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十四五”國家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樊傑
在向高質量發展邁進的路途中，沿黃省份如何立足自身資源基礎實現產業轉型？城市羣和都市圈在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中將發揮怎樣的作用？如何解決黃河流域區域協調發展中面臨的難題？“十四五”國家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樊傑接受本刊記者採訪。
2020年8月8日，黃河青海循化段。（新華社記者邢廣利 攝）
記者：擁有煤炭、石油、天然氣等豐富資源儲備的黃河流域，是我國重要的能源、化工、原材料和基礎工業基地。沿黃省份產業以能源化工、原材料工業等為主導的特徵明顯，存在相對突出的倚能倚重、低質低效問題，推動資源型產業轉型、打造有較強競爭力的新興產業集羣迫在眉睫。您認為，沿黃省份在合理利用能源優勢的基礎上推進產業轉型升級，應當着重在哪些方面尋求突破？
樊傑：沿黃省份的產業特徵與資源稟賦結合得非常緊密。黃河流域是我國能源和礦產資源富集的區域。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工業化進程中，沿黃省份的工業化是以重工業為主的工業化。“一五”至“四五”時期，由於長距離運輸不經濟，因此我國利用黃河流域的資源優勢，就近發展大規模的能源工業、採掘和原材料工業等，部署建設能源、礦產、原材料工業基地，形成了重型工業的基礎。這是黃河流域資源特徵和工業化發展階段客觀要求決定的。
與此同時，黃河流經的多數是生態脆弱的乾旱半乾旱區域，從人與自然和諧的角度來説，這樣的生態環境應當儘可能發展一些對資源環境擾動相對較小的產業。目前，沿黃省份已經步入產業發展重要的拐點時期，產業結構、發展模式等都正在進入新階段。伴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重大國家戰略出台，協調產業發展和生態保護之間的關係，或許將成為我們在新時代運用新理念構建新格局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這也是黃河流域發展最核心的問題。
其實，沿黃省份產業結構無須簡單化地談轉型。以下幾個突破路徑或許可以嘗試。
第一，在我國整體生產力佈局中，沿黃省份仍然具有發展能源工業、原材料工業等的比較優勢。問題在於：如何消除這種產業結構帶給生態環境的影響？由於重工業的經濟附加值相對較低，要想提高它的效益，最核心的是要依託科技進步改造傳統生產方式、傳統工藝、傳統產品結構，使之走向適應未來市場選擇的方向。因此，在認同沿黃省份發展能源工業、原材料工業等具有比較優勢產業的基礎上，可以通過技術改造使傳統工業實現新型工業化要求的綠色化生產，建立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沿黃省份的產業結構依然是重型產業結構，但應轉變為不再具有高排放、高污染特質的“綠色”重型產業結構。
第二，在“雙碳”條件下，僅就能源工業內部而言，也可以進行行業結構調整。黃河“幾”字彎地區和上游地區，太陽能、風能、水能等資源富集，水能已經得到較大規模的開發。未來，在提高太陽能、風能等清潔能源利用比重方面，黃河流域有很好的前景，這也將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我國能源生產結構。這意味着，黃河流域未來依然是能源基地，只是能源基地的屬性將從傳統的煤炭為主、煤油氣結合，轉變為化石能源與非化石能源相均衡，並逐步過渡到以綠色能源為主要能源的供給結構方向上來。
第三，在新產業革命過程中，大生物產業是一個重要的、未來前景廣闊的現代產業類型，它與有機食品、美容養生、醫藥健康等產業緊密相關。這些產業的有機和生態原料是可以製作中草藥的藥用植物與動物等自然生物原料。在青藏高原、內蒙古高原、黃土高原等黃河中上游地區的特殊生境，有豐富的特殊生物資源，這是大生物產業發展的重要原料基礎。如果未來現代生物工程和現代科技能夠緊密結合，將黃河中上游地區作為現代生物產業和生態產業的資源基地，進行原料的開發、初加工，乃至進行最終成品的生產，那麼現代生物產業或許可以作為黃河流域面向未來的先導產業進行培育。
第四，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國三線建設時期在沿黃中西部省份留下一大批高校、研究所、高新技術企業等，圍繞這些機構已經形成以企業創新為主體的創新體系，為機械工業、電子工業等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由於這些機構最初為製造軍事裝備等“國之重器”而佈置，因此在我國以國防工業為主導的成套設備製造和機電產品製造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如果將國防工業用於民用開發，這些機構具有很好的技術創新能力，通過數字化、智能化的改造利用，復興這些“三線企業”，使之融入數字化、智能化工業體系中，也可以為黃河流域城市羣的發展提供產業支撐。
記者：黃河流域的山東半島城市羣、中原城市羣、關中平原城市羣、黃河“幾”字彎都市圈和蘭州－西寧城市羣五大城市羣和都市圈，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請您分析一下，未來推進黃河流域城市羣一體化、都市圈同城化，應當從哪些方面持續發力？
樊傑：黃河流域的五大城市羣和都市圈，是全國整體城市發展體系和城鎮化戰略格局中的重要節點。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不同。在長江經濟帶，長江在長三角城市羣、皖江城市帶、長江中游城市羣、成渝城市羣等很多城市羣的發育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各城市羣根據與長三角城市羣“龍頭”之間的距離，形成一個經濟發展梯度和經濟分工與合作格局。而黃河除提供水資源外，並沒有像長江一樣，在暢通人流物流通道、承載城市間聯繫等方面，在城市羣的發育中發揮緊密的紐帶作用；黃河流域城市羣也沒有“龍頭”。這就意味着，黃河流域的五大城市羣和都市圈最重要的功能是，作為中心城市、核心區域或增長極，發揮自身在本省或更大區域範圍內的帶動作用。因此，目前黃河流域城市羣與都市圈的發展並不突出一體化或同城化，發揮中原城市羣在河南、膠東半島城市羣在山東、關中城市羣在陝西、蘭州—西寧城市羣在甘肅和青海、黃河“幾”字彎都市圈在內蒙古和寧夏對省域經濟現代化的帶動作用才是重點。在全國城鎮化總體格局中，黃河流域城市羣和都市圈更多的作用是，通過節點部署帶動我國大的區域板塊間的協同發展。
城市羣的發展，最核心的是創新驅動。如果一個城市羣想要成為區域領銜的“龍頭”，首先要完善並提升自身的創新能力，成為重要的創新樞紐，以此作為帶動本省經濟發展的重要抓手。而創新最主要的是科技創新，沿黃省份適宜轉型發展的幾乎所有產業，其發展前景都與科技創新緊密相關。因此，科技創新能力建設或許是未來沿黃省份發展最重要的“閥門”。
科技創新，關鍵在於人才。目前，沿黃省份主要城市的高層次科技人員仍然呈現出外流傾向。那麼，怎樣才能吸引人才，或者即使人才不進入沿黃省份，也能夠通過某種機制，藉助網絡優勢，使沿黃省份用好全國乃至全球的創新資源？這就需要進行體制創新。可以學習深圳建設時期使用北京創新成果的經驗，利用好“外腦”，以創新資源“雖然不為我所有，但是為我所用”的思維，打造自身區域創新高地。這種區域創新高地科技創新的方向，一定要着眼於本省產業未來發展前景，培育具有比較優勢的前沿產業，實現產業與創新緊密結合。通過打造產業創新高地，使中心城市帶動全省產業進入現代化。
伴隨信息技術的發展、互聯網的普及，某個地區使用某些人的“大腦”而他們不一定長期生活在這個地區已經成為可能。因此，為使黃河流域的城市羣與都市圈在下一輪發展中發揮應有的作用，使沿黃省份在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到2050年全面實現現代化，在以5G為代表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中，首先要為黃河流域的5個城市羣和都市圈創造條件，使它們佔據全國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制高點。這種優勢，同時也是吸引人才的優勢。所以，改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也將為沿黃省份創造新的發展機遇。
記者：不同於長江經濟帶，黃河流域各省區之間的經濟聯繫度並不高，也尚未建立完善的區域分工協作體系。您認為，加強沿黃省份間的經濟聯繫、推進區域分工協作，對於各省區的差異化發展和協同發展分別提出了怎樣的要求？
樊傑：區域經濟發展是有規律的，發展到高級階段才能逐步實現一體化。沿黃省份產業結構相對單一、經濟聯繫和協同發展不足，這是發展階段的必然結果。一體化程度相對較低、經濟聯繫薄弱，沿黃省份產業的重複佈局現象也並不嚴重。面向未來，雖然黃河流域是相對欠發達的地區，但是對於協同發展的要求不能低於長江經濟帶，沿黃省份也應當儘早採取舉措推進協同發展。
第一，新能源的利用。黃河流域的內蒙古、寧夏、甘肅、青海等省區都有豐富的風能、太陽能、水能等資源，資源類型具有高度相似性，容易導致產業結構雷同。如果沒有統籌規劃、合理佈局，會增加我國整體資源開發利用的成本，降低我國發展的整體效益。在“雙碳”條件下建設能源基地，要求的統籌力度遠遠大於以往開發煤炭等傳統能源的力度，這就需要合理進行風電基地、光伏電基地等的選址。煤炭是陝西、內蒙古、寧夏等省區的常規能源，常規能源要與太陽能、水能等非碳能源進行合理搭配，就要按照系統思維進行合理調配，實現供給的規劃系統化、組織系統化、配置系統化，這樣才能有效保障能源供給和我國能源安全。
第二，旅遊業的發展。如何通過旅遊的網絡化組織，將各個省區最好的旅遊產品放入旅遊系統中，為消費者提供高質量旅遊服務，避免出現低檔次重複開發建設、旅遊資源由於行政區劃原因重複收費等現象，也是黃河流域在未來發展中應當高度重視的問題。
第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國家投資的基礎設施，容易出現建設過於超前導致浪費，或短距離內重複建設導致基礎設施不能共享等情況。因此，未來沿黃省份高新技術產業和數字化所需要的基礎設施一定要高度統籌、合理佈局。
第四，重要公共資源的共享。沿黃九省區中，有7個省區位於西部地區。未來，這7個省區人民的福祉要想得到同步提升，在很大程度上要通過信息網絡共享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體系建設，改善當地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水平，使各地人民都有機會享受優質資源。
（本刊記者 武鳳珠《人民週刊》2021年第23期）
來源：人民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