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了近一年的韓春雨事件，今天終於有了一個回應：
《自然-生物技術》北京時間8月3日發表了韓春雨等論文作者的主動撤稿聲明，並刊發了題為《是該數據説話的時候了》社論。雜誌社措辭極為謹慎：“我們內部的圖像完整性篩查沒有發現韓春雨論文的明顯異常，複查數據的三位外部評審人也持相同觀點”，表示韓團隊之後提供的新數據只是“初級數據”，“不足以反駁大量與其初識發現相悖的證據”。而主動撤稿聲明也既未承認這一方法是失敗的、也沒有給出無法重複的原因，只是表示“我們會繼續調查該研究缺乏可重複性的原因，以提供一個優化的實驗方案”。
有評論認為，這已經説明這一基因編輯方法是不可行的，並建議相關部門啓動調查程序，以核查實驗的不可重複是由於單純的實驗誤差或不謹慎造成的，還是有意造假。就在寫這篇評論之際，筆者也看到了“河北科大啓動評議韓研究成果”的消息，很高興撤稿沒有成為這一事件的終點，而是另一個起點。但筆者也提醒，就生命科學而言，一個現實情況是，很多實驗因為非常複雜的原因，很難重複，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才能判斷。甚至很多發表在頂級期刊上的工作，在重複上也存在一定困難。
因此認為在調查未完成時，不宜過早下結論，應遵循科研規律，做出客觀的評價。而在查證是否存在學術不端因素的同時，公眾也應認識到，科學實驗並不保證一定成功，雖然成功與失敗價值不同，但失敗也是經驗的積累、也是一種進步。如果成功，應避免誇大其詞；如果失敗，也不能落井下石。這才是理性的做法。
因此，相較於調查結果，筆者更感興趣的是在這一事件中折射出的科研眾生相。
首先，是論文的另一位作者、浙江大學研究員沈嘯。從公開報道看，韓在論文“致謝”中提到，該篇論文得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編號為“31270950”的項目支持。而該項目的負責人為“浙江大學醫學院研究員沈嘯”，項目名稱為“評價血管緊張素轉換酶對細胞外源性抗原遞呈的影響及其生理意義”。那麼是否可以理解為：沈用自己申請到的自然科學基金支持了與本項目無關的一項研究？政府財政支出的科研經費能否私相授受？
而另一篇對沈的採訪中説，他的“工作在於對實驗的設計提供建議並協助論文撰寫，並未參與到實驗過程當中”。且不論這樣使用自然科學基金是否合規（這點筆者實在無法確定），沒有參與實驗過程就在論文上署名，是否符合科研規範？私下討論時，不少科研人員反應，出了錢就署名是一種潛規則。那麼，出了錢、或讓別人使用了自己試驗的科研儀器、或者對論文進行了修改，是不是就是對實驗做出實質性貢獻？實質性貢獻該如何界定？
然後，是將韓推上神壇的諸多“推手”。這件事情是如何由一個成果，變成對個人的“封聖”行動的？這是一個值得認真推敲和反思的過程，其中有媒體的推波助瀾，或許將成為科技傳播史上一個典型案例。但又是誰對這一成果做出如此之高的評價、引起媒體趨之若鶩呢？對某些迫不及待寫文評價其為“具有一流水準的、原創性的發現”的學術大咖們，我相信他們只是太興奮了，興奮到不僅忘了科學期刊發表只代表邏輯正確、重要程度需要後續檢驗的道理，更忘了在自己的實驗室裏重複一下再説。
再後來，是諸多錦上添花的部門和機構。領導看望、榮譽加身、破格晉升、資金資助……即便在科技界的質疑聲已經此起彼伏，也未擋住他們的腳步。筆者並不是説基因編輯技術研究不該被資助——沒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基因編輯技術，中國始終要受制於人。如果因為這一事件影響中國基因編輯技術和應用的發展，那才是真的得不償失——而是，這種後知後覺、又非正常的資助方式必須得到匡正。我們常説要鼓勵原創性科研，但我們的指揮棒卻總是指向“只有做出成果才能得到支持”的岔路上。平心而論，韓研究新的基因編輯技術並沒有錯，為什麼當初沒有得到資助？
最後，要向王立銘、李偉、王皓毅、魏文勝等科學家在這一事件中發揮的作用致敬。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他們的做法曾被不少人以“陰謀論”解讀，認為他們是憑藉學術身份和地位對韓進行打壓。他們頂住了來自各方的壓力，在各自的實驗室中進行獨立實驗，用紮實的實驗數據證明韓的實驗無法重複。他們的評論只針對科研本身，不做無實據的揣測，真正做到有禮、有力、有節。更讓筆者欽佩的是，他們亮出自己的名姓，沒有常有的“都在一個圈裏混，不要搞僵關係”的顧慮——在更多情況下，中肯的同行評價大部分只在圈子內口耳相傳，很少公之於眾。而缺乏客觀、中肯的同行評議、或不願公開表達同行評議意見，是中國科技界在規範科研行為、淨化科研環境中遇到的問題之一。
其實無論對韓及其團隊的調查結果為何，個體行為都不足以讓中國科技界蒙羞——中國有近億科技工作者，以此基數論，出個什麼樣的人都不值得大驚小怪。真正需要反思的是這一事件中照出的眾生，否則，那才真是一地雞毛。（柯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