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幾位四川朋友不止一次吐槽：成都對周邊縣市的虹吸太厲害，資源、人才都往成都走，自己在附近幾個縣市的生意完全沒法做，幾乎沒有增量。
其實，成都的首位度至少在今年上半年還不算很“過分”，比如成都的GDP只佔四川的35%左右。而相對偏遠的銀川首位度非常突出，其GDP已經佔到了寧夏的51.18%。
與首位度有關係的因素還有：人口。近日，第一財經記者通過對24個省會城市的常住人口總量等數據梳理發現，成都的人口在省會城市中最多，廣州、鄭州和杭州人口增速快，銀川、西寧、哈爾濱等城市人口首位度高，東部的濟南和南京人口首位度較低。
省會人口增長，首位度增強這是顯而易見的，不過，幸福感呢？公共服務和福利呢？是不是首位度越高就越好？
什麼是城市首位度？簡單説就是城市發展要素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不僅僅是指GDP，還包括人口、交通、教育、醫療等方面。
1939年，馬克·傑斐遜提出了城市首位度的概念，作為對國家城市規模分佈規律的概括。他提出這一法則是基於觀察到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即一個國家的“首位城市”總要比這個國家的第二位城市大得異乎尋常。
傑斐遜提出了“兩城市指數”，即用首位城市與第二位城市的人口規模之比的計算方法：S=P1/P2。
現在有人用省會/省這樣的算法來觀察城市首位度，引起的爭議較大，也有學者批評這種方法：因為省份本身並不是一個經濟地理單元，它只是一種行政區劃的領域單位。不過，因為這種方法拿到數據比較簡單明瞭，所以還是很多人用。
以銀川為例，無論是GDP還是人口的比例，在寧夏都是非常高的，但是眾所周知，寧夏並不是發達省份（自治區），其經濟總量一般處於排行榜的尾部。
銀川在省會城市首位度排行榜上可是遙遙領先的。還有，哈爾濱在省內的首位度高，黑龍江的經濟發展如何？大家心裏自有判斷。
有意思的是，在江蘇這個經濟強省裏面，很多城市都發展得不錯，有人經常戲稱江蘇為散裝的“蘇大強”。玩笑歸玩笑，江蘇的人均GDP可是全國第一。
但是，省會南京的首位度並不高，以GDP比例來看，南京大概佔14%左右。可誰敢小看江蘇？
同樣情況的還有廣東，這可是中國第一經濟強省，但是非省會城市深圳的經濟總量是省內第一名。而且除廣深之外，佛山、東莞也很強，都在萬億左右。
近年來，很多地方都在強調“提高省會城市首位度”，我們可以看出，各省的情況很不一樣，有的省份比如江蘇、廣東和浙江，省會城市的首位度不算高，但是當地的經濟發展成績都十分亮眼。
實踐出真知，事實告訴我們：允許一些省份不過度追求省會城市的首位度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道理很簡單，每個省份、每個城市的發展路徑、資源稟賦、人才儲備千差萬別，有的非省會城市就是能夠因為地理優勢、政策等原因突飛猛進，超越省會城市，比如蘇州、深圳、青島。
須知只要產業發展好，財政收入增長，就業機會增加，於國於民有利，我看沒什麼不好。
當然，我也承認在某些省份，因為要集中有限的資源、資金去做一些項目，出一些政策，而這些項目在做好之後有利於整個省的經濟實力提升，那就去做。是不是要提高首位度，“因省施策”是科學的、謹慎的、合理的方法。
如果把視野拉大到整個國家來看，我們會發現北京和上海至少在人口方面是在有意“壓低”自己的首位度的。
以北京為例，過去幾年通過疏解非首都功能，為提升首都功能提供了新的發展利用空間，北京的常住人口去年是負增長的。上海對入户同樣控制嚴格，這個中國經濟實力最強的城市去年的常住人口只增加了幾萬人。
為什麼？因為兩個城市的空間承載壓力太大：交通壓力、就業壓力、環保壓力大……這些壓力就要求他們必須採取措施去疏解。
北京和上海的例子充分説明：即使是提高首位度也是有天花板的，碰到天花板之後，城市自己會主動把首位度降下來，主動尋找高質量的可持續發展路徑。
回到前述新聞中人口增長這個具體的問題，廣州、鄭州和杭州人口增速快？原因各不相同。
其實去年常住人口增長的前三名城市是杭州、深圳和廣州，因為深圳不是省會城市，所以沒有被列入前述數據統計表。
廣州人口增速快的原因是因為在一線城市中，廣州的生活性價比超高，工作機會也不少。當上海、北京逐漸抬高入户門檻之後，廣深杭是吸引新鮮血液的最大受益者。
廣州的基礎設施完備，近年來在金融、汽車行業表現亮眼，在IAB、NEM等科技創新方向也取得了實實在在的產值增長，房價和其他一線城市比有優勢。
鄭州的人口增速快是因為其在省內的首位度突出，屬於把第二名甩開很遠的老大哥城市。鄭州2019年的GDP是11589.7億，常住人口為1035.2萬，而第二名的洛陽的GDP只有5034億，常住人口只有692萬，鄭州對比洛陽是碾壓的優勢。
虹吸之下，河南的資源、人口不是在鄭州，就是在去鄭州的路上。河南是人口大省，這樣的稟賦決定了鄭州的人口增速會比較好。
這是非常典型的中西部模式，同樣的城市還有武漢，武漢獨大，襄樊、宜昌跟隨，但是差距太大。
杭州的人口增長完全是另外一種模式，她的虹吸是面向全國的，以長三角為主。她一方面努力賣地，改進基礎設施，一方面通過科技創新和獨特的互聯網生態吸引創業家，吸引年輕人，同時又因為數字經濟的光環太過耀眼，得到各個層面的不斷加冕。
所以，杭州去年的常住人口的增長冠軍得來絕對不是偶然，而是得益於浙江幾十年轉型土壤的養料輸送。
時至今日，在前述新聞中，24個城市已經有8個城市常住人口突破千萬大關，分別是成都、廣州、武漢、石家莊、哈爾濱、杭州、鄭州和西安。當然，中國突破千萬人口的城市不止這些，至少還有北京、上海、深圳等。
規模擴張帶來的固然是增長的快樂和喜悦，也可以看作是某種榮光與欣欣向榮，但是問題同樣接踵而至。
令市民感觸頗深的，或者説有切膚之痛的，恰恰是增長帶來的問題，比如房價高漲：深圳自不待言，即使是成都這樣的西南中心城市，近期也已經兩次被住建部約談。杭州更是樓市大熱的城市，甚至被迫於9月4日升級調控政策。
多個人口過千萬的城市都在直接面對學位、醫療、養老、交通的巨大壓力。
主城區人口超2000萬的重慶，以及近年來的網紅城市西安，在《百度地圖2020年Q2城市交通報告》中，因為擁堵程度分別名列第一和第二，重慶人、西安人對此恐怕很難高興起來。
因此，提升重要城市或者省會城市的首位度，不能只着眼於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規模，更應着眼於市民的幸福感和實際的福祉。
只要區域本身的發展是良性的，有序的，有內生力量的，少些干預，少些人為拔高，更多地把城市增長的動力交給市場去解決，應該是最為理想的狀態。
提高城市首位度的過程中，資源的合理集中和擴張需要先解決規劃中的民生問題，尤其是交通、學位、醫療等，不應該先擴張後治理，不應該先擴張再想辦法。
這方面的慘痛教訓太多，GDP數據是好看了，但是身處其中的普通市民則備受煎熬，完全享受不到所謂“首位度提升”帶來的快樂，這樣的提升意義何在？
城市治理能力與首位度提升能夠齊頭並進，才能避免城市資源過度集中、規模極大膨脹帶來的一系列負面效應。在這方面，粵蘇浙的經驗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如果拿出一張中國各省份的上半年GDP排行榜來看，可以看得更清晰，前四名的粵蘇魯浙的省會城市首位度都不高，除了杭州是浙江老大之外，其餘三省的省會城市都是省內經濟的第二把交椅。
不過，粵蘇浙是公認的市場經濟程度比較高的省份，市場就是如此理性，資源配置會經由看不見的手做到利潤最大，效率最高。這會不會給我們一個更深入思考“首位度”的切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