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行業，超時加班這種不合法現象已經變成常態。”3月7日下午，全國政協婦聯界別的小組會議上，當討論到影響年輕人生育意願的因素時，“工作壓力大，加班多、照顧家庭時間少”成了被高頻提及的緣由。
近年來，在一些企業，超時加班制度化、普遍化問題日益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人們不由得追問：如何遏制這種“畸形加班”變成常態？
勞動法規定，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長不超過8小時，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長工時的，每日不得超過3小時，且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
全國人大代表、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方燕表示，多數時候，在無法完成超額工作任務的情況下，不少勞動者被自願加班，實質上也是因工作要求而加班。
不僅如此，如今，超時加班已是不少企業的“內部制度”。全國政協委員、湖北首義律師事務所主任謝文敏感慨地對記者説：“有的勞動者甚至還要簽訂所謂‘協議’，表明自願加班、自願放棄加班工資。”
全國人大代表、道明光學股份有限公司人事專員黃美媚認為，造成過度加班的原因很複雜。有的企業管理粗放，任務分配和時間安排不合理；有的企業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給員工制定了過高績效指標；還有的企業管理者過分推崇所謂奉獻，形成勞動者即使“無班可加”也不敢到點下班的扭曲氛圍。
“這種現象的出現與我國缺少一部專門的工資立法也有關係。”全國政協委員、湖南啓元律師事務所首席合夥人袁愛平介紹説，目前，我國支付工資的方式和體系較為複雜，有計件支付的，有按工作時間支付的，有基本工資疊加績效獎金支付的，還有工作時間疊加績效獎金支付的，“這就使得超時加班是一個不易界定的概念。”
此外，由於我國法律目前對“工作時間”的界定相對模糊，在實際中產生了大量介於工作與休息狀態之間的時間，比如早會晚會時間、培訓時間、待命時間等。“同樣是勞動者因加班問題與用人單位發生糾紛，不同地方的判決差異會很大。”袁愛平委員説。
方燕代表則表示，勞動者往往疏於對加班記錄、考勤記錄等工作過程的證據蒐集及留存，這也加大了維權難度。“要從源頭出發，從頂層設計出發，用法律法規加強對勞動者的保護。”方燕代表呼籲，“無論是何種工作形式，都應依法限制加班時間。”
謝文敏委員也強調，一旦加班標準確立，用人單位就應遵守與勞動者之間的約定；監管部門則要據此加強執法力度，及時約談仍有超時加班現象的企業，並進行相應處罰。“在國外許多國家，員工超時加班，企業將面臨鉅額罰款。”
“用人單位應該認識到，以犧牲員工身體健康來換取短期效益是得不償失的。”作為人力資源從業人員，黃美媚代表建議，要加強企業文化建設，不定期開展員工心理疏導和團隊建設活動，同時也要在全社會營造健康工作的氛圍，推動改變“畸形加班”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