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馬克西姆•克雷洛夫:俄日關係中會有哪些積極因素

由 都超英 發佈於 綜合

2020年8月31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與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舉行最後一次電話會談。即將離任的日本首相熱情洋溢地談到其與俄羅斯總統的友誼,普京則高度評價了安倍對俄日關係發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需要承認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即安倍執政期間俄日兩國接觸的確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取代安倍晉三擔任日本首相的菅義偉在遵循前任路線的同時,也表達了“努力推動俄日關係全面發展,包括簽署和平條約”的意願。

2020年幾乎所有雙邊接觸都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暫停,但如今已很清楚,無論第二次這種雙邊接觸的激增,還是俄日關係中的顯著突破,基本上都不可能了。瞭解安倍後俄日關係將如何發展,就要對其一些基本特徵進行描述。從日本的角度看,與其鄰國韓國和中國相比,這一點最方便。

首先注意到的是,俄日關係相對平靜,與起伏不定的日中和日韓關係形成鮮明對比。最後一次局勢發展至日本召回駐俄大使的明顯衝突發生在2010年。那出鬧劇是由於時任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訪問南千島羣島引起的。此後,兩國關係趨於穩定,未再惡化。東京與北京的關係同一時期則從2012年大規模的反日遊行示威發展到2018年雙方發表夥伴關係聲明。一向冷淡的日韓關係近4年來則經歷了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第二個方面是領土爭端。嚴格講,日本與所有鄰國都存在此類分歧,包括東京未與之建交的朝鮮。然而,俄日爭端有着獨一無二的特點。首先,俄羅斯是與日本就爭議領土問題開展談判的唯一日本鄰國。其次,圍繞南千島羣島問題的情感背景或許無法被稱之為完美,但也無法與中日領土爭端和日韓領土爭端中導致雙方單邊外交的公開敵對情緒相提並論。

最後,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只有俄羅斯,領土爭端才是與日本雙邊關係中的主要問題。

俄日關係的第三個特點是與日韓和日中關係相比規模不大,而且政治、經濟均如此。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2019年的數據,日俄貿易額約為215億美元。相比之下,日韓貿易額為760億美元,日中貿易額則為3040億美元。俄羅斯並未躋身日本十大貿易伙伴國之列,排名甚至低於中國香港。

這三個方面相互交織、強化,形成日俄關係相當簡單且穩定的支撐結構。無論如何,主要穩定因素仍是領土爭端,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安倍2016年5月進行解決這一問題的最初具體嘗試,提出解決南千島羣島問題“新途徑”,並公佈發展與俄羅斯經濟合作的最初計劃草案。到2019年底,俄日關係改善催生了200多個項目,其中大部分已在積極實施並且非常有利。然而,除少數幾個能源項目(“亞馬爾液化天然氣”和“北極液化天然氣2號”項目)外,大多數規模都非常小。而且,最終也沒有實現質的突破。兩國規模本來就較小的貿易額2014年達到頂峯,日本對俄出口峯值還要追溯到遙遠的2008年。

兩國政治關係情況也類似。一方面,雙邊接觸變得更多,最高領導人27次私人會談。這一紀錄未來也不太可能會被打破。還出現了政府間協作的新渠道,如外長防長“2+2”會談。另一方面,解決領土爭端方面仍未取得任何進展。即使菅義偉繼續秉承前任加強對俄接觸的方針,也無法理解為什麼過去7年未能做到的事現在就能做到,為什麼他就能做到。

此外,對菅義偉內閣的信任度在其走馬上任的前4個月中已跌至負值,這不僅使迴旋餘地嚴重縮小,而且也使其政治前途備受質疑。還有另外的干擾因素,即美國比前一任政府更傾向於在政治上對俄羅斯施壓的新政府上台執政。

通過近年來的經驗可以得出兩個結論。首先,俄日關係,無論政治還是經濟關係,都不太可能實現突破。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日本人將不會重複安倍為實現這一突破所做的努力。二是這些關係具有發展潛力,這種發展在最低限度的有利條件下會自行發生。兩國間簽證制度簡化就是個最簡單的例子。如今只能希望負面經驗不會掩蓋積極因素,前日本首相為發展雙邊關係所做的貢獻不會付之東流。(作者為駐外記者,東京)

本文刊載自《環球時報》“透視俄羅斯”專刊,內容由《俄羅斯報》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