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自報道《韓國珍視對華友好關係》
文/北京外國語大學亞洲學院副教授、韓國-朝鮮研究中心研究員 周曉蕾
核心提要：
1. 韓國關於北京冬奧的輿論，儼然成為其反華情緒的最高點。但有兩個令人費解之處：韓國輿情似乎“忘記”中國56個民族組成的多民族國家的常識；原本對華友好的進步陣營集體失聲轉向。這些現象不能歸為所謂韓國人民族性特質、對盟友的追隨、總統選舉在即的煽動，這指引我們聚焦韓國內部的變遷。
2. 自2020年起，韓國保守媒體開始將兩國網民由來已久的文化爭議冠以“工程”之名，炮製出一系列“文化工程”説，刻意與中國學術項目“東北工程”掛鈎，令兩國網民間的文化民族主義衝突溢出網絡與民間領域，陡然升至國家政治層面。
3. 研究顯示，韓國人的反華情緒在不同年齡段差異顯著，18-40歲間的“MZ世代”成為引領韓國“反華”情緒的核心人羣，也是當下韓國政治勢力爭奪最激烈的選民羣體。
4. “大韓民國的民族主義”是驅動本次爭議的深層民族主義。它承繼了右翼民族主義的國家主義色彩與樂觀氣質，基於國家認同，信奉韓國的絕對正統性與“合法性”，加劇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單一民族觀念。此次“韓服爭議”，就暴露出年輕人對多樣民族國家形態想象力的匱乏。
5. “1997體制”下的韓國年輕人時刻處於高度的生存焦慮，“焦慮型民族主義”、對弱者與他者的嫌惡等成為了焦慮的出口，公正成為了最稀缺的價值。此次爭議，實際上是一場以“公正”為名、實則由焦慮與嫌惡驅動的“厭華”浪潮，其很大程度上與韓國進步陣營無力牽制、遏制保守陣營、而年輕一代業已對進步政治深感幻滅有關。
震驚！荒唐！憤怒！這是近日韓國輿論冬奧會相關新聞中最高頻出現的三個關鍵詞。引爆上述情緒的導火索有兩條：
其一，一名身穿朝鮮族傳統服飾的表演者作為中國少數民族代表出現在國旗傳遞環節，引發韓國輿論反彈，接連抨擊中國搞“文化工程”、“侵佔韓國的傳統文化韓服”（以下簡稱“韓服爭議”）；
北京冬奧開幕式上的中國朝鮮族服飾
其二，2月7日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半決賽中，韓國選手黃大憲和李俊瑞接連被判犯規而失去比賽資格，雖國際滑聯駁回了韓國隊的申訴，但韓國輿論仍震怒不已，指責“判罰不公”（以下簡稱“判罰爭議”）。短短几日間，上述兩場爭議儼然將韓國反華情緒推至近年來最高點，中國駐韓國大使館發言人極為罕見地連續兩日闡明中方立場，亦印證了事態的嚴重。
冬奧會短道速滑1000米項目上，兩名韓國選手被判犯規失去比賽資格
韓國人為何對中國如此憤怒？相信多數中國民眾對此的第一反應是錯愕與費解。爾後，或將其歸因為韓國人民族性中所謂“恨”的文化特質、韓國人“爆棚”的民族主義、體育精神的匱乏，或歸因為韓國對其盟友美國“外部圍剿”中國的盲目追隨、及韓國某些媒體政客在總統大選前對民眾的煽動……然而，上述解釋均不同程度偏離了此次爭議的特殊性與本質問題。
我們不妨換一個方式來提問。
首先，“韓服事件”爆發後，韓國輿論彷彿“集體失憶”，“忘記”了“中國是由 56個民族組成的多民族國家”、“朝鮮族是中國少數民族之一”這一常識，着實令人不解。朝鮮族身着民族服飾參與中國國家重大活動由來已久，對此韓國人未曾表示異議，緣何此次格外驚詫激憤？
其次，以往韓國國內煽動反華情緒的主力多為保守陣營（政黨、媒體、民間團體等），進步陣營則慣與前者針鋒相對、扮演“潑冷水”角色，相對持更友好的對華態度。幾年前中韓“薩德爭端”發生時，兩大陣營亦呈現明確的博弈框架。然而此次兩大陣營儼然站在同一戰線，標榜進步的執政黨總統候選人李在明接連發表強硬言論：“中國不要覬覦（我們的）文化，反對‘文化工程’”、“應擊沉涉嫌非法捕撈的中國漁船”，這些言論普遍被解釋為李在明“迎合選民、拉攏選票”的權宜之計。我們應如何理解此次爭議浪潮中，韓國進步陣營大面積的失聲、甚至轉向？
上述兩個問題指引我們跳出民族性、地緣政治、陰謀論等框架，將視角聚焦韓國內部，在當代韓國政治博弈、代際特徵、社會思潮變遷的脈絡中，抽絲剝繭探尋線索。
“文化工程”：命名的政治學
中韓建交以來，兩國網民就特定傳統文化發源地、非物質文化遺產歸屬而產生爭議並非新鮮事，然而文化爭議本身並非導致此次“韓服爭議”的直接原因。“韓服爭議”處於後疫情時代韓國保守陣營炮製“文化工程”論的脈絡之中，乃網絡空間文化爭議被國內政治利用的產物。
在“薩德爭端”、新冠疫情令中韓民間人文交流暫時受阻的現實背景下，自2020年起，韓國保守媒體開始將兩國網民由來已久的文化爭議冠以“工程”之名，炮製出一系列“文化工程”説。若以“文化工程”、“韓服工程”、“泡菜工程”等為關鍵詞搜索韓國報刊媒體數據庫，不難發現這些詞彙集中出現於2020年下半年，在2021年3、4月高頻上升後回落，並於此次冬奧會期間再度激增。
當地時間18日在《紐約時報》美洲版和國際版刊登了一則宣傳韓國泡菜（“Kimchi”）的廣告。這條廣告的標題是“Korea's Kimchi, It's for Every one”（韓國泡菜是全世界人的美食） 圖源：紐約時報
“文化工程”無疑是一個高度政治性的命名。“工程”取自“東北工程”，後者意指2002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東北相關學術機構聯合組織、為期5年的學術項目“東北邊疆歷史與現狀系列研究工程”，旨在研究東北地方史、民族史等課題。該研究課題一度引發韓方學界、政界、媒體的強烈反對，抨擊我國搞文化霸權主義，中韓建交後雙邊關係也因此首次陷入危機。後經外交努力與學術交流，兩國政府與學界於2007年達成了“學術與政治分開，現實與歷史分開”的共識。然而，“東北工程”至今仍為韓國保守陣營製造“中國威脅論”的重要論據。
被刻意與“東北工程”掛鈎的“文化工程”説，令兩國網民間的文化民族主義衝突溢出網絡與民間領域，陡然升至國家政治層面。尤其“工程”二字暗含中國政府有計劃、有組織地發動針對韓國“文化侵略”的潛台詞，激起了韓國民眾“守護本國文化”的強烈危機意識。在此背景下，去年3月以來，《文森佐》、《朝鮮驅魔師》等韓國影視作品由於出現中國元素而遭抵制事件頻發，韓國江原道政府與民間企業推動的文旅項目“中韓文化城”也因民眾的強烈請願反對而被迫中止。
韓國網友相當在意《朝鮮驅魔師》中出現的中國月餅、包子與皮蛋。（截圖來自《朝鮮驅魔師》）
保守陣營製造渲染“文化工程”説的根本動機，乃藉此攻擊所謂“親華”的文在寅政府與執政黨，為保守政黨在下屆總統大選中實現政權更迭造勢。而此次“韓服爭議”爆發的時間，恰為距離大選一個月、選情最為膠着之際，亦為保守媒體過去一年多持續造勢、即將收穫“勝利果實”之際。這解釋了“韓服爭議”緣何在這一時間點爆發。
我們不能止步於此，需進一步追問：此次韓國反華情緒最高漲的主體人羣是誰？作為政治鬥爭工具、選舉策略的“韓服爭議”，為何能獲其共鳴？
“MZ世代”：年輕一代最討厭中國
去年6月，韓國週刊《時事IN》曾開展一項題為“韓國人反華認識調查”的大型調查研究。該刊與輿論調查專業機構設計了一套多達200題的超長問卷，並回收1000份有效答卷。問卷結果顯示，韓國人的反華情緒在不同年齡段差異顯著，呈“年齡越小、對華好感度越低”特徵。尤其20多歲人羣的對華好感度低至15.9%，僅為50、60多歲人羣的一半。
該刊因而得出結論：年輕一代乃引領韓國反華情緒的核心人羣——這一特徵亦反映在2020年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14個國家做的一項調查中，韓國乃唯一一個青年人對中國的負面看法高於前幾代人的國家。
千禧一代和Z世代
18-40歲間的年輕一代在當代韓國又被稱為“MZ世代”（80年代後出生的千禧一代與21世紀初出生的Z世代之統稱）。他們是生於網絡信息時代的“數碼原住民”、是與我國網民頻開“罵戰”的主力軍、是“文化工程”説主要迎合煽動的對象、是在此次冬奧會爭議浪潮中最為激憤的人羣，也是當下韓國政治勢力爭奪最激烈的選民羣體。
“MZ世代”有何特徵？其對中國的負面情緒為何高於前幾代人？
韓國政治學者孫浩哲將現代韓國的社會體制劃分為四大體制：李承晚治下的極右反共體制“1948年體制”、朴正熙開啓的開發獨裁體制“1961年體制”、民主憲政體制“1987年體制”與新自由主義體制“1997年體制”。這四大體制孕育了當下韓國社會富有代表性的三代人：
第一代人為經歷朝鮮戰爭與冷戰的老年保守世代，其生涯橫跨“48年體制”與“1961年體制”，故反共意識濃重，慣對朝鮮、中國持敵對態度，併為堅定的美韓同盟支持者。
第二代人常被稱作“86世代”（意指60年代出生、80年代接受大學教育者），乃歷經反獨裁運動、推動韓國進入“1987年體制”的中堅力量。這代人是韓國工業化與民主化的最大受益者，在金大中、盧武鉉政府的“陽光政策”影響下，他們嚮往朝韓和解與統一，並受益於中韓建交後兩國密切的經貿往來，支持對華友好合作。“86世代”構成了當下進步陣營的主體。
第三代人為“MZ世代”。延續至今的“1997年體制”是其形成世界觀、價值觀的重要背景。所謂“1997年體制”，意指1997年底韓國經歷亞洲金融危機重創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美國財政部的壓力下，由金大中政府啓動的韓國經濟新自由主義轉型。正是在該體制下，“MZ世代”形成了與父輩不同的代際特徵——他們自豪、焦慮、又憤怒。
韓國演員申惠善被瘋傳的梗圖，體現了MZ世代“我就是這樣”的無所謂態度
“大韓民國民族主義”的信奉者
眾所周知，民族主義為近代以來韓國最具號召力的意識形態，其霸權地位乃韓國特有歷史經驗的產物，然而從來不存在某種單一、固化的民族主義，而始終存在着不同形態民族主義的競爭。
從表面來看，此次“韓服爭議”繼承了近代韓國民族主義“去中國化”的特徵。傳統中國構成了朝鮮半島想象、認識世界的邊界，而韓國近代的開端，便始於對朝鮮半島與中國關係的重新定義。 申採浩等近代民族主義者構建朝鮮民族認同的一個主要策略，是對“中國文化”與“朝鮮半島文化”的分離——一百多年後的今天，這種“分離策略”似乎仍在進行。正如此次“韓服爭議”中，韓國“國民之黨”總統候選人安哲洙的抗議：“中國聽好了，韓服不是漢服。”
安哲洙資料圖
然而，驅動此次“韓服爭議”更為深層的民族主義，乃抬頭於21世紀初的“大韓民國民族主義”，其主要信奉者正是“MZ世代”。 這種新型民族主義有別於進步陣營通常持有的左翼民族主義——在其歷史敍事中，韓國的近現代史乃一部抵抗帝國主義壓迫、爭取自由與民族統一的鬥爭史，主張處於分裂狀態的朝韓兩國都不可主張排他性的民族正統性。
“大韓民國民族主義”與右翼民族主義有着更強的親緣關係，後者誕生於2003年盧武鉉上台後保守陣營對進步政黨執政的不滿與危機意識。帶着“親日”、“親美”歷史基因的保守陣營，面對佔據了道德高地的左翼民族主義，一度陷入意識形態焦慮，故構築了一套流暢的現代化歷史敍事與之抗衡。這套歷史敍事充斥着近代文明、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發展等關鍵詞，韓國不再是歷經殖民統治、民族分裂、手足相殘、軍事獨裁等頓挫曲折之“恨國”，而是一個擺脱貧弱、不斷髮展、欣欣向榮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
文在寅在盧武鉉葬禮上向李明博鞠躬。
“大韓民國民族主義”承繼了右翼民族主義的國家主義色彩與樂觀氣質，既驕傲於保守陣營標榜的經濟成就、也自豪於進步陣營標榜的民主化成就。由K-POP、韓流的全球風靡而催生的“K-”文化，正是“大韓民國民族主義”的產物。近年來在韓國，“K-美食”、“K-圖書”、“K-美容”、“K-防疫”、“K-民主主義”等新名詞層出不窮。“K-”不僅意指“韓國的……”，也藴含着將“韓國的……”推廣至全世界的慾望。年輕一代對韓國“文化強國”身份的自豪，也轉化為“向世界正確介紹韓國文化”的使命感——這正是驅動“網絡外交使節團”（VANK）等民間組織近年頻繁“全球請願”、引發中韓文化爭議的核心情感機制。
另外，正因“大韓民國民族主義”並非基於血緣的民族認同，而基於國家認同，信奉韓國的絕對正統性與“合法性”，這也令年輕一代形成了對朝鮮半島統一的冷感、漠視甚至排斥，亦加劇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單一民族觀念。而此次“韓服爭議”，正暴露出這代人對“一個國家、多個民族”等多樣民族國家形態想象力的匱乏。
焦慮、嫌惡、與至高無上的“公正”價值
“權力轉移到了市場”，韓國已故前總統盧武鉉的這聲感慨，無奈且精準地點出了“1997年體制”的本質。1997年後，韓國全面啓動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獲益者為官僚、財閥、國際金融資本等政治經濟精英聯盟，成本卻轉嫁給了中小企業、勞工與普通民眾。
在該體制下，韓國的財富集中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勞動市場的不穩定與僱傭靈活化加深了社會經濟兩極化與不平等；求學、就業競爭加劇的同時，失業、臨時工與低薪工作卻成為了常態。相較其父輩，成長在“1997年體制”下的“MZ世代”的生存焦慮尤為強烈。
1997年底金融危機後一個月內韓國激增近百萬失業人口，圖為韓國勞動者遊行抗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改革政策。
追求效率、崇尚市場自由競爭的新自由主義，是經濟體制，也是意識形態。階級差別並未消失，只是被重新命名。當新自由主義話語成為日常霸權話語，原有的社會紐帶關係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人與人之間以“人力資源”為形式的生存競爭。在年輕人看來，階級躍升通道無限收窄、父母階層決定個人命運、卻出路難覓的世襲資本主義社會實乃“地獄朝鮮”（2010年後韓國興起的網絡詞彙，乃英語hell與韓國曆史名稱“朝鮮”的合成詞）。
近年來風靡全球的《寄生蟲》、《魷魚遊戲》、“K-殭屍”系列等影視作品，正折射出“1997年體制”下殘酷的生存競爭；現象級熱播的《請回答1988》系列劇止於《請回答1997》，對“前1997年時代”美好生活與社會共同體的懷舊式迴歸，也隱晦投射出1997年後凜冽的社會現實。正如韓國文化史研究者千政煥對“請回答”系列劇的評價：“在‘地獄朝鮮’的現實下心靈枯竭的我們，不再夢想烏托邦，而沉迷徘徊於美好的‘過去’”。
《請回答1988》宣傳海報
高度競爭壓力下的生存焦慮需要出口。 它時而轉向對鄰國的歧視與本國優越主義。 日本學者高原基彰在其2006年的著作《焦慮型民族主義時代： 中日韓網絡一代彼此憎恨的真正理由》中，曾提出“焦慮型民族主義”的命題。 他認為，傳統民族主義的理論框架無法合理解釋後冷戰時期中日韓三國青年的網絡民族主義衝突，後者本質實為將自己對未來的不安轉向對鄰國蔑視的一種情感機制。 換言之，“焦慮型民族主義”乃年輕一代逃避、宣泄焦慮的安全庇護所。
生存焦慮時而也轉化為對弱者與他者的嫌惡。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下，競爭中處於劣勢的人羣往往被視為“廢物”或福利政策的“搭便車者”，這催生了大量針對女性、殘疾人、老人、東南亞移民、朝鮮族、中國人等韓國社會弱勢羣體或他者的嫌惡情緒。近年來備受關注的“女性嫌惡”現象浮出水面始於1999年，導火索為公務員考試、企業面試等重要考試中退役男性加分制度的取消，年輕男性遷怒於年輕女性，將後者視為威脅自身機會的競爭對手，因其不需承擔兵役義務，在升學、就業競爭中更為有利。
在競爭焦慮之下，“公正”儼然成為了最稀缺、也因而至高神聖的價值。過去幾年間，引爆韓國社會的諸多重大社會議題，幾乎均與年輕人對“公正”價值的高度敏感相關。 2017年，點燃“閨蜜干政”醜聞、彈劾總統朴槿惠的導火索，乃崔順實女兒“投胎到有錢家庭也是一種能力”的嘲諷；2018年平昌奧運會前夕，年輕一代與反朝極右勢力聯手反對組建朝韓女子冰球聯隊，原因是“這擠佔了年輕韓國女運動員的名額，犧牲了後者的奧運夢想”；2019年爆發的“曹國事件”令進步政黨至今難以擺脱“偽善”標籤，其源頭是大學生對曹國女兒“享受入學特殊照顧”的抗議。基於對“公正”的強烈訴求，“MZ世代”一次次掀起國內政治風暴，一旦觸及“不公正”的痛處，不論對保守陣營還是進步陣營，均不留情面。
2019年曹國被任命為法務部長，但隨後一個月內其大量醜聞曝出，自覺遭到欺騙的韓國民眾上街抗議。
回到此次“判罰爭議”。東京奧運會期間，韓國主流輿論曾欣慰感慨於本國“奧運文化”的成熟，“我們終於擺脱了唯獎牌論，學會享受比賽本身，為敗者鼓掌”，這與此次“判罰爭議”引發舉國公憤儼然形成了鮮明對比。韓國輿論對該矛盾現象的解釋是，憤怒並非源於“唯獎牌論”，而是指向“不公正”。2月11日，韓國保守傾向的市民團體在中國駐韓大使館前舉行的示威，並徒手撕開中國國旗。在現場，一位自稱曾經夢想成為運動員的20多歲女青年如此道：“每屆奧運會都是運動員們改變自己人生的時刻，而偏頗的判罰挫敗了青年們的夢想。”她的控訴提醒我們，這正是一場以“公正”為名、實則由焦慮與嫌惡所驅動的“厭華”浪潮。
“散文式”的東亞未來如何可能？
論述至此，問題已大致明瞭。當下站在“韓服爭議”、“判罰爭議”浪潮第一線的為韓國“MZ世代”，其對華負面認知的深層原因，與其在“1997年體制”下形成的民族主義、情感機制等代際特徵密不可分。他們既是自豪的“大韓民國民族主義”者，也是在極端兩極分化社會中無比焦慮、對“公正”議題高度敏感的生存者。後疫情時代的經濟低迷、文在寅政府房地產政策失敗所導致的房價上漲更加深了他們的焦慮。
可以説，他們對中國的情緒，與其説是敵對，毋寧説是嫌惡。交織着焦慮與嫌惡的情緒，被近一年來高度政治化的“文化工程”説不斷引導、激化，終在火星四濺的總統大選前夕集中迸發。
煽動年輕一代厭華情緒的選舉策略之所以奏效，根本原因在於“1997年體制”下陷入危機的進步政治。一個常被忽視的事實是，開啓“1997年體制”的正是金大中、盧武鉉兩屆“進步”政府，其在遏制冷戰思維、促進朝韓和解、推行社會多元化等政策方面展現出鮮明的進步性，而經濟層面的進步性卻被新自由主義框架所捕獲。
“以進步為名、行新自由主義之實”的“左翼新自由主義”，正是當下韓國進步政治陷入危機的根源。“燭光抗爭”後，“MZ世代”一度寄希望於承諾改善不平等問題的文在寅政府，然而後者卻並未推動實質有效的社會經濟改革。
2016年-2017年韓國民眾舉行燭光抗議要求朴槿惠下台。但其後“MZ世代”期望的實質性社會經濟改革並未出現。
年輕人的憤怒無法凝聚為一種可行的政治語言與行動，而轉向與“86世代”的代際矛盾。在他們看來，“86世代”不再代表反抗與進步的力量，而業已淪為“我是他非”、“偽善”、“頑固”的既得利益階層。當下韓國厭華浪潮的高漲，很大程度上正與進步陣營無力牽制、遏制保守陣營、而年輕一代業已對進步政治深感幻滅有關。
中韓是永遠的鄰居，兩國關係絕非諸如短道速滑等競技體育的激烈“零和”競爭，而更多是互補與合作。從長遠來看，只有形成文化共享、歷史共享的人文共同體共識，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非此既彼”文化爭議的週期性爆發。
針對後冷戰時期中日韓三國民眾間網絡民族主義衝突，韓國文學評論家崔元植曾説：“與面對面的直接接觸不同，抽象的接觸更直接地受到國家理性的干預。這時，‘國際’就是一種病痛。”他主張以“民際”化解誤解與紛爭，而唯有透過“民際”築成的眾多小烏托邦，方能通往一個理想的、“散文式”的東亞共同體。我們不妨將這一設想作為星光懷抱在胸，立足於各自的現實，一起向未來。
希望仍在年輕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