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調查機構蓋洛普和皮尤日前先後發佈的涉華民調結果顯示，美國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大幅度下降。其中有三點引起國外媒體關注：一是多數美國民眾不再視中國為美國的合作伙伴。皮尤發現，89%的美國受訪者視中國為競爭對手或敵人。蓋洛普發現，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人高達79%。與此同時，受訪者對中國的好感度只有20%，僅僅高於對朝鮮的11%，對伊拉克的13%，這在歷史上是罕見的。二是皮尤發現，美國受訪者極少提及中國人民。三是美國民眾願意犧牲可能從中國獲得的經濟利益，而更加願意去關注人權問題。皮尤發現，有52%的美國人支持對中國採取強硬的經濟政策，儘管他們中多數人認識到中美經濟關係的重要性。
當前美國國內正在形成一種極端的氛圍，這種氛圍致使不少美國民眾在中國相關的問題上無法收穫客觀全面的訊息，蓋洛普和皮尤的民調部分反映了這一現實。除此之外，我們還能觀察到中美關係中的一些變化和問題。
一是，價值觀衝突而非經濟利益衝突，正成為美國對華政策考慮的首要民意基礎。皮尤發現，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佔20%，關注經濟矛盾的佔19%，關注中國政治體制的佔17%，而關注中國國家實力的只佔13%。這表明美國受訪民眾傾向於認為，中國對美國的威脅主要存在於價值觀和經濟層面，中國國家實力對美國國家安全和國際地位尚不構成現實的威脅。並且在人權問題上，美國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的關注程度高度一致，分別為21%和22%，是兩黨民眾中分歧最小的議題。這意味着人權將成為中美關係中的熱點議題，重要性及其對中美關係的影響有繼續上升的動力來源。
二是，特朗普政府的惡意操作是中美關係惡化的一個結果而非原因。特朗普離開白宮以後，主導美國政治和輿論的是一個與他相敵對的羣體。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對華公共輿論並沒有改善，反而有繼續惡化的趨勢。皮尤發現，48%的受訪者認為遏制中國實力和影響力應該成為美國外交政策中的最高優先事務。在2018年，該數據僅為32%。蓋洛普發現，受訪美國人中僅有20%對中國有好感，這一數字比一年前下降了13%，創下了歷史新低。
這表明新冠疫情對美國民眾對華觀感的影響，可能要大於特朗普的政治操作。蓋洛普發現，美國民眾普遍相信“疫情中國起源論”，這可能是短期內導致美國人對中國的好感度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但是從長期來看，人權問題以及其他中國國內政治問題，是影響美國民眾對華好感度的更重要因素。隨着特朗普的離去，美國民眾失去了一個可以攻擊和發泄情緒的對象，他們對這些問題的關注可能會更加聚焦。
但是，這兩份民調所傳遞出的信息對中美關係來説也並非全然負面。
一是，美國兩黨的區別以及意見分歧。皮尤發現，雖然有53%的共和黨人及有共和黨傾向的人視中國為敵人，但是持該立場的民主黨人和有民主黨傾向的人僅佔20%。高達65%的民主黨立場人士，更願意視中國為競爭對手而非敵人。蓋洛普發現，民主黨人對中國的好感度，是共和黨人的兩倍以上，為27%對10%。更重要的是，民主黨人更加願意在經濟議題上與中國合作。有60%的民主黨人支持加強美中經濟關係，持這一立場的共和黨人只有26%。這説明，民主黨人雖然在人權和政治問題上與共和黨人有類似的立場，但是在經濟議題上仍然持積極立場，仍然是我們值得打交道、做工作的一個對手。
二是，中美關係的未來仍然可期。美國精英羣體和年輕人整體仍然保持理性，將是推動中美關係的一個重要橋樑和中介。皮尤發現，雖然有55%的受訪者支持限制中國留學生，但是有大學文憑的受訪者多數反對限制中國留學生數量，無大學文憑者的情況相反。皮尤發現，50歲或以上的受訪者中，70%支持限制中國留學生；在30歲-49歲受訪者中，支持和反對者各佔一半；而在18-29歲的受訪者中，2/3反對限制。這説明，美國知識精英和年輕人具有更加多元、開放和理性的認知。中美關係的未來並非只有黑暗，現在也許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某個時刻。
無論是中美兩國還是整個世界，都需要一個健康的中美關係。一個健康的中美關係，並非指只有合作而沒有競爭和鬥爭的關係，而是指對兩國民眾有利、對世界和平和穩定有利的中美關係，需要兩國在敵對、競爭和合作三個傾向之間實現共存和平衡。如果不能實現這一平衡，中美關係將被置於危險的對抗性經濟、政治和軍事行動之中，將會同時損害兩國的利益和國際地位。國際格局的多極化進程將加速，但在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機制建設仍然緩慢甚至時有倒退的情況下，這種突然加速的多極化進程，會導致國際政治權力的真空，危害世界和平、發展和穩定。中美要擺脱過去幾年中持續性惡化的循環，需要重建一個平衡的、可預期的關係，兩國需要在內政和外交的諸多領域，做出重大的相向性調整。（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