手有限的情況下，與其照顧不周，不如找個“幫手”，“我覺得這個決定蠻對的。”姜利説。
走出武漢至暗時刻，“重症八仙”小範圍團聚
與此後的抗疫經歷相比，姜利把武漢抗疫早期比做最黑暗的時刻。但也正是有了那部分經歷，為以後抗擊疫情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2020年1月25日，姜利出發前往武漢。上一次參與抗疫，還是2003年的SARS疫情，近20年過去了，剛到武漢的姜利連防護服都不太記得應該怎麼穿，現學現用後，便在時任北京協和醫院內科重症醫學科主任杜斌（現任副院長）的帶領下，一腳踏入了金銀灘醫院南六病區的ICU病房。“滿眼都是紅色報警，所有機器都在發出最刺耳的報警聲。”
金銀潭醫院是一家傳染病醫院，儘管在當時擁有不少呼吸機、高流量氧療，稱得上“土豪”，但由於從未帶動過如此多台呼吸機和氧療儀，氧壓不夠，導致機器此起彼伏地報警。姜利回憶，之後沒多久，醫院的院子裏便豎起了幾個大氧氣罐，氧壓問題總算是解決了，在後面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是靠這種方式來應對的。
此外，看護重型、危重型患者真正需要的是ICU專業醫護。“這部分人員在當時嚴重匱乏，無論是在數量還是比例上，遠遠滿足不了需求。”姜利説，此後隨着支援的醫護人員越來越多，大家逐步摸索出了治療規律，國家版指南也一版接一版推出，武漢逐漸走出了至暗時刻。
武漢重型患者清零後，“重症八仙”先後撤離，2020年4月27日，姜利返回北京，而這，並不是結束。
一個多月後，姜利又出征了。2020年6月，北京新發地暴發新冠疫情，姜利與杜斌、北京朝陽醫院副院長童朝暉在地壇醫院會合。“重症八仙”中的三人在地壇醫院再次並肩作戰，也讓他們又有了一個別稱——“地三鮮”。“去了這麼多地方，幹得最輕鬆的一次就是在地壇醫院，咱北京的醫院得誇誇。”姜利説，北京地壇醫院的這支隊伍，從武漢疫情開始就一直在工作，防疫等機制也一直在運轉，等到新發地疫情暴發時，已經運行得非常高效。
此後，姜利又參與了烏魯木齊、石家莊、青島、鄭州的抗疫，每一次出征，都可能遇到“重症八仙”中的其他人，自新冠疫情以來，他們更多的時間放在了支援各地抗疫之上。
“在一個地方還沒把椅子坐熱乎，又出發了。”從疫情初始至今，姜利已有兩百多天處於外出狀態。“我希望快點回到正常的工作生活狀態。”姜利內心所想，也是每一個人所願，希望新冠疫情早日過去，一切回到正軌。
新京報：如何看待“重症八仙”這個稱呼？
姜利：“重症八仙”其實只是ICU人的縮影，在那樣的艱苦環境下我們依然在堅持，具體是哪幾個人不重要，體現的是歷次疫情中重症醫生的作用，象徵意義更多一些。
本版採寫/新京報記者 王卡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