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多地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然而，有部分企業卻利用延長工時、剔除福利待遇等變相稀釋勞動者最低工資。這一顯然違反勞動法及最低工資標準相關規定的行為，為何存在？記者調查發現，企業違法成本低、勞動者維權成本高，或許是問題關鍵。（3月25日《工人日報》）
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最低工資標準的政策，企業肯定不敢明目張膽地違反，然而，一部分企業利用延長工時、剔除福利待遇等，變相稀釋了勞動者的最低工資。這種做法侵犯了勞動者合法權益，但維權難又讓很多被侵權的勞動者無可奈何。筆者認為，絕不能允許企業“稀釋”最低工資，必須強化監管紓解維權難，採取一些硬舉措擠掉最低工資的“水分”，讓廣大勞動者真正成為最低工資標準的受益者。
最低工資保障制度，是指國家通過立法形式確定最低工資標準，來保障勞動者獲得最低的勞動報酬，以滿足其自身及其家庭成員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種法律制度，屬於兜底性保障。最低工資標準，一般採取月最低工資標準和小時最低工資標準形式。月最低工資標準，適用於全日制就業勞動者；小時最低工資標準，適用於非全日制就業勞動者。各地社會經濟發展不一樣，根據當地的生活及消費水平等制定的最低工資標準也不一樣。為保障最低工資保障制度的落實，各地不僅出台地方性相關規定，還及時對外公佈最低工資標準，讓廣大勞動者心中有數。
面對最低工資標準的“紅線”，企業顯然不敢觸碰。一般而言，根據相關規定，用人單位支付給提供正常勞動的勞動者工資，在剔除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後，不得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但一部分企業並不怎麼做，利用延長工時、剔除福利待遇，或將包吃包住等費用也算進了最低工資，這樣算起來，勞動者的工資表面上看似不低，或許會高出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但擠掉不該包含的所有“水分”後，實際上低於“最低”。也就是説，最低工資被企業變相“稀釋”了。而勞動者想要維權，卻舉步維艱，一方面，因不清楚最低工資標準到底包含哪些收入，也拿不到相關證據來維權；另一方面，維權成本較高，勞動者也沒有時間和精力，來與企業進行“拉鋸式”維權。
最低工資被“稀釋”，勞動者維權難現象，也助長了企業的違法行為。因此，遏制這種勞動違法行為，僅僅靠勞動者自身維權的力量，顯然是不現實的。擠掉最低工資“水分”，得有硬舉措才行。其一，人社、勞動監察等部門，必須強化對用人單位的勞動用工監管，敦促嚴格按照最低標準工資執行，嚴禁任何形式的“稀釋”，對違反規定的，責令限期補發所欠勞動者工資，並根據規定按所欠工資的1至5倍支付勞動者賠償金，讓其“偷雞不成蝕把米”；其二，各地各級工會、法律援助等組織，應當積極主動作為，針對企業的勞動違法行為，及時幫助勞動者收集固定證據和維權，並免費提供法律援助，以減少勞動者的維權成本，紓解維權難。其三，勞動者也要增強法治維權意識，學法用法，堅決抵制企業的各種勞動違法行為，使企業沒有勞動違法的操作空間。
總而言之，最低工資標準，是為低收入羣體兜底的保障性“奶酪”，用人單位千萬別動。期待用人單位都能嚴格遵守勞動法規和政策，讓最低工資真正成為沒有“水分”的乾貨。（作者系天府評論新聞觀察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