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 梁紹卿：這一話題似乎是西方學術界竭力迴避的
西方政制的主要表現形式是通過黨爭民主而實現資源分配，這意味着西方政制的根本屬性是競爭性資源分配。
我們的研究已經發現，黨爭民主的正常運作需要同質化條件——國家認同、共享信念以及平等性社會結構。競爭性選舉是由政黨來組織的，而政黨的社會基礎有階級、民族和宗教，競爭性選舉事實上就是階級之間、民族之間、宗教之間的鬥爭，政治分裂因此發生。
這意味着，競爭性選舉若是在異質化的民族、教派之間進行，正如很多國家尤其是非西方國家所表現的那樣：正常運行是非常態，無效民主或民主失敗倒是常態。這是講西方政制運行機制所告訴我們的內部條件。不僅如此，西方政制的正常運行還需要外部條件——汲取外部資源以供競爭性資源分配。這一話題似乎是西方學術界竭力迴避的，有待中國學者去思考和深入討論，在尋找西方政制亂象和困局的真正原因中，認識另一種鏡像的“新西方”“新美國”，從而更好地把握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
海外市場是西方政制運行的不可或缺的外部條件
西方國家是“兩輪驅動”的結果——戰爭和以殖民掠奪為主要形式的海外貿易。歐洲各國是典型的戰爭製造，從羅馬帝國之後的幾千個“城邦國家”、封建領主中，通過連綿不斷的戰爭最後打出幾十個民族國家。
伴隨着戰爭製造國家的同時，剛剛興起的各民族國家競相進行海外擴張，並大搞殖民掠奪，以化解國內資本主義工業化帶來的尖鋭的社會矛盾和階級鬥爭。
法國著名作家雨果在1870年呼籲：同袍們，殖民去吧，否則就是內戰。可見，殖民主義或者帝國主義，事實上成為解決國內問題的一個政策性工具。1875年，英國法國擁有海外殖民地2340萬平方公里。此後幾十年，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成為一種政治思潮。到1914年，西方列強海外殖民地達6735萬平方公里，全世界幾乎被瓜分殆盡。伴隨着殖民掠奪，歐洲出現大規模海外移民。1900年至1920年間，意大利移民600萬人左右，佔總人口的1/5。即便如此，也未能化解國內劇烈的社會矛盾，因此才會選舉產生出美國國務院電賀的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權。
可以認為，二戰前的歐洲通過“一出一進”來化解競爭性資源分配所帶來的矛盾。“一出”就是靠大規模海外移民來化解工業化帶來的失業和剝削所釀成的階級矛盾；“一進”就是通過殖民貿易掠奪資源來滿足國內的資源分配。根據劍橋大學一印裔英國教授的研究，英國僅在印度的殖民掠奪就高達97萬億英鎊。也就是説，海外市場對於維持競爭性資源分配體制至關重要，或者説海外市場就是西方政制運行的不可或缺的外部條件。
即便如此，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上半葉，西方各國內部階級矛盾所導致的社會運動一浪高過一浪，西方文明內部還發生了兩次殘酷的世界大戰。這顯然是由國內資源分配危機導致的外部性結果，或者説是西方列強為滿足國內競爭性資源分配而進行的外部競爭白熱化的結果。
西方國家世界市場份額的收縮無疑會影響它們享用多年的福利體制
二戰之後，汲取血的教訓的西方國家建立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國際貿易組織（WTO）等國際機制以規訓各國的競爭方式，同時利用技術優勢、先進的製造業而基本上完全控制了世界市場。
根據IMF的數據，1840年，已經開始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西方國家的全球工業GDP佔比達50%，到1980年工業GDP佔比高達90%，包括中國、印度等規模巨大的發展中國家佔比只有10%。這意味着，西方基本上控制了世界市場，全球財富滾滾流向西方國家。這也是二戰後西方國家大搞福利國家建設的外部條件。“福利國家”是以大收買換來大和平，西方國家利用在世界市場所獲得的鉅額財富，分流出一部分給予中下階層教育、住房、醫療、失業上的基本保障，由此換來他們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支持。戰後20年的穩定和繁榮，被譽為“黃金時代”，而這個特殊的時代有着特殊的外部性背景。
到了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痛恨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思潮開始流行，以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為基調的全球化時代到來了。制度變遷具有非預期性，這一波次的全球化使得美國經濟結構脱實向虛，傳統制造業流向東亞尤其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這樣，到2010年，非西方國家的工業GDP佔比達到40%，2020年西方和非西方國家各佔一半，而且有利於非西方國家的結構性趨勢因全球新冠疫情而加強。這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個重要方面。
工業GDP佔比不但是世界財富分配的晴雨表，還具有國內政治意義。正如西方國家歷史所展示的那樣，西方政制從一開始就離不開世界市場的掠奪或佔有。目前，西方國家的世界市場份額的收縮無疑會影響到它們享用多年的福利體制，就業成為國內的一個社會大問題。不僅如此，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經濟結構脱實向虛轉型，即華爾街金融資本主義的支配性地位的形成，加大了收入的鴻溝。二戰後30年的凱恩斯主義讓西方國家變得相對平等，但1980年後的新自由主義讓美國成為“1%美國人的民治民有民享”。
不僅西方國家世界市場份額收縮而誘發國內社會問題，更重要的是，傳統上依靠“出”即移民來化解國內矛盾的辦法不但不可能，反而形成了“反向移民”。美國因大規模的墨西哥移民而出現了亨廷頓擔憂的美國的“國民性危機”，中東移民使得歐洲出現“難民危機”，而且法國等歐洲國家的非白人比例急劇增加。外來移民導致人口結構變化，西方政制的內部條件即同質化條件也隨之成為異質化。西方政制的內部性條件的形成和維持也離不開外部性條件。異質化文化下的黨爭民主，不但會製造政治過程中的否決點而使得公共政策難以制定並執行，更重要的是會誘發西方文明的潰敗。
重新認識西方政制，正確把控中西關係
我們正在經歷的或者説由中國等非西方國家的自身發展所催生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給予我們重新認識西方政制的契機。西方政制曾被鼓吹為“歷史的終結”——人類歷史上最好的，也是最終的制度。伴隨着這個命題，在國際關係理論或比較政治學上，出現了“軟權力”“民主和平論”等“歷史終結論”的家族概念，它們無不是在論證西方政制的優越性。這種嘉年華式的狂歡使得冷戰後的美西方把人類智慧拋在九霄雲外，從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到近代的盧梭再到當代的羅爾斯，無不反覆強調作為政制的基礎條件的歷史文明因素和現實性社會結構關係的重要性。
不僅如此，世界市場對西方政制的直接作用，更是西方先賢們所未曾論及的更復雜、更深刻的政治現象——競爭性資源分配的西方政制高度依賴世界市場。從一開始，西方政制就建立在多外部的資源掠奪上；其發展壯大的鼎盛時期也是世界市場支撐的結果；很自然地，世界市場份額的收縮直接地衝擊了西方政制，考驗其制度韌性乃至生命力。因此，對於西方國家而言，競爭世界市場份額不但是民生問題，更關乎更為根本性的政治問題。
這一點對於我們理解西方國家的對外關係，尤其是目前的對華政策很重要。因為其世界市場的收縮，自然會怨天尤人，並有可能以價值觀聯盟的形式來表達這種情緒；同時，因為中國市場不可割捨的吸引力，當西方各國面對這一關乎其政治前途的經濟利益時，價值觀聯盟又很難有集體行動。高度依賴世界市場的西方政制讓西方國家的對華政策矛盾重重，甚至進退失據。市場就是權力，也是我們把控與西方各國關係的重要工具。
（作者分別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專業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