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民主”為何會治理失能？

來源：海峽之聲

作者 雁默

一般談民主，大都落入意識形態的討論，這是西方“武器化民主概念”的結果，也是人類的通病，例如宗教、哲學，或各種“主義”等人文產物，其初衷大都是為了解決具體問題，但演化到後來，就成了教條，幾乎沒有一種人文思想能避開這種現象。

回到初衷並檢討“民主與治理”的關係，近年來談論者愈來愈少，如基辛格對美國政治的感嘆：“公開辯論愈來愈不關注實質內容，而是關注政治動機與身份。”

這就是“美式民主教條化”的後果，在民主的形式之下所衍生的治理缺失，被“自由”與“權利”所掩蓋，人民以為“無為而治”最好，高度強調個人權利，政客也就樂得輕忽實質的治理問題，集中將所有議題與社會事件政治化、情緒化、階級化、意識形態化，好坐收選票。

治理退位，黨派利益則成了政治的核心，此現象充分體現在蔡英文執政後，對藍綠執政地方縣市的差別待遇，最後甚至連視察疫情，蔡英文都只走訪綠營縣市，彷彿那幾個地方才是她“有效統治之處”，藍營縣市，則絕拿不到她手中掌握的資源。甚至，只要藍營縣市發生治理問題，蔡英文想的不是如何解決問題，而是如何藉機打倒“政敵”。

民主是兩面刃，治理面的影響有好有壞，以下是具體範例。

4月，藍營某市發生了新冠疫情以來，第一例兒童感染死亡案例。家長當時打119(該市消防局)求救，請派救護車，由於該户都是新冠確診者，依規定隔離中，因此消防局告知家長，向確診者派救護車，依規定需協調該市衞生局，因此無法立即出車。

於是家長再打“1922疫情通報專線”求助(屬指揮中心管轄)，經過數次電話溝通，81分鐘後救護車才到場將患者送到醫院，搶救數日，該兒童仍不幸病逝。

家長質疑救護車來太慢，程序有問題，其一是1922處理過慢，其二是119處理過慢，在複雜的聯繫網中錯失了救援的最佳時機。該家長於是向相關單位要求調閲1922與119電話錄音檔，想從通話記錄中查明相關單位的處理流程，追尋那“消失的81分鐘”發生了什麼。

該市消防局因為“保護隱私權法規之故”無法提供錄音檔，便主動邀請家長前往聆聽錄音內容，並提供逐字翻譯文本，甚至現場模擬派遣員作業模式，好讓家長了解整個流程。

故事到這裏為止，我們已先看到了一個“民主治理”的特點，即民眾申訴有管道，且相關單位必須民眾滿足的需要，詳解作業流程，並提供錄音證據。在兩蔣時代，由於“民權意識”尚未抬頭，治理的細膩度遠不能與現在相比，一般民眾上官府辦事得忍受基層公務員的臭臉、官腔，與“上對下”的惡劣態度。

“民主化”後的台灣，對一般民眾最有感的，就是公務員的態度變得親民、客氣與周到，包含警察在內，藍綠執政縣市皆然。

西式民主的初衷，是要解決“權力的傲慢”與“權力不受節制”的問題，因此非常現實主義地使用了“制衡”的概念解決具體治理問題。

並不是説只有實行西式民主才能解決上對下的權力傲慢，但無可否認，民主手段最有效，因為“來自敵人的監督”，總是比自我監督效果要好。

接下來發生的事，就呈現了西式民主的弊端。

防疫指揮中心在這一起案件之後，旋即修改了規定，開設兒童就醫綠色通道，此後兒童確診者可直接就醫，不需再多一道衞生局處理的程序。這意味着此前的指揮中心規定讓地方單位“必須先上報，收到指示後再處理”的弊端，也就是那“消失的81分鐘”真相。

在此期間，家長顯然對該市相關單位的説明並不滿意，透過各種管道想查明真相。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找綠營民代幫忙處理。畢竟現在台灣民眾都知道，藍的出問題，就找綠的，相反亦然，這樣解決問題最快。

於是乎，案件從專業治理問題，迅速演變成政治問題，“指揮中心1922”是綠的，“市消防局119”是藍的，到底是哪一端出了問題，就變成黨派之爭。家長既然找綠營撐腰，此案顯然又對綠營選舉有利，那見縫插針、煽風點火、混淆視聽、雞蛋裏挑骨頭，什麼花招就都出籠了。

家長就此按照綠營的指導下，開始方向性追索事件真相，另一方面，隱身其後的綠營民代也展開攻勢，甚至當初現場模擬派遣員作業模式為家長解説的舉措，都被説成是精心安排的演戲，務求逼市長認錯道歉，並留下政治污點，折損其選舉優勢。

家長指控主要有兩點：

4月事發當天，全台確診數只有800人，市消防局不可能忙到無法處理一個新冠個案，此其一；電話錄音譯文中，沒有寫上“沒有辦法派車，要通知1922”(當時119通話中的背景有插話聲音)，而這就是一切的關鍵，此其二。

關於一，該市副市長説明，當時每天有超過一萬人居家隔離，按彼時政策，確診者需要擴大匡列、擴大采檢，還須疫調公佈足跡、安排防疫出租車，不像如今規定放寬，讓民眾採自主管理，減少許多治理資源。因此不能單從確診數來看問題。

關於二，相關單位坦承譯文確實沒有“沒有辦法派車，要通知1922”這句話，但當時的情形是，身旁的同仁(救護技術員)在提醒派遣員，要去“確認流程”，完全不影響後續救護派遣流程。而譯文內容依規定只摘錄民眾與派遣員的對話，不會摘錄背景插話。

至於指揮中心，乾脆稱“1922沒有調度救護車或防疫出租車的權限”，一推乾淨。事實上這是避重就輕，因為消防局必須走一遍指揮中心的“額外程序”，而此程序與“1922有沒有調度救護車權限”並無干係。此外，1922若無調度救護車權限，在急救的層次上等於毫無用處，民眾也只能打119，但一般民眾完全不知道。

關於指揮官陳時中的顢頇無能與無恥，眾人已説過很多，台灣防疫大抵就是“有錯都不是指揮中心的錯”，甩鍋卸責是防疫日常。

在“千夫所指”下，該市有理説不清，因此副市長痛心指控“選舉而操作很不公平”，索性將整個處理程序交由法院調查處理。

目前家長尚未決定是否要走司法程序，但事件已引發了不小的政治風波，引起各界關注。

故事到此，即可顯見“西式”甚至是“台式民主”弊端。一切政治化的後果，就是真相被掩埋、是非顛倒；真該扛責的走避，擔上莫須有罪名的是基層公務員，政治標靶則是市長。而綠營“新神”陳時中與該藍營市長都要投入選舉。

民主的優點既然是借重“敵人監督”以杜絕治理弊端，那麼公正性就極度重要，失去公正性的監督就是惡意監督。而這種惡意是由選舉利益所驅動，則一般而言，愈公正“獲利”就愈小。

人類社會求取公正的工具只有兩個，道德與法律，而道德往往是利益的手下敗將，法律也時而失靈。不過相較之下，法律仍是較為可靠的工具，因此該市府決定避開政治，循法律途徑解決。

在此案例中，真正該扛責的民進黨當局，藉由協助甚至控制受害家屬，巧妙規避責任，並想借此打擊政敵，可謂雙重套利。此案若真走入司法程序，其實結果已經出來了，因為該市相關單位一切依法依規行事，執行單位只能走規定的流程，只要流程並無疏失，就無可能被論罪。

換言之，家長若告市府瀆職，大概率不會成功。可議的是，防疫指揮中心並非正式的機關單位，亦非執行單位，只是一個臨時指導單位，因此不受法律監督，若政策有錯，頂多就是負政治責任。而這個單位，自疫情爆發以來，疏失不計其數，以致枉死上千人，但負起政治責任的，一個都沒有。

按西方民主原則，決策不透明的防疫指揮中心根本是“反民主”的存在，口罩、疫苗、快篩劑廠商的決定程序，全部由一個不受監督的單位“獨斷”，而且還在政治掩護下，無法被究責。

聽起來，這不是“民主的弊端”，而是“反民主的弊端”。但事實上，民主相當容易被窄化成選舉權，並徒具形式，使得一切便宜行事與貪贓妄法，在選舉利益下得到“正當性”。最終，權力者會將責任扔到選民頭上，一時的民意反撲不礙事兒，等到下一次選舉，再透過務虛的情緒性議題，綁架選民，再獲取一次權力。

“公開辯論愈來愈不關注實質內容，而是關注政治動機與身份，”這不是美國獨有的現象，幾乎所有實行西方民主的政權，都會落入這個陷阱，造成社會嚴重分歧。所有事件都是政治事件，嚴肅而正常的治理變成無稽之談。

也就是説，民主與反民主一體兩面，這是一個脆弱而容易自噬的制度。

在綠營執政前，許多自稱“民主派”的人，於綠營執政後就一一現形，獲取權力後“反民主”，蔡英文執政這一次，更是揭露了大批“假民主派”，而今堅持民主反對綠營執政的，已是寥寥可數。

可見，在台灣，民主不過是奪權的工具，原來就只有粉飾作用與欺騙性質，因此也可説，台灣從來沒有真正“民主化”，卻又為了民主形式而喪失了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