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造福生活，有必要打孩子嗎？為了滿足我們對公平、希望、安全和正義的需要，有必要殺掉另一個人、轟炸另一個國家，或者在我們已經經歷痛苦時看到另一個人感到痛苦嗎？”這是非暴力溝通國際中心的認證培訓師、紐約非暴力溝通住宿集中培訓中心創辦者簡·馬蘭茨·康納，非暴力溝通國際中心的認證培訓師、合作溝通中心（原布魯克林非暴力溝通）的創辦者和主管戴安·基利安在《非暴力溝通·詳解篇》後記中向所有人發出的疑問。
曾寫下《非暴力溝通》的馬歇爾·盧森堡説：“我們處於這樣一種狀態——最佳保護措施就是和我們最害怕的人進行溝通，別的辦法都沒用。”卡爾·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在他的短詩《選擇》中也生動形象地表達出這一點。
舉起緊握的拳頭準備好，
伸出張開的手掌等待着。
選擇：
我們的會面要麼是這樣，要麼是那樣。
那麼，一個非暴力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的？以下內容節選自《非暴力溝通·詳解篇》，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非暴力溝通·詳解篇》，[美]簡·馬蘭茨·康納、戴安·基利安著，華夏出版社2021年4月版。
原文作者丨[美]簡·馬蘭茨·康納
戴安·基利安
摘編丨安也
棍棒石頭可以打斷我的骨頭，而話語從來都不能傷害我。
——兒歌
人們第一次聽到“非暴力溝通”這個術語時，可能會感到驚訝和困惑。我們習慣於把暴力視為一種身體上的強制力，想到溝通（僅指語言溝通）具有攻擊性會令人感到困惑。事實上，溝通往往被視為代替暴力的一種選擇。為了避免身體衝突，人們通常會在戰爭或採取行動之前嘗試談判。比如警察（理想情況下）看到武裝犯罪分子，會在開槍之前説：“別動！放下槍！”如果家長看到他們的孩子打了小夥伴或者用暴力搶走玩具，可能會提醒孩子“好好説話”。就像一首兒歌裏説的，“棍棒石頭可以打斷我的骨頭，而話語從來都不能傷害我”。
但我們都知道，暴力的語言會帶來很多傷害和痛苦。雖然這種傷害也許不是身體上的，但我們的思想和話語預示了我們可能採取的行動。如果我們對另一個羣體或個人存有批評性的想法或印象，身體暴力或破壞性行為就很容易發生。
如果思考一下身體暴力及其產生原因，在每種情況下，也許你都會首先指責一種身體行為或刺激——“他先打我的”或者“他半路攔住了我！”但如果你進一步思考，你會發現一個人真正動手之前，甚至在意識到報復行為發生之前，話語或思想要出現得更早：“你怎麼敢！”“真是個混蛋！”“我會給你個教訓。”暴力行為產生於這樣的自我對話之後。
當雙方產生對人類之間連接和理解的裂痕時，就更可能出現身體暴力
暴力最廣泛的定義是對人類之間連接和理解的破壞。當雙方產生這樣的裂痕時，就更可能出現身體暴力。相反，如果我們對別人抱有愛和關心，我們最不希望發生的就是他們遭受痛苦、經歷傷害。雖然我們可能無法投入同樣的精力和注意力去關心和愛所有人，但是學習怎樣慈悲地與他人建立連接有助於在發生衝突時解決問題，以及促進更深入的理解。
電影《叫我第一名》（2008）劇照。
非暴力溝通需要我們改變思維方式，對一項影響人類文化數千年的基本假設提出質疑：將人與事劃分為“正確的”或“錯誤的”。按照這種思維方式，有些人是好的，有些人是壞的；有些人是聰明的，有些人是愚蠢的；有些人關心他人，有些人麻木不仁。這種正確—錯誤的思維方式，出現在我們社會中每一個層面上：漫畫書裏的英雄和反派戰鬥；電視和電影裏警察要抓“壞人”；喬治·W.布什總統發動伊拉克戰爭時多次提到“邪惡軸心”。暢銷的保險槓貼紙上寫着“卑鄙者令人作嘔！”這個説法假設有些人是卑鄙的，有些人是正派的，而且還藴含着潛台詞，那就是刻薄的人永遠都是卑鄙的。卑鄙就是這些人的本性。如果是這樣的話，何必為他們費心呢？按照這種想法，應該對卑鄙的人避而遠之，甚至控制或懲罰他們。
電影《追捕野蠻人》（2016）劇照。
誰是正確的？誰是錯誤的？誰值得同情、理解和支持？誰應該被排斥、評判、懲罰、解僱、處決或進攻（發生在國與國之間）？我上大學時，一連幾個小時和同齡人討論這些問題。我們討論人際關係、家庭和政治，希望能理解這個世界和人們做出的選擇。即使到了今天，我也對這些問題充滿興趣。我希望能理解造成某種情況的原因，知道誰應該對此負責。我希望獲得信息、瞭解情況，能在這個世界上擁有安全感，相信這裏存在責任、重建、希望和改變。我知道我在這方面並不孤單。“懺悔”類脱口秀和《法官朱迪》這類司法劇的流行，證明了人們在解決問題的時候，以及理解這個世界、我們自己和周圍人的時候，仍然抱有正確—錯誤的思維方式。
這種想法有着悠久的傳統（至少在西方是這樣），是西方主流文化規範和信仰的核心。按《舊約》所述，人類歷史最初就起源於此：亞當和夏娃被逐出天堂（受到懲罰）是因為他們犯下了錯誤。根據沃爾特·温克的説法，這種贖罪暴力的神話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候，即約公元前1250年的巴比倫創世故事，之後所有關於懲罰性暴力的神話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這個神話至今仍對美國文化有很大的影響，幾乎影響了美國社會所有的制度、信仰和實踐。人們認為這種事情是正常的、明擺着的，並且就是事實。温克指出：“（一個）故事如果經常被人講述，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被證實，那麼它就不再是一個傳説，而會被視為現實本身。”
所以，如果正確—錯誤的思維方式如此流行、如此普遍，並且已經延續了數千年，那我們為什麼還要做出改變？很明顯，這種思維方式滿足了某些需要，能為我們帶來一種安全感、意義感、公平感和秩序感。這是一種做出選擇、分辨價值的有效方法。而且我們十分熟悉這種思維方式，覺得它讓我們舒適放鬆，甚至可以説這種思維方式是人性的本質。
人類行為是不穩定的，主要取決於我們對自己的處境有何想法
但正確—錯誤的思維方式會削弱人類之間的連接，使我們彼此分離，也使我們與自己分離。就好像在沙灘上畫下一條線：你要麼站在我們這邊，要麼與我們對抗；要麼清白，要麼有罪；要麼值得獎賞，要麼應受懲罰；要麼得到拯救，要麼受到詛咒。這意味着以固定的眼光看待人類及其行為，否定了生活和人類經歷的複雜性。根據這種思維方式，“壞”人總是做“壞”事，“好”人或“正義”的人必須阻止或控制“壞”人。這種觀點混淆了一個人的行為（他選擇的具體行動）與這個人本身是個什麼樣的人。如果有的人本質就是邪惡的，那學習、連接、慈悲或改變又能有什麼作用？正是這種思維方式導致了各種形式的衝突和暴力。
泰國動畫短片《吵架的父母》截圖。
實證研究描繪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畫面，表明人類行為是不穩定的，我們的行為主要取決於我們對自己的處境有何想法。如果我們周圍的環境和文化條件允許，我們都有可能做“壞”事。例如，有超過90%的大學生承認做過可判處重罪的行為（例如破壞他人財產、向未滿18歲的人提供非法藥物或者盜竊他人物品）。當向學生們提問，如果100%保證不會抓住，他們是否會犯下各種違法行為時，有很多學生説自己可能會偷竊、作弊，或者讓曾經傷害他們的人受到身體傷害。事實上，如果你想讓別人作弊，只要好處足夠多、被抓住的可能性足夠低，就能做到。
正如作家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觀察到的，我們人類唯有靠正當理由才能活着，即使只是把一杯水端到我們嘴邊。博爾赫斯的意思是，我們所做的事情都有其理由。特定環境和我們的需要，而不是我們本質上是什麼人，決定了我們將採取的行動。比如，我們完全可以確定絕大多數人痛恨吃人肉。但如果發生意外被困住，要麼餓死，要麼吃掉死去同伴的屍體，你可能就會選擇吃人肉。有詳實的文件記錄了曾經有人做出過這種選擇，當時發生了攀巖事故和飛機失事。如果你反思一下自己曾經做過而現在感到後悔的事情，很可能會發現是當時的某種需要或重要的價值觀促使你做那些事情，即使你對這一選擇或其產生的影響並不完全滿意。
研究也表明，正確—錯誤的思維方式是當今社會的準則，與早年人類以慈悲和連接為基礎的生活完全不同。裏恩·艾斯勒（Riane Eisler）在《聖盃與刀刃：我們的歷史和未來》一書中闡述了近期的研究證據，描繪了現代人類出現以前的歷史，那完全不同於人們對拿着木棍的穴居人的刻板印象。歷史學、人類學和考古學資料表明：不應將原始社會中的人，比如班布蒂人（BaMbuti）和昆格人（Kung），描繪成抓住女人的頭髮把她拖走的好戰穴居人形象。現在看來，舊石器時代是一個非常平靜的時期。事實上，人們對早期人類社會普遍具有侵略和暴力的印象，更多的是我們把當前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進一步延伸所產生的結果，並不能準確描述早期人類的實際生活方式：
舊的觀點認為，最早的人類親屬關係（以及後來的經濟關係）是從男人狩獵和殺戮發展而來的。新的觀點認為，社會組織的基礎來自母親和孩子的分享。對於史前時期，舊的觀點是男人是獵人勇士，新的觀點則是男人和女人都通過人類特有的能力支持和改善生活。
生物學和認知研究證實了這一觀點：所有的哺乳動物，尤其是人類（我們的大腦新皮質更發達），“容易產生同理心的這種特質根植於我們的生物學特性中”。例如，新生兒“能分辨出其他新生兒的哭聲，也會用哭聲回答”；幼童“看到另一個孩子很痛苦，往往會不安地皺起眉頭，可能會過去和他分享玩具、給他一個擁抱，或者把他帶到自己的母親那裏尋求幫助”。
正確—錯誤的思維方式的侷限性在於，它會傷害我們天生的同理心，削弱我們對自己和他人的慈悲之心。這會使我們難以專注當下，無法把注意力放在具體的需要和處境上，使我們看不清自己可以做出的完全符合我們價值觀的選擇。它也會使我們實現共同設想和創造美好世界的可能性變低。在本書中，我們將探討怎樣用不同的方式進行分析，專注於感受和需要，從而使我們更全面地理解人類行為，促進更好的慈悲和連接，為了關懷人類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這種方法以同理心和慈悲為基礎，可以改變我們與自己和他人的關係，讓我們更接近於艾斯勒所謂的“以夥伴關係為基礎”的文化，“讓我們的世界從爭鬥不斷轉變為和平共處……讓衝突不再是破壞性的，而是建設性的”。
也許人們唯一允許甚至期望男人們表現出來的感受是憤怒
我們以怎樣的方式進行溝通，才能在避免評判和責備的同時，表達和分享我們對其他人言行的感受，以及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看到了什麼？同理心連接的核心要素在於覺察我們自己和他人的感受。同理心的定義就是“理解並體會他人感受”的能力。同理心的英文empathy的詞根pathos來源於希臘語中的“感受”一詞。同理心連接意味着“對別人感同身受”，心胸開闊，站在別人的角度上理解他們的觀點，即使只是暫時的。
雖然體驗感受的能力使我們具有關鍵的社交技能，但大多數人並不習慣關注自己的感受，除非我們接受過這方面的某種培訓（例如情商培訓）。我們在這方面疏於練習。例如，每天有多少次有人問你“你好嗎？”當你遇到鄰居、同事或朋友時，都可能被問到這個問題。就像大多數人一樣，你很可能隨便回答一句：“很好。”“挺好的。”“非常棒。”“還不錯。”但這些回答都不是感受，與我們的真實感受相比，這些就像摩爾斯電碼或速記，不能為我們提供多少信息。也許只有被醫生、諮詢顧問或最親近的人問到這個問題時，我們才會給出完整準確的回答。但即使與我們最親密的人交談，我們可能也不願展示所有的體驗和感受。在我們的文化中，我們不習慣談及自己的情緒。我們被教導要“禮貌”，要記住“言多必失”，不要想當然地認為別人對我們或我們關心的事情感興趣。我們學會了謹言慎行、深藏不露。我們把感受和無力、脆弱聯繫起來，而不是與力量、內在根基、覺察、足智多謀聯繫起來。
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在西方，至少從理性時代開始，隨着實證科學的發展，感受被視為主觀的和不可信的。別人告訴我們要“動腦筋”而不要情緒化。哲學家勒內·笛卡爾（René Descartes）認為，我們的存在源於我們的思考能力：“我思故我在。”有人告訴我們，如果我們相信什麼事情，尤其是看法或感受這種主觀的東西，那麼我們需要“證明它”。邏輯思維，比如數學方程式，確實可以寫下來一步步驗證。然而，我們如何驗證人類的情感和感受？如果我們從科學的角度理性看待這個世界，感受幾乎毫無價值。
電影《追捕野蠻人》（2016）劇照。
尤其對於很多男人來説，感受在很大程度上是個未知而危險的區域。在成長過程中，男孩們被要求“像個男子漢一樣”、“只有娘娘腔才哭”。男人不應該有什麼感受，尤其是悲傷、恐懼或脆弱。也許人們唯一允許甚至期望男人們表現出來的感受是憤怒。美國得克薩斯州的一位非暴力溝通培訓師艾克·拉薩特（Ike Lasater）説，學習非暴力溝通之前他能覺察到自己產生的感受只有好、壞以及憤怒。如果有人問他對什麼東西有何感受時，他的回答要麼是“好”要麼是“壞”。而“好”和“壞”可以代表很多不同的體驗。事實上，這兩個詞指的根本不是感受，而是表示贊同或不贊同的形容詞。
雖然社會更容易接受女性表現出自己的感受，但她們表現出來的東西仍然不受重視。歷史上，女性一直因為人們期待她們展現出的特質而受到歧視。英語中的hysteria（歇斯底里），也即“狂野，無法控制的激動或感受”，源於希臘語中表示子宮的詞hystera，暗示女人容易變得歇斯底里。一般而言，女性的特徵是過於情緒化、缺乏理性和不穩定，是“兩性中的弱者”。幾個世紀以來人們都告訴女人，她們不適合從事很多職業，包括司機、醫生、士兵和科學家。當然，女性已經在所有這些職業中證明了自己。例如，從統計數據上看，女司機的事故發生率比男司機的要低。然而，正如英國第一位女首相“鐵娘子”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這個典型代表所表現出來的，女性如果想要成功，往往還是會表現得強硬、“頭腦清醒”和冷漠。
對於感受的這種看法在英美文化中尤其明顯。法語中表示感受的詞sentiment不是貶義的。表達感受在法國社會中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人們希望發生的。在英語中，sentiment（感受）與sentimental（多愁善感）源於同一個詞根：裝模作樣、反應過度、膚淺和陳詞濫調。我們會聽人説“不要太敏感”，不要“反應過度”。我們不應該“敏感”（覺察自己的感受以及我們目前有何體驗），而是應該臉皮厚一點，面不改色，隱藏情緒。我們仿效的歷史英雄是朝聖者、開拓者和牛仔，全都是那種堅強、沉默、適應性強、堅韌不拔的人。現代的英雄人物同樣強大而無情。比如體育明星和參加《倖存者》節目的人，他們身上受人推崇的往往是極強的忍耐力和用“精神力量戰勝物質問題”的能力。同樣地，城市“幫派”文化也是冷酷無情的。
在我們的快餐文化中，我們習慣於積極主動，以結果為導向。我們追求效益和即時結果。如果有什麼事情是“錯誤”的，尤其是不愉快的、緊張或痛苦的，我們就想要個解決方案，而且是現在、馬上就要。就像換個電視頻道或者吞下一片止痛藥，我們試着“修復”這些感受，告訴別人和我們自己應該和不應該有怎樣的感受：“克服它。”“忍一忍。”“控制住自己。”這樣做的話，我們就無法充分理解自己所產生的感受及其產生原因。
本文選自《非暴力溝通·詳解篇》，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丨[美]簡·馬蘭茨·康納、戴安·基利安
摘編丨安也
編輯丨張進
導語校對丨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