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有1/4老年人對智能科技“無感”，和孫輩同住更易感知科技發展紅利

七普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為26402萬，佔總人口的18.7%，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達19064萬，佔總人口的13.5%。兩者分別超過聯合國劃定的人口老齡化國際標準線8.7個百分點和6.5個百分點，且已接近深度老齡化水平。因此，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促進人口均衡發展已成為不可忽視的重大問題。復旦大學任遠課題組開展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社會調查，並對老年人對於當下智能化社會的適應性進行了調查分析。

針對“各種互聯網信息化應用使您的生活更加方便還是不方便了？”這一問題，對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調查後，並在分析年齡、性別等基礎變量對老年人智能科技使用效果感知的影響基礎上，結合問卷中其他相關問題，如“老年人與（孫）子女的同住情況”、“老年人學習智能科技的態度”等，進一步分析發現，六成以上老年人認為智能科技的應用讓生活更方便，但是仍然有4分之1的老年人認為智能科技的應用對生活並未帶來什麼影響。

一、老年人口對智能科技使用效果的感知情況

為便於分析，我們將互聯網等信息化應用歸納為智能科技。調查數據顯示，老年人口中有66.35%的受訪者認為智能科技的應用使生活更加方便了，有7.79%的受訪者認為智能科技的應用反而使生活更加不方便，另有25.86%的受訪者認為智能科技的應用對生活並未造成什麼影響。

由此可見，已有超過半數的老年人接入、使用過智能科技，並感受到智能科技對生活帶來的便利，這至少從一個側面説明我國在智能設備的投入和覆蓋方面都產生顯著效果。但仍有33.65%的老年人可能面臨數字鴻溝問題，認為智能科技的應用對生活帶來了反向影響，這或許是由於部分設備和軟件存在操作困難、適老化程度低等問題，導致老年人出現接受和使用障礙。

此外，調查數據還顯示有25.86%的老年人認為這些互聯網應用並未對生活產生影響，這顯然不符合人們對信息社會的普遍感知。

隨着移動互聯網的深入發展，“互聯網+政務服務”、“互聯網+批發零售”、“互聯網+金融”等跨界融合產業與服務正蓬勃興起並深刻重塑着社會生活。那麼，為何仍有超過1/4的老年人沒有感受到智能科技對生活的影響？是否這部分老年人根本未曾使用過這些智能科技呢？

圖1 老年人口對智能科技使用效果的感知

二、不同社會人口學特徵下老年人對智能科技使用效果的感知差異

（一）不同年齡段老年人對智能科技使用效果的感知差異

從表1可知，不同年齡段老年人在智能科技使用效果上存在顯著差異，年齡越大的老年人對智能科技使用效果的評價越差。

其中，認為互聯網等信息化應用使生活“更加方便”的人數隨着年齡的增長逐漸下降。例如在60-64這一年齡段中回答“更加方便”的人數比例達79%，但到了80歲及以上這一年齡段，其比例則下降到了41.75%。相應的，認為“沒什麼影響”的人數則隨着年齡的增長逐漸上升。從60-64年齡段的15.18%上升至80歲及以上年齡段的47.42%，與“更加方便”的比例差也從63.82%變為-5.67%。

此外，回答“更加不方便”的人數雖未根據年齡增長呈線性增長態勢，但除了70-74歲年齡段老人比65-69歲年齡段老人略有下降外，其餘在總體上均呈上升趨勢。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或許是隨着年齡增長，人們對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會有所下降。

智能科技是老年人在青年時期未曾接觸過的產品，對於老人而言屬於全新事物，因此在“接入-使用-反饋”中難免會出現許多感知障礙。為此，社區社會組織和志願者應給予老年人更多的指導與幫助，警惕越來越多的老年人淪為“數字難民”。2021年5月在浙江省網絡社會組織聯合會和杭州市公安局聯合指導下推出的“藍馬甲”行動或許就是一種有益嘗試。

（二）不同性別老年人對智能科技使用效果的感知差異

數據顯示，男性老人中有67.9%的受訪者認為智能科技使生活更加便利了，另有7.38%和24.72%的老人分別認為智能科技對生活帶來了不便或是沒有什麼影響；而女性老人中分別有64.98%、8.15%和26.87%的受訪者認為智能科技使生活“更加便利”、“更加不方便”與“沒什麼影響”。

由此可見，性別對老年人智能科技使用效果的感知差異沒有顯著影響，但總體而言男性對智能科技的正面評價要多於女性。究其原因，或許是因為女性更多將時間和精力用在家務等傳統勞動方面。

根據《中國時間利用調查研究報告》顯示，女性總勞動時間明顯高於男性，其中，女性無酬勞動的日均時間達3.25小時，男性卻只有1.10小時。而退休後，老年女性用於家務等無酬勞動的時間將進一步增加，這使得老年女性沒有過多時間使用互聯網等信息化應用，也並不經常依賴這些智能科技。

（三）不同文化程度老年人對智能科技使用效果的感知差異

文化程度差異將顯著影響老年人對智能科技使用效果的感知。

數據顯示，老年人文化程度越高，越能感受到智能科技對生活帶來的便利。在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的人羣中，只有0.66%的人認為智能科技會對生活帶來負面影響，而在小學及以下學歷的人羣中，卻有34.48%的人對此持負面態度。

此外，接受正規教育將顯著提升老年人對智能科技使用效果的感知評價。在小學以下文化程度的人羣中，只有不到半數的老年人感受到智能科技帶來的紅利，其中，僅接受過私塾、掃盲班教育的老年人回答“更加方便”的比例為48.11%，而小學文化程度的老人回答“更加方便”的比例則達到58.64%，上升了10.53個百分點，這是所有其他文化程度未能達到的比例差。由此説明，雖然文化程度越高，掌握互聯網等信息化應用的可能性越大，但小學文化程度就能帶來顯著的感知成效，這就凸顯了加大老年人互聯網培訓的重要性。

圖2 不同文化程度的老年人對智能科技使用效果的感知

（四）不同居住地老年人對智能科技使用效果的感知差異

七普數據顯示，中國居住在鄉村和城鎮的人口比例分別為36.11%和63.89%。雖然中國城鎮化率較十年前已有大幅上升，但仍有超過5億人口居住在農村。城鄉二元體制帶來的城鄉公共服務、教育資源等的不均等都將對城鄉居民的經濟社會生活帶來顯著影響。

分析顯示，不同居住地老年人在對智能科技使用效果的感知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居住在農村的老年人中有47.26%的受訪者認為智能科技不能給生活帶來便利，而居住在城鎮與城市的老年人中分別只有36.3%和23.78%的老年人否認智能科技帶來的便利。

表1 不同社會人口學特徵下老年人對智能科技使用效果的感知差異

三、家庭同居成員差異對老年人智能科技使用效果的影響

是否與（孫）子女同居將影響老年人對智能科技使用效果的感知。

在本文的分析中，筆者將同兒子、女兒、兒媳、女婿、（外）孫子和（外）孫女中任何一方或以上親屬同居的老人歸納為“和（孫）子女同住”，將其他受訪對象歸納為“不和（孫）子女同住”。

數據顯示，不和（孫）子女同居的老人中有65.19%的人認為智能科技能給生活帶來便利；和（孫）子女同居的老人中，有67.51%人認為智能科技能給生活帶來便利。

因此，和（孫）子女同居的老年人比同居成員中無（孫）子女的老年人更能感受到智能科技給生活帶來的便利。原因或許是（孫）子女能給老年人傳授更多使用互聯網應用的方法技巧，老年人也能從（孫）子女日常接觸智能科技的過程中發現科技發展帶來的紅利。

圖3 是否與（孫）子女同居對老年人智能科技使用效果的影響

四、智能手機使用情況對老年人智能科技使用效果的影響

是否使用智能手機會顯著影響老年人對智能科技使用效果的感知。數據顯示，使用智能手機的老年人中有85.12%的人認為互聯網等信息化應用能給生活帶來更多便利；而未使用智能手機的老年人中則只有35.1%的人肯定互聯網等信息化應用給生活帶來的便利，兩者間的比例差達到50.02%。

如今，不管是就醫配藥、購物支付還是交通旅遊、參政問政，互聯網等信息化應用已深刻影響着人們的衣食住行與各項社會生活。在“您日常生活中使用智能手機嗎？”一問中，尚有37.36%的老年人不使用智能手機，其中又有超過半數的老年人認為智能科技並未對生活帶來什麼影響，有13.66%的老年人表示智能科技使生活更加不便利。

究其原因，或許是因為這部分老年人使用的還是簡單、機械的老年機，導致他們要麼不曾接觸過數字化應用和服務，要麼在“享受”遠程醫療、手機叫車等智能服務時“處處碰壁”，從而對互聯網等信息化應用產生誤解，甚至會激起牴觸情緒，在數字鴻溝中越陷越深。

圖4 是否使用智能手機對老年人智能科技使用效果的影響

五、不同智能科技感知情境下老年人學習智能科技的態度差異

本文將老年人對智能科技的感知情況與“您是否希望獲得電子產品和互聯網應用知識的培訓？”這一問題相關聯，試圖進一步探究老年人在智能科技使用中能否產生良性循環效應。

圖5 不同智能科技感知情境下老年人對智能科技培訓的態度

研究數據表明，認為智能科技給生活帶來便利的老年人中，有65.35%的老年人表示希望獲得智能科技培訓；認為智能科技使生活更加不方便或沒什麼影響的老年人中，分別只有40.30%和24.27%的老年人希望接受智能科技培訓。

心理學中的羅森塔爾效應指出，當對某一事物持積極正向的期望時，將更有可能收到正向的反饋效應。當老年人發現智能科技能夠對生活帶來更多便利時，將增強對智能科技的期望，進而更渴望學習並接受培訓，形成對互聯網的持續使用意願。

而那些認為智能科技使生活更加不便利或沒什麼影響的老年人，則會降低對智能科技的效果期望，進而更排斥學習和培訓，並逐漸形成固定思維，排斥各類互聯網應用。當兩類羣體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數字鴻溝就不僅存在於老年人羣和年輕人羣之間，還會橫跨於老年羣體內部。

因此，從應用源頭上遏制這一效應的蔓延，就需要設備生產商和設計者研發更多適老化產品和應用，使更多老年羣體感受到智能科技給生活帶來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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