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會想念默克爾？
默克爾，四屆德國總理，亂世鐵娘子。為人緘默低調，務實板正。國人暱稱“默大嬸”。
新華社記者 單宇琦 攝
2004年，適逢知天命之年的默克爾將在翌年執掌德國權柄，有記者問：“德國對你意味着什麼？”她不假思索道：“窗户”，那種別國造不了的“隔音又美觀的窗户”。”2020年，在其即將卸任之際，又有記者問：“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政治遺產？”幾番追問，默克爾竟不耐煩起來：“我不想這種問題，我就做我的工作。”
本人不想，外人只好替她略想一想。
“德國的歐洲”
默克爾的最大歷史遺產，當屬穩住歐洲一體化，並在這一過程中悄然打造了“德國的歐洲”。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歐洲一體化中止高歌猛進的勢頭，短短十年間，歐債危機、難民危機、英國脱歐接踵而至。到2019年，歐盟才算重新站穩腳跟，次年卻趕上庚子大疫。
亂局之中，你方唱罷我登場，各國政壇走馬燈。唯獨默克爾，不動如山。德國政壇周知默氏暗中排擠對手之功力，外界也漸感其“摸着石頭過河”而不濕衣襟之本領。
不動如山的默克爾，在歐洲一言九鼎。這與德國在歐洲的地位有關。
歐洲一體化向被視為法國的戰略與德國的財富之結合。法國的戰略，根源於其“戰勝國”地位；德國的財富，根源於其作為後起列強的澎湃工業動力。危機之年，德國如何運用它的財富，對歐盟而言是決定性的。
歐債危機後初年，默克爾緊捂錢袋子，不願被國內民粹派批“養希臘懶人”。歐內各界，心急火燎邀中國“救歐”，只有默克爾，口上感謝，心中不急。她轉身以金主之姿，推動“三駕馬車”（歐委會、歐央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逼迫重債國搞財政緊縮和結構性改革。如此一來，夯實了“德國版的歐盟”。
何出此言？皆因德國的“穩定文化”乃歐洲經濟貨幣聯盟設計的根源。德國參與歐元區的條件便是讓歐元“像”馬克。
在上世紀90年代初，德國在歐洲貨幣聯盟談判中主張：歐洲貨幣聯盟成員應保證政府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內，債務控制在GDP的60%以內，通貨膨脹率控制在2%以內。
歐盟1992年的《馬斯特裏赫特條約》和1997年的《穩定與增長公約》將德國這些提議制度化了，德國的通縮政策推廣到整個歐盟層面——歐盟的經濟政策像德國一樣謹慎求穩，歐洲央行維護歐元幣值穩定，歐盟各國也要執行嚴格的財政紀律。
有學者指出：“沒有一個國家從歐元中得到的好處比德國更多，沒有一個國家在設計歐元方面的貢獻比德國更大，沒有一個國家對歐洲央行的影響比德國更深。”
“緊捂錢袋子”這一做法，雖鞏固了歐元區的“德國設計”，卻未解決歐元的制度困境——而這正是歐債危機的深層誘因。
根據歐元之父蒙代爾的“最佳貨幣區”理論，一個貨幣區應滿足如下標準：勞動力自由流動；資金自由流動、物價及工資水平靈活調整；自動財政轉移等風險分擔機制；以及類似的商業週期等。以此作標準，歐元區先天不足，“自動財政轉移機制”的匱乏尤其刺目。
而自動財政轉移，實質就是歐盟內的富國給窮國掏錢。德國作為富國“領頭羊”，對此心知肚明，故雖知歐元設計缺陷，依然紋風不動。直到時任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發狠“不惜一切代價救歐元”，隨後推出種種購債計劃，歐債危機才真正迎來轉機。
歐洲央行實際上充當了歐盟成員國的“最後貸款人”，等於德國也間接地為重債國出了資。歐洲央行的這一舉動能得默克爾默許，蓋因其判斷不如此恐難拯救歐元，故而做出妥協。如此一來，危機後的歐元區雖不能改制度缺陷，也能得一折中的長進。
詎料2020年大疫，竟促使默克爾往前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
年中，法德聯合推出總價值5000億歐元的復甦基金方案，如此歐盟預算得以實現向超主權預算的質的飛躍。默克爾的態度轉變大出世人所料，甚至法國總統馬克龍也僅僅在雙方宣佈此方案的前夕才得知默克爾的想法。媒體將此轉變稱為“默克爾的里程碑時刻”。
當然，德國並沒有“白掏錢”。2021年2月，歐盟理事會通過了7500億歐元復甦計劃相關的規則，據此，成員國須按歐盟的“數字轉型”“綠色轉型”精神使用復甦基金，這符合德國在歐產業佈局的升級換代。
值得一提的是，復甦基金推出後，在意大利導致了內閣重組，在波蘭導致了政治危機，重挫了疑歐勢力。
德國在冷戰後之所以同意捨棄強勢貨幣馬克而改用歐元，是想以此換取法國對其東西德統一的支持。而在歐元區內把“歐洲的德國”變為“德國的歐洲”，首功應歸默克爾。她或徐或急，或顯或隱，眾人喧譁時她不動，眾人渾噩時功已成。
抗衡特朗普的女人
默克爾的第二大歷史遺產，是在意識形態上的。默克爾至少在兩個時刻遇到了重大考驗。
第一個時刻是2015年的難民危機。
當以色列和海灣國家一致驅逐難民、匈牙利等國直接用軍隊對付難民時，德國獨樹一幟地對難民採取了“歡迎”政策。某種程度上，德國以一己之力撐起了歐洲的難民政策。美國《時代》雜誌將德國總理默克爾評為2015年度風雲人物，嘉許她為“自由世界的總理”。
雖然德國的政策在2016年之後有所回調，但基調沒有本質變化。簡言之，默克爾主導的難民政策包含了三大部分：一是國內吸納難民；二是與歐盟以及其他國家分擔難民問題；三是加強邊境管控以及篩選“合適”的難民。這也成為歐盟應對難民危機的主要思路。
第二個時刻是2016年底美國右翼民粹主義政客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
特朗普勝選後，默克爾便被視為“自由世界的新領導人”。特氏的前任奧巴馬卸任前的最後一次外訪沒有循例前往英國，而是去了德國，最後一個電話也是打給德國總理的，彷彿要“將自由世界的接力棒轉交到默克爾手中”。
默克爾果然深孚眾望，常與特朗普針鋒相對。2019年5月，默克爾在美國哈佛大學發表演講，表示“我們的行為必須是多邊而非單邊的”，“不要稱謊言為真相，真相為謊言”，“拆毀無知與狹隘的牆”，劍指特朗普主義。
默克爾主政十六年，德國政策整體富於自由的色彩。德國放棄了核能，取消了兵役制，這兩項是默克爾所在的基民盟數十年來的重要政策。德國還引進了北歐模式的帶薪產假、照看兒童補助，這與基民盟過去倡導的“兒童、廚房、教堂”的女性生活可謂天壤之別。此外，德國放寬了關於雙重國籍的規定，對原本的“血統國籍論”也是重大調整。
默克爾在位恰逢西方危機時代，思潮紛亂，人心不古。默克爾務實審慎，不善辭令，卻往往在重要關頭撥亂反正，擲地有聲。當然，對於默克爾的意識形態遺產，可能要再過些年才能給出更公允的評價。
沒有口號的大國外交
最後值得一説的是德國的外交。
作為二戰戰敗國，德國的外交只有在國際秩序鬆動之時才有表現的機會，比如上世紀70年代旨在緩和與蘇東集團關係的“新東方政策”。
歐債危機後，德國國內掀起了關於德國在歐洲乃至全球角色的大討論。2014年，德國外交部更是向全球主要大國知名戰略家發出“命題作文”，讓其為德國外交出謀劃策，並邀部分專家前往德國與外長面談。
隨着國際秩序加速變動，主要國家都做出調整。脱歐後的英國追求“全球英國”，特朗普則追求“美國優先”。德國外交沒有口號，但是，德國以歐洲為依託在世界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態勢已經十分明顯。
特朗普上任帶動西方對華政策出現很大轉變，但默克爾並不追隨，竟成了西方對華最為友善的領導人。自然，默克爾也談不上“親華”，其在涉華議題上的輾轉騰挪，可謂大手筆——既審查5G，又不針對中國；既參與亞太戰略，又為此戰略注入濃厚的非軍事色彩；既調整全球產業鏈，又重視德國企業親華訴求；既籌備與美國新任總統拜登全面合作，又急速突擊推動中歐就投資協定達成最高政治共識。默克爾説：“我們要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當前，德國國內正在就“以商促變”對華政策展開激烈爭論——不管今年年底大選後誰主政德國，其對華政策都要進入“後默克爾時代”。
以上三大“遺產”，正好道出了默克爾的“發家”軌跡——由德國而歐洲，而西方，而全球。
德國這個穩定的大本營似乎是默克爾成功的關鍵——無論出現任何危機，德國的經濟表現一直穩健；無論出現任何思潮，德國的政治一直相對清平；無論德國的“出口導向”模式在國際上如何受抨擊，德國對其工業的投入一直不減。
對默克爾而言，德國是那扇獨一無二隔音又美觀的窗；對德國而言，默克爾又何嘗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