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下旬以來發生在河南等地的罕見特大暴雨帶來了較大的人員與財產損失，應對過程中得到的經驗教訓值得總結。無論是面對新冠疫情此類的健康危機，還是面對暴雨這樣的極端天氣災害，我國城市應急治理體系經受了考驗，同時也暴露出了短板，未來城市安全風險治理需要做到“軟硬兼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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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忽略存量財富損失以及災後重建過程中的次生風險問題
此次河南等地水災帶來的直接財物損失超過1100億元，損失規模較大，但由於GDP本身是一個流量概念，統計口徑是經濟的新增產值，因此伴隨災後重建追加投資GDP增速或會有所提升。從經驗上看，一般受災地區災後的經濟增長速度是明顯加快的，比如汶川地震後三年內四川省的GDP平均增速在15%左右。
不應忽略存量財富損失以及災後重建過程中的次生風險問題。考慮到GDP產出有一部分屬於存量損失的彌補部分，較高GDP增速下的實際正面影響將打折扣。災後重建過程中也應重視次生災害的發生，特別是公共衞生風險問題。
加強對於極端天氣常態化的相關研究
我們應加強對於我國北方極端降雨增多常態化、趨勢化的研究。我國北方因降水量較少，氣候問題主要表現為乾旱問題，長期以來“抗旱”思維大於“抗洪”思維。但是隨着氣候變化，近幾年北方地區的雨水量明顯增加。此外，西北地區也是受氣候變化影響的主要地區，沙漠在不斷消退，這一方面與防風沙植樹造林有關，但也離不開北方氣候變得更為濕潤這一事實。從氣候變化角度來看，河南特大暴雨給我們敲響了警鐘，需要儘快加強對於北方地區洪澇頻率上升以及烈度增強的研究。
極端氣候頻發不僅值得北方地區警惕，南方地區特別是長江中下游地區也需要重視。東南沿海地區自古以來頻受颱風的影響，為此對於颱風的預警和應對有着成熟的經驗。在應對台風“煙花”的過程中，東南沿海地區預警和應急調動工作非常得力，從而將經濟與人員損失降到最低。但是氣候變化也會使得東南沿海地區的降水進一步增加，尤其特大型城市在“熱島效應”“雨島效應”的催化下高強度降雨頻率或出現趨勢性地增加。三峽大壩建成後對長江上游庫容的調節，使得長江中下游地區面臨洪澇災害的風險大大降低。但當前極端天氣發生的可能性有所提高，其所造成的影響將是此前的災害所不能比的，因此當前需要在全國範圍內強化城市應對洪澇災害的研究。
應對極端天氣災害需要補齊硬件基礎設施的短板
考慮到極端氣候頻次和烈度均有所上升，一次損失或能承受，但多次打擊將對城市發展造成嚴重的阻礙，為此災後重建應當提高海綿城市建設的標準，有預見性地考慮相應基礎設施的承載力，特別是考慮到後續極端天氣出現的頻率有可能會增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持續加快，城市的“鋼筋水泥化率”不斷提高，地面上的基礎設施基本上達到現代化的標準，但地下的基礎設施建設的水平難以評估，所以當前需要全面排查全國各地地下基礎設施的情況，按照現代化標準強化地下基礎設施的建設。
災後重建需要從加強應急設施投資，增加應急實物儲備等方面加強硬件設施供應水平。災後重建必將帶來一些新投資，為此新投資需要弱化簡單重複的投資，注重城市發展區域調整和產業格局調整相結合，加強對於城市應對極端天氣災害、公共衞生災害等城市應急治理方面的投資。當前經濟與科技的發展使得人們較少直接面對自然災害的衝擊，應急實物儲備也易出現短缺的情況。過去我生活在長江沿岸，為了防範突發的洪水，幾乎每家每户都預備了一隻船。但現在一旦出現極端天氣事件，我們只能依賴國家和社會的救援力量，很難第一時間組織應急物資進行自救。所以災後重建過程中一定要注重電力設備、抗洪物資、醫療物資等應急設施的儲備與供應，避免應急救援無米下炊。
提高應對極端天氣災害的“軟實力”
需要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強化：
一是進一步完善應急響應機制和法律法規體系。當前紅色預警後的制度響應機制存在很大的問題：紅色預警後經過層層報批後需要領導批示，如果這個領導因種種原因不能及時出具意見，那麼就會錯失應急的關鍵時間窗口。所以現代化的應急體系並不能過於依賴個體，一旦達到某一層級預警，在應急響應機制下整個應急體系就應立刻行動。
二是做好物資的儲備和保障。各類應對災害的儲備應做好區域內佈局，包括城市間的佈局以及省際間的佈局。
三是重視社會組織在應急管理中的作用。過去我國在救援中政府主要統籌政府力量特別是軍事力量，隨着經濟的發展，社會組織在救災過程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由於信息不對稱，社會組織的作用未能充分發揮，未來在信息方面應加強與社會組織的溝通。
四是注重核心資源的保障。當前我國幾乎所有的公共管理系統、經濟運行系統都與電力相關，但是對電力系統的過度依賴同對電力的保護是不匹配的，電力系統一旦出事，整個城市基本停擺。所以未來要保留傳統的一些應急體系作為安全墊，應急電力等核心資源需要加強保障。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 毛振華（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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