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結束不久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明年的五大任務的第二點，是幫助企業降低成本。而其中一項舉措是降低社會保險費，研究精簡歸併“五險一金”。對於企業來説，這自然是利好消息，但在“未富先老”時代，降低社保費用究竟能否做到?這對民眾的養老又意味着什麼?今天，請看“2016經改大手筆深度剖析”系列專題第四篇，解釋這一問題。
一個現實問題：降低養老費通常意味要延遲退休，或降低退休待遇
“幫企業降成本”已成共識，降社保費確實是關鍵，尤其是養老保險費用
人力成本，通常是企業運營成本的大頭。對人力成本的一般認識，就是指工資。當人們領工資條的時候，往往會發現自己拿到手的工資，要扣掉佔8%的養老保險、佔2%的醫療保險以及還要少一些的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很多職工還要扣掉8%左右的住房公積金，這就是所謂的“五險一金”。然而以上只是個人繳納的部分，一些人還不太清楚的是，企業養一個人力的成本，還得另外支付企業繳納的部分，比個人繳納的要更多，養老保險繳納額達到固定工資的20%，醫療保險也有近10%，繳納的公積金通常也比職工自己交的要更多。企業為員工繳納的“五險一金”、員工自己繳納的“五險一金”、加上扣除後剩餘的未計税工資，共同組成了企業養一個員工的成本——當然，不是每個企業都這麼正規地支付了所有部分。
五險一金是企業的沉重負擔
“五險一金”在工資總額中佔比能達到多少呢?國務院副總理馬凱早前曾經表示，現在的繳費水平確實偏高，“五險一金”已佔到工資總額的40%-50%，企業覺得負擔重。這個“重”在世界範圍內甚至也稱得上是名列前茅的，因為住房公積金幾乎是我國獨有的制度，這個佔比非常大。所以降“五險一金”是很多決策者、學者的共識。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降低社會保險費，可以説是順理成章。財經學者馬靖昊認為，“降成本關鍵是降社保費，社保費本質上是一種工資税和轉移支付，社保費的增長將使社會遭受投資和經濟增速下降的損失。從實踐上看，現行社保制度是經濟無法承受的。”
怎麼降?今年以來，國務院先後確定將失業保險費率由3%統一降至2%，將工傷保險平均費率由1%降至0.75%，將生育保險費率從不超過1%降到不超過0.5%，這些“小頭”已經動過手了，再降空間不大。住房公積金制度雖然問題很大，但參與人數相對少些，繳納比例也更靈活，本次政策也沒有明確説要降，可以暫且不用管。明年費率下調的重點被認為是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但醫保支出相對比較死、壓力大、調整空間小。最值得動大手術的，只能是養老保險。
且慢，降低養老保險繳費率就一定是好事嗎?
中國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叫做“統賬結合”。個人繳納的養老保險費用，全部進了個人賬户，可以視作儲蓄，以後會被返還甚至可以被繼承;企業繳納的部分，絕大部分進入了統籌基金，用於全社會互濟，與個人關係不大。因此，對於企業來説降低養老保險繳費率固然是求之不得，對於員工而言，只要降低的是企業繳納的比例，那也沒什麼關係，企業省下的成本説不定能發更多的工資。看起來，對於企業和相對年輕的員工來説，降低養老保險的企業繳費率，都是毫無疑問的好事。
但對於臨近退休的職工來説，情況就不是這樣了。養老保險有一個基本的公式，對於統籌的部分，繳費率=贍養率X替代率。贍養率是指一個在職職工要養多少個退休職工，替代率是指退休職工拿的退休金相比起退休前工資的比例，這兩個數字決定了在職職工該交多少保險(指企業繳納進入統籌基金的部分)——很顯然，一個在職職工需要供養的退休職工越多(贍養率越高)，供養的退休職工想要過得越好(替代率越高)，那麼在職員工需要交的保險費(也是統籌部分)也越多。如果養老保險繳費率非要降低，那麼，要麼讓贍養率降低，要麼讓替代率降低——常識告訴我們，降低退休人員的待遇一定會遇到極大的阻力，跟降工資是一樣的道理。那麼唯一的選擇就是降低贍養率——如何做到這一點呢?答案很簡單，延遲退休年齡，增加在職員工數量，減少退休員工數量和他們享福的年限。
延遲退休，這是近年來極為熱門的議題，雖然很多人並不願意，但推行起來似乎已成定局。不過距離“漸進式”延遲退休計劃開始的時間還有好幾年，如果想要降低養老保險繳費率，是否願意提前開始延遲退休?
從養老保險基金的收支情況來，降低保費的形勢也相當嚴峻
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已經基本到頂，不會再有太大增長
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中，最大最主要的一個池子叫做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基金。據人社部的官方資料，截至去年底累計結餘31800億元。看上去是一個很可觀的數字，不過這得益於我國基本養老制度成型不久，參保人數的擴張速度要比支出人羣的擴張要快，另外還得益於民眾工資在近年的快速增長。然而從趨勢來看，隨着參保人數漸趨穩定，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態”，很難指望養老基金的收入再持續爆發式增長;相反，隨着社會老齡化的不斷加劇、以及人均壽命的延長，養老基金的支出壓力會越來越大。反映在數字上也是如此，2014年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基金的收入只增長了11.6%，而支出卻增長了17.8%。如果現狀沒什麼改變的話，沒幾年就會出現赤字，3萬億的結餘也會在不遠的將來消耗殆盡。
在這種情況下，不提升養老保險的繳費率就不錯了，降低保費毫無疑問存在很多實際困難。
在不推進延遲退休前提下，降低養老保險費依然重要、依然可行
那麼，到底存不存在降低保費的空間呢，實際上還是有的，即使在不推進延遲退休的前提下，依然有理由推動降低養老金繳費率。
過高的養老保險繳費率，對私企和外企非常不公平
中國的養老保險繳費率，之所以能達到28%(個人+企業)，有很大原因是歷史問題。我國原先養老實行“現收現付制”，即當年收取的養老金全部當年發放完畢，不存在積累一説。實行“統賬結合”制度後，開始進行積累，老職工養老保障資金很大一部分就沒有了着落，這是轉軌過程中形成的隱性債務。按照國際經驗，這部分因制度轉軌而形成的債務理所應當由政府承擔，但我國對此採取了模糊態度，並未選擇公共債務政策等專門方式來解決轉製成本問題，而是將這部分資金缺口一併納入到社會統籌賬户中，以加大企業統籌費率的方式彌補基金缺口或負擔轉軌成本。
對於私營和外資企業而言，絕大部分成立於現行養老保險制度之後，企業幾乎沒有退休人員，卻要承擔多達20%的工資成本繳納給養老保險的統籌基金，實際上由這些企業來承擔養老保險制度轉軌成本，顯然是不公平的。
過高的繳費率甚至讓繳費人數比例下降，並導致了不公正的競爭環境
人社部今年年中發佈的《中國社會保險發展年度報告(2014)》顯示，企業繳費人員佔參保職工的比例近六年來持續下降，2014年這一數值降至81.2%，比2013年下降了2.8個百分點，比2009年的87.7%下降了6.5個百分點。對於這一現象發生的原因，《報告》解釋稱，一是困難羣體中中斷繳費比較多，主要是部分個體、靈活就業人員。二是部分人員對養老金計發“多繳多得、長繳多得”等政策不夠了解，繳費年限累積滿15年就不願再繼續繳費。
實際上，這種現象很大程度上就是過高養老保險繳費率造成的。而且不僅僅是參保者不願繳費，很多是企業逃費漏費，有研究稱這種情況達到了40%，使得養老保險繳費率理論上是28%，但實際徵繳率只有20%不到。
這導致了社會保險費徵繳秩序混亂且不公平——守法企業承擔較高的社保税率，卻得不到正向激勵，因為不守法的企業通過逃費削減了成本提升了競爭力。這會進一步引發惡性循環：越來越多企業逃費，導致保險基金收不上來，無法按時足額髮放，於是繳費率會越來越高，讓更多企業和職工不願意繳納養老保險。
在學者封進看來，如果適度降低一點社保繳費比，就會激勵更多的企業和個人，包括農民工羣體等，積極參加社保。繳費比降下來之後，企業就沒有必要冒着風險去逃費。這樣相當於繳費基數會提高，繳費人會增多，社保總收入反而有可能增加。而且，當市場迎來更公平的環境後，企業和勞動者的效率也會提升，這種正面激勵意義也非常大。
從國際對比來看，降低保費也有很強的依據
從國際經驗來看，養老保險的繳費率也沒有必要定這麼高。據楊燕綏等學者的論文，進入深度老齡社會的美國僅有12.4%，在進入超級老齡社會的德國僅有19%。楊燕綏等比較國際經驗得出的結論是，治理較好的國家，進入深度老齡社會初期的養老金税費率約為9%～16%之間;一旦進入超級老齡社會，養老金税費率升也只是升至20%;而在缺乏治理的國家，無法顯示這樣的規律，但養老金税費率可能畸高，達到25%～30%甚至以上，中國屬於後者。2013年，經合組織(OECD)曾做出一個預測：基於現行養老保險制度安排，中國未來費率可能高達50%，遠超出發達國家平均繳費20%和主要發展中國20%～40%的繳費水平，這對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很不利。
如果降低保費出現養老保險窟窿，國家應想法填補
那麼問題來了，既然降低養老保險的繳費率如此重要，那麼在不立刻大力推行延遲退休的情況下，到底有什麼辦法彌補養老保險的窟窿呢?對此，用國有資產或者財政進行填補是可行的。如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就建議，用國有資產的劃撥和國有企業的分紅支持社保，推動降低保費，從而達到降低勞動力成本的目的。某種程度上，此前轉軌過程中形成的隱性債務，也應該用這種形式彌補。等到企業減負成功，經濟增長穩定之後，絕大多數民眾收入進一步增加，這時候可以考慮適當削減養老保險的支出。
養老保險如果出現窟窿，國家應該想辦法進行彌補結語降低社會保險費，精簡“五險一金”，這不僅僅是個幫助企業降成本的問題，更是一個關乎民生的重要問題。目前看來，降低保費不一定需要以大力推動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