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創傷,逆境和精神病

由 司空梓瑤 發佈於 綜合

數百年來,人們一直認為壞事情的發生會讓我們“瘋狂”。然而,直到2012年,才首次進行有關該主題研究的薈萃分析。兒童時期的逆境可能在精神病的發展中起因果作用,心理社會干預措施可能會有所幫助。

研究概況

它涉及當時41項最可靠的研究,包括18項對精神病患者和無精神障礙對照組的比較,10項前瞻性研究和8項普通人口調查。

研究人員發現,經歷過一次或多次童年不幸的人患上精神病的可能性要高出2.8倍。6種特定逆境的OR比為:性虐待,2.4;身體虐待,2.9;情感虐待,3.4;忽視,2.9;欺凌,2.4;父母死亡,1.7。

在對其進行測試的10項研究中,有9項出現了劑量反應。例如,一項對8580人的調查發現,遭受一種逆境的人被診斷為精神障礙的幾率高出1.7倍,遭受三種逆境的人被診斷為精神障礙的幾率高出18倍,而五種逆境的人則是193倍。

這種關係的生物、社會和心理中介因素已經被探索過。幻覺和妄想的內容通常直接或隱喻地與童年創傷有關。已經被發現起因果作用的兒童期逆境包括性虐待、亂倫、身體虐待、忽視、貧困、失去(如父母)、欺凌、被撫養/收養,或這些的組合。特定創傷或逆境與特定精神病症狀之間的關係也已被調查。精神疾病的創傷性神經發育模型描繪了受創傷兒童和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的成人之間的大腦相似性。

在過去20年裏,虐待兒童、城市化、移民和不良生活事件對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病因有一定的影響。最近的一項在線調查探究了來自30個國家的701名服用抗精神病藥物的人的因果信念。在從1(純生物)到5(純社會)的評分中,平均得分為4.2。主題分析中最常見的主題是“社會”(50%),其次是“心理”(12%)。214人(30%)使用了創傷或創傷性的詞語,146人(21%)報告了虐待或忽視,46人報告了失去(7%)。

一項大型流行病學研究的報告得出結論:”精神病患者的不良童年經歷很常見……精神衞生專業人員應定期詢問這一羣體的各種逆境,並提供有效的服務應對。''不幸的是,最近的調查結果表明,大多數精神衞生服務使用者從未被問及有關創傷或虐待的問題,而我們的專業機構往往不能對披露的情況作出治療性的回應,精神病患者在這兩方面的表現尤其糟糕。

與某些説法相反,精神分裂症或其他精神疾病的患者並不比其他人更容易謊稱受到虐待。掩蓋這種關係的另一個信念是一種向後循環的邏輯觀念,即一旦精神病患者的生活中發現了創傷,那麼診斷就應該改為創傷後應激障礙。

在理想的情況下,需要的是一個針對創傷的方法,這是美國首創的一種策略。關鍵要素是所有臨牀人員都要認識到,大多數心理健康問題(包括精神病)都有一個創傷/逆境背景,並應避免通過武力和強迫進行再次外傷。對於許多心理健康專業人士來説,第一步是學習何時以及如何詢問童年虐待和忽視等事件,以及如何對披露的信息做出治療性的回應。

一系列的治療模型非常適合於解決創傷和精神病,包括心理動力學心理治療、公開對話、家庭療法、接受和承諾治療,當然還有創傷治療。

精神病的認知行為療法

針對精神病的CBT (CBTp)是一種以問題為導向的協作方法,致力於實現患者確定的目標。鑑於逆境和兒童期/成人創傷的普遍存在,大部分工作涉及以創傷為重點的干預措施,這就不足為奇了。人們已經認識到,CBTp應處理創傷性經歷,並應承認和確認此類經歷對當前心理健康的影響。

CBTp必須在良好的治療關係的背景下進行,治療師的人際有效性是非常重要的。CBTp強調精神病經歷的正常化。它提供了關於患病率和原因的信息,幫助人們理解聽到聲音和偏執想法等經歷可能比人們預期的更常見,也可以理解為對生活事件(如人際創傷、喪親之痛和藥物使用)的反應。這種方法有助於減少痛苦和內部污名化。

CBTp通常涉及發展新的應對策略,以減少痛苦和增加功能。這些措施包括以創傷為中心的方法,如使用基礎技術來處理創傷後遺症(如閃回、不想要的記憶)和分離的經歷。CBTp幫助人們探索創傷性事件的意義,強調通過重新評估、證據分析和發展替代敍述的方式來減少自責、內疚和羞恥。它可以包括使用重温方法將未處理的創傷記憶進行情境化。

臨牀醫生通常不願意通過暴露於創傷記憶來治療精神病患者,因為他們擔心這會使精神病症狀惡化或導致精神不穩定。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這種針對創傷的方法可以與CBTp相結合,是安全和有益的。CBTp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強調通過行為實驗來評估安全性和當前的威脅感,通過改變現實世界中的行為來實現信念。

針對以創傷為重點的CBTp,系統綜述認為它對精神病和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安全有效的。最近的綜述和個別研究也得出結論,沒有證據表明以創傷為重點的CBTp會導致症狀加重或不良事件。

聆聽組

聆聽聲音小組是為那些能聽到聲音、看到幻象或有其他不尋常感官體驗的人設立的同伴支持小組。這些組織旨在創造一個安全的空間來談論困難的經歷,而不用擔心被評判或污名化。它們起源於20世紀80年代末的荷蘭,現在有34個國家的國家網絡組織,包括美國(www.hearingvoicesusa.org)、英國、塞爾維亞、巴西、日本、意大利和澳大利亞。

聆聽小組優先考慮聯繫和探索,而不是提供治療。因此,協調員的角色是“通過傾聽來領導”,通過鼓勵協作決策和相互支持的精神來支持團隊的安全和發展。協調員通常有聽到聲音的個人經驗,但也包括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和其他盟友。它的一個關鍵原則是承諾尊重人們以自己的方式理解自己經歷的權利。

關於傾聽團體的研究本身並沒有被認為是一種干預措施。然而,小規模的研究描繪了一幅一致的畫面。傾聽組提供:

  • 歸屬感和聯繫感;
  • 接受一個人的全部;
  • 提高了談論聲音的能力;
  • 加深對個人經驗的理解;
  • 應對策略的參與度增加;
  • 這些潛在的好處提供了從創傷中恢復的分階段方法:安全、探索和(重新)聯繫。

聆聽聲音小組並不是萬能的。像所有的方法一樣,它們並不是普遍有用的,有一小部分參與者在參加小組會議後發現他們經歷了“微小的負面轉變”,並感到某些話題可能被邊緣化。對於那些願意參加的人來説,聆聽組織可以提供幫助,併為有過創傷經歷的人帶來特別的好處。

【來源:健康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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