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驅動、情感驅動，以及當下流行的大數據與算法技術，為網絡社羣影響力的提升提供了驅動力。
美國最高法院6月24日推翻“羅訴韋德案”的裁決後，美國多地爆發支持和反對墮胎羣體組織的大規模遊行。
2022年6月25日，美國各地舉行遊行示威，抗議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裁決。
在支持墮胎權的抗議者聚集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外進行遊行的同時，反對墮胎羣體也從未停止行動。多處危機懷孕中心被反墮胎羣體塗鴉或砸窗，部分地區警車被破壞，主幹道被路障阻斷……這些行動規模之大、波及之廣、手段之多，都讓人對美國反墮胎羣體的規模、影響力有了新認識。
當地時間1984年1月23日，美國華盛頓，包括波蘭活動家在內的反墮胎活動人士抗議美國最高法院11年前對羅訴韋德案的裁決。
過去，美國反墮胎羣體是個規模較小的邊緣性組織。但近年來，這一羣體迅速發展壯大，甚至獲得廣泛的國際影響力。
其實不只美國，在不少國家和地區也都出現了這種現象。原來較為邊緣化的羣體，驟然間就獲得了遠大於其參與者人數的影響力，甚至具備了聚焦整個國家乃至國際社會的能力，成為輿論場的中心。
這種邊緣羣體的中心突破現象，是互聯網對社會羣體結構重組並對個體進行賦能的結果，反映了世界範圍內基於互聯網形成的跨國化社羣圈層新動向，以及集體行動新趨勢。
網絡社會下的新社羣關係
隨着互聯網的普及與網絡社會的崛起，社羣關係被重構，新的網絡社羣結構模式被重新塑造。具體而言，當下網絡場域的特點不僅在於其跨地域、全時空的覆蓋性，更在於移動互聯技術助推下形成的羣體分化和議題分化。
正如美國信息專家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當年的預言，網絡傳播引發的信息革命把人類帶入到“沙皇退位，個人抬頭”的“後信息時代”。大眾傳媒帝國逐漸瓦解，任何網民都可以自由地在網絡中馳騁，權力從傳播者轉移到接收者這端。在這種趨勢下，網民基於自身立場、興趣、觀點、專業等要素形成了多種多樣的網絡社羣。
與傳統社羣相比，網絡社羣的形成是一種“自發秩序”，是人的行為的產物，而不是人為設計的產物。換言之，在互聯網邏輯主導下聚合的網絡社羣，呈現出圈層化的結構特徵，有高度的羣體自覺性、情感凝聚力和身份認同度。
可以説，圈層化的網絡社羣打破了傳統“現實社區共同體”的孤立性、分散性、邊緣性等諸多限制，建構了一種跨地域集羣，是價值立場聚合與情感傳染黏合推動下形成的“網絡虛擬社區共同體”。
價值、情緒、算法：
網絡虛擬社區共同體
首先，共同的價值觀是形成共同體的核心要素。特定的價值觀為網絡共同體提出了一種中心的組織思想，或一個合法的信念體系，是一種相對持久的框架形態，其具體體現是社會思潮。
基於社交媒體，社會思潮在孵化平台、傳播路徑以及催生的行動方式上呈現出相對穩定的特徵。目前，新自由主義、民粹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女權主義等思潮均在互聯網上擁有各自的地盤。當熱點事件發生後，這些不同思潮信奉者的輿論表達與社會行動就會被激活，並通過鏈條式的擴散傳播模式，產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效果，從而形成特別的網絡社羣圈層。
此外，社交媒體還助推形成了跨地域的情感共同體。社交媒體為情感的跨地域、跨羣體和跨文化的即時傳播提供了可能。在網絡熱點事件中，以焦慮、憤怒等為情感內核的內容更容易在社交媒體中傳播，並通過轉發、評論、點贊等傳播行為進行羣體表徵，從而形成情感共同體，這是“想象的共同體”基於社交媒體平台出現的新趨勢。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法國社會學家米歇爾·馬費索利提出“情感部落”的概念，部落成為情感共同體的隱喻。這恰恰體現了“後真相”政治的特點，即身份與情感，而不是事實與真相，成為維繫和主導羣體行動的因素，“認同”成為超越一切的羣體凝聚動力。
除了價值驅動與情感驅動之外，當下流行的大數據與算法技術又為網絡社羣影響力的提升提供了技術驅動力。隨着大數據和智能算法等技術的迅猛發展，再加上用户羣體與用户需求的多元化和細分化，實現內容與用户的精準匹配才能增強用户黏性、提升傳播效果。因此，積極利用大數據，準確刻畫用户羣像，深度把握用户特點，根據不同的用户羣體制定有針對性的傳播策略成為各類社交媒體平台的通行做法。
在此背景下，具有人工智能傾向的算法迅速滲透進政治社會領域的各個層面,並表現出強大的威力，出現了算法政治的趨向。在通過系統算法瞭解用户喜好後，有針對性地輸出更多類似內容迎合用户，同時去預測下一個“引爆點”，讓平台在內容層面始終保持活躍度，使得相關內容不僅在一個平台內獲得更好的傳播效果，同時還被轉發到其他社交平台，形成多節點、跨平台的傳播鏈條，這也進一步推動了特定網絡社羣影響力的提升。
警惕羣體分化與輿論極化
在互聯網的賦能之下，雖然網絡社羣的輿論表達與集體行動效果大大提升，但這種圈層化的趨勢也會導致明顯的羣體分化與輿論極化。因為網絡社羣表現出高度的圈內同質、圈際異質的特點，當其輿論表達極端化、模式化之後，就形成了網絡空間的“巴爾幹化”，即一些話題成為眾多社羣關注的敏感點和話語權爭奪的焦點，變成一點就着的“火藥桶”。
不僅如此，受制於信息繭房效應，一些泛政治化言論還會利用“政治正確”的外衣渲染公共事件的政治性，不僅製造羣體撕裂和社會對立，分化社會共識，而且容易導致對公共事件的定性失誤，誘導公共權力運行偏離公共利益的軌道，壓縮決策空間，這是網絡社羣圈層化趨勢下更值得我們警惕的問題。
本文摘編自環球網
作者：湯景泰（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本文編輯：徐彥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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