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美國休斯敦附近地區一青少年生日派對上爆發槍戰，23秒約有50聲槍響，人羣驚慌逃竄；3天后，紐約市布魯克林區一地鐵站高峯時段發生槍擊案，造成20多人受傷。警方在現場還發現了幾個未被引爆的裝置。
在繁華都市的公共場所屢屢發生槍擊案，無疑是社會悲劇。而這樣的悲劇在美國並不罕見。紐約市警察局報告顯示，截至本月10日，紐約今年已發生322起槍擊事件，超過360人遭受槍擊。若將視野放大到全美，數字更加觸目驚心——2020年4月之後，平均每天新增0.78起大規模槍擊事件，每天新增0.49人死亡，每天新增3.40人受傷。
即便是對槍擊事件已經“麻木”的美國人也悲哀地感覺到，近兩年出門在外的危險係數明顯上升。那麼，究竟是什麼進一步刺激了暴力犯罪的衝動？
答案很複雜，但社會環境劇變是犯罪浪潮的明顯誘因。過去一段時間的美國，疫情失控、種族對峙、黨爭升級、通貨膨脹等因素交織發酵，社會上瀰漫着濃重的戾氣與悲觀，不斷消解着民眾對於穩定的預期。這一背景下，犯罪愈發增多，又愈發加劇人們的不安，形成惡性循環。2020年，美國槍支銷量同比激增64%，達2300萬支，其中首次購買槍支的人數超過800萬人。氾濫的槍支與焦慮的人羣相遇，擦槍走火在所難免。紐約地鐵槍擊案犯罪嫌疑人的社交媒體帖子中，就包含了“對流浪漢、紐約的抱怨”以及其他“令人擔憂”的話題。
悲劇頻發，解決卻難上加難。就在紐約地鐵槍擊案發生的前一天，美國總統拜登還在呼籲國會通過法案加強購槍背景調查、禁止銷售攻擊性武器及大容量彈匣。然而，説了半天基本上是“説了個寂寞”。在這方面，奧巴馬政府比拜登政府更努力，曾20多次推動控槍，但依然無疾而終。
一來，歷史傳統深厚。擁槍已成為美式生活的一部分。憲法第二修正案關於“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受侵犯”的條款，更讓槍支深深植根於美國文化中。儘管多年來呼籲修改上述條款的聲音不絕，但在這個極度推崇個人自由的國度，這被視作侵蝕個人權利的表現，推動阻力之大可以想見。
二來，現實利益複雜。美國的槍支製造和交易已形成巨大產業鏈。以全美步槍協會為代表的相關利益集團擁有嚴密的組織體系和有效的遊説策略，為美國總統和國會選舉提供了大量政治捐款，並與之組成了“政客+軍火商”的軍工聯合體。前台政客作為資本利益集團的提線木偶，又有幾分真心和決心去斷金主的財路呢？
三來，社會分裂加劇。儘管每次槍擊案後，美國社會都會響起反思之聲，但在限制合法持槍能否減少大規模槍擊事件及槍支保有量與犯罪數量的關係等問題上，持對立觀點的人幾乎對半分。也就是説，認同槍擊案不該發生的社會共識似乎達成，但在控槍能否解決問題上，觀點各異，彼此不服，爭來爭去無不回到原點。
控不了的槍支，止不住的死傷，本質上是美國政治制度深層弊端的集中反映。在一個“金錢政治”、兩黨互撕的環境中，連戴不戴口罩都能爭論不休，又何況是牽涉更多利益的改變呢？對於正處於“相對衰落”漫長曆史進程中的美國來説，動盪撕裂與不確定性也將是一種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