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對美國“迴歸”各有算盤，拜登歐洲之行恐難如願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美國總統拜登在6月10日開啓了他就任總統以來首次出訪，到訪第一站是參加在英國康沃爾郡舉行的七國集團(G7)首腦峯會，之後再到歐盟和北約總部，最後到日內瓦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進行雙邊會談。日程滿滿，但目標都是一樣。正如拜登出發前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梳理他此行目的是：1）重塑與歐洲盟友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2）捍衞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和價值觀；3）聯合民主國家應對所謂“中國對西方自由世界帶來的挑戰”。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以意識形態劃線，搞針對特定國家的集團政治、小圈子，或者搞有選擇的“偽多邊主義”，都是逆時代潮流之舉，不得人心，也不會得逞。
事實上，歐洲各方對拜登大打“中國牌”的態度也十分謹慎。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稱，歐洲人不願被美國拖着“出牌”。
英美特殊關係“堅不可摧”？約翰遜有自己的算盤
的確，從一系列外交辭令上看，歐美價值觀認同一致，歐洲政界與思想界期待“後特朗普時代”的美國“迴歸”，歐洲也期待美國再次領導世界走出疫情陰影。於是G7在峯會後的聯合聲明中提出了“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即“重建更好的世界”的倡議。拜登建議由七國集團共同出資，以所謂“自由世界價值觀”為指導思想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計劃。希望目前許多和中國合作“一帶一路”的發展中國家今後選擇的是西方陣營而不是中國。
但仔細分析歐洲各國對美國“迴歸”各有各的算盤，潛在的衝突也不少。如何平衡各國之間實質的政治經濟利益，即美歐多國如何在疫情之後啓動國內經濟復甦和開展大國外交之間找平衡，也是拜登政府處理歐美盟友關係的最大難點。這些衝突也有可能讓拜登歐洲之行無法達到預期效果。
先看此次G7峯會的東道主英國。這是英國脱歐後第一次舉行大規模的主場外交，也是新冠疫情暴發後七國元首第一次線下面對面相見。英國首相約翰遜亟須為他的“全球英國”（Global Britain）口號填充實質性內容，在脱歐後繼續施加國際影響，尋求大國定位。因此G7首腦峯會也是他推廣“全球英國”的重要步驟之一。
與拜登進行雙邊會談後，英美締結了新的“大西洋憲章”，內容依舊是英美作為自由世界的領導者，需要聯手抗衡來自“非民主國家挑戰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與二戰時第一版大西洋憲章以堅持世界反法西斯運動相比，有更強的意識形態色彩。拜登更是用“堅不可摧”（indestructible）來形容英美“特殊夥伴”關係。
儘管拜登與約翰遜兩人在政見上完全是天平的兩端，一個是中規中矩的民主黨大佬，公開反對英國脱歐；另一位是以民粹運動帶領英國脱歐的領路人，但並未妨礙約翰遜與拜登把手言歡。在制定外交政策時，約翰遜更多考慮的是自己在保守黨內的威望和首相寶座的穩固。
經過今年5月英國地方選舉，約翰遜領導的保守黨大勝，獲得了傳統工黨選區的許多席位。將來英國再次大選時，工黨幾乎無望重新入主唐寧街10號。約翰遜無需擔心反對黨，而恰恰需要照顧保守黨內“強硬脱歐派”（Hard Brexiters）的情緒和兑現自己脱歐時的種種承諾。與美國交好，可以傳達一個重要信息，即英國依舊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世界大國，在許多事務上與美國遙相呼應。約翰遜更急於在脱歐後簽署“重量級”的自貿協定，如果英美自貿協定談判能夠在近期內有較大進展，對約翰遜來説是政治和經濟上的雙贏。
可惜事情並不像約翰遜想象的那麼簡單。拼全力請出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王儲查爾斯和威廉王子，相當於英國現任及未來兩代君主的陣勢為G7峯會造勢，但歐盟和美國依舊與英國在北愛爾蘭邊界問題上爭論不休。拜登與其他歐洲元首在峯會上，屢次提醒約翰遜不可違反去年英歐雙方達成的脱歐協議，是這次峯會東道國與其他參會方非常大的分歧之一。
再説英國經濟上的捉襟見肘。在B3W共同出資這點上約翰遜政府也是非常不情願，他也公開表示英美在B3W立場上不同——B3W並不只是針對中國，而更多的是提供一個“一帶一路”的補充。
疫情過後，英國政府債台高築，儘管經濟稍有復甦跡象。保守黨內部對英國的對外援助政策本身就有不同認知，首相也已將原本獨立的國際發展部合併在外交部門下，刻意弱化了對外發展援助的部門職能。財政大臣蘇納克打算在明年的國家預算中承諾將對外發展援助經費從之前佔國民總收入0.7%壓縮到0.3%的範圍。對發展中國家實施基礎設施和數據網路援建，這個數字是杯水車薪。儘管英國政府邀請私營部門參與B3W，但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回報少得可憐，長期以來私營部門對基礎設施投資積極性一直不高。
真金白銀，美歐希望重塑世界秩序的最大挑戰
再説歐盟的“領頭羊”之一德國。此次G7峯會應該是德國總理默克爾最後一次在重大國際場合亮相。德國政界與思想界儘管期待美國作為跨大西洋盟友重返歐洲，但在一些經濟和外交事務上總是持相左意見。
在經貿領域，德國在歐盟內倡導“數字税”，更堅持通過法律手段管控歐美科技巨頭對公民個人信息的獲取，得到歐盟廣大成員國的認同。對於拜登倡導的豁免新冠疫苗知識產權保護，歐盟和德國明確表示反對拜登的倡議。此外，美國將繼續維持在前總統特朗普時代增加的鋼鐵和鋁製品關税，此舉對德國鋼鐵企業影響最大。
在外交事務上，即將在9月份舉行的德國大選讓德國自身的外交政策走向變得撲朔迷離。因為德國第二輪疫情控制不佳，加上默克爾領導的聯盟黨（由基民盟與姊妹黨基社盟組成）內貪腐案頻發，目前不一定能穩操勝券。兩位主要的總理候選人聯盟黨的拉舍特與綠黨的班布羅克在外交政策上看法不一，儘管雙方都表示遵從德國外交政策一貫堅持的多邊主義，但在怎樣重塑對美關係上多有分歧。
德國與美國之間在中國事務上看法也有不同，畢竟德國與中國多年來維持着穩定的經貿關係，作為出口大國，促進自身經濟增長和維持德國企業在華利益至關重要，德國不願意在中美之間明顯地選邊站。在本次G7峯會上，默克爾明確強調要“平衡”，“中國在許多問題和我們有競爭，但在許多方面也是我們的合作伙伴。”
作為歐盟軸心之一的法國，近來和美國熱衷在所謂“印太戰略”上有更多合作。法國軍艦多次到太平洋地區協助維持美國倡導的所謂“自由航行”。此舉一方面顯示法國作為世界大國擁有的軍事力量和戰略雄心，另一方面也與美國作為“夥伴”遙相呼應維持自己在太平洋島國的前殖民地的影響。
但恰恰也是馬克龍於2017年當選法國總統後將“歐洲主權”概念注入了大眾話語，提出了歐盟應當擁有“戰略自主”，不應成為附庸，而應該成為世界政治的“一極”。然而自主並非易事，拜登在訪問歐洲前就明確表示，歐洲要自主那就要在北約投入更多的財力，物力和人力，這也就延續了特朗普政府對歐洲盟友的態度。可能也正是因此，馬克龍峯會後的記者會上表示，彼此之間的分歧不妨礙G7在氣候、貿易、發展及其他問題上與中國合作，“我明説吧，G7不是一個和中國作對的俱樂部”。
拜登的歐洲之行擺足了重振美國作為西方世界領導者的姿態，歐洲也歡迎這種姿態。但姿態需要真金白銀來補充和維持。拜登提出了“中產階級外交”這一概念，英法德等歐洲大國領導人在今年初也發佈了類似的施政綱領。但“中產階級外交”是建立在不以在外交上的消耗來削弱疫情後的國內經濟復甦為基礎的。而大國外交需要花費國內的各種資源，這就是美歐之間希望重塑世界秩序的最大挑戰。
作者是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