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卡衝突，因其地處連接歐亞大陸的高加索地緣戰略樞紐地區，吸引了世界目光。衝突爆發以來，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雙方通過剪輯短視頻的方式向外散佈戰鬥場景，一時間這些慘烈的畫面充斥互聯網，不少人驚呼“戰爭直播”時代來臨，從而引發了新一輪戰爭和新興媒體之間相互關係與影響的探討。
戰爭是人類矛盾鬥爭的最高形式，事關國家、民族和政治實體的前途命運，事關參與其中的每個人的生命安全，因此這一社會現象從來沒有離開輿論關注的視線。由於輿論傳播離不開具體媒介，傳播的速度和效果自然與媒體技術的發展和演進密不可分。1814年第二次獨立戰爭期間，美英雙方在倫敦簽署《根特條約》，如此重大事件，居然用了兩週才傳到美國，由於前線官兵不知道這一消息，戰爭的關鍵一役甚至在停戰協定簽署半個月後仍在進行。1991年1月海灣戰爭時期，由於電視技術的發展，美軍戰地指揮官不但可以與世界各地的觀眾一起觀看着空襲的電視新聞直播，甚至通過新聞直播畫面判定空中打擊效果。隨着信息技術的發展，今天所有的手機和互聯網用户都可能成為戰爭的直接報道者。納卡衝突中，雙方都通過互聯網傳播短視頻，或是無人機打擊對手地面力量的畫面，或是己方武裝抓獲對方軍人場景，可以説，參戰雙方的每一個人都在直播戰爭，無數的眼睛和耳朵都在戰場進行報道，並通過新媒體傳送到同樣多且分散的受眾中。毫無疑問，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發展顯著提升了戰爭新聞報道的時效性。
新媒體傳播的這種分散化、多元化、碎片化信息無可避免地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公共輿論狀態，每一條關於戰鬥場面的信息都可以產生巨大轉發量，進而又引導出巨大轉發量下的視頻片段、圖片、文字和圖表，從而加速刺激了戰爭適時場景再現新模式的出現。這種巨大的輿論操控力量使得社交媒體更進一步被拉進戰爭領域，從敍利亞戰場的反恐作戰，到如今的納卡衝突，這些作戰實踐已然表明，社交媒體能夠產生軍事手段所不能達到的效果，從某種意義上説，其效能甚至超過一些傳統作戰手段，一些軍事理論研究人員因此將其稱為“混合戰爭的利器”，並判斷新媒體未來將是新一代戰爭手段和戰爭力量的倍增器。
信息技術的即時性特點使戰爭報道的另一個關鍵詞“真實”成為可能，爭奪對戰爭的敍事權自然成為一種新的戰爭制權領域。外軍認為，軍隊無論在戰區，還是在國內，都要強化戰爭敍事，為衝突構建有利的理由和可能的後果，才能有效反擊敵方話語。 2006年，以色列與黎巴嫩真主黨爆發激烈衝突，從實力、裝備或者保障方面看，真主黨方面基本沒有勝算，但真主黨武裝通過把重心轉移到信息空間，配合己方軍事行動強化網上信息鬥爭，使自己不但掌握了作戰主動，還達成了戰略性的“信息效果”，最終迫使以軍終止作戰行動。一些外軍研究人士認為，這場衝突是信息時代戰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很明顯，納卡衝突雙方通過新媒體的短視頻大戰，就是一種掌握戰爭敍事權的鬥爭。但是，這種短視頻大戰有着新媒體報道戰爭的先天不足，即充斥着各種虛假的“真實感”及對戰爭本質的漠視。
值得一提的是，講述事實，還原真實，原本是受眾對媒體的普遍期待，但一些新聞媒體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或是“現實”與“事實”永遠存在的天然差異，從印刷媒介到廣播、電視再到互聯網，這些媒體無一不在傳遞一些與戰場現實和戰爭事實相反的信息，這就使得受眾感知的戰爭場景與事實之間總有令人遺憾的差異。不過，在軍事領域，只要掌握了這種差異，就會具有優於對手的信息先在優勢，使得新媒體關於戰爭的多面報道成為向對手實施心理戰的關鍵環節。眾所周知，在心理戰中，一點碎片化的信息，或是一個情感寄託物，甚至可能匹敵千軍萬馬，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乃至決定戰局勝敗。有分析人士指出，納卡衝突雙方在通過新媒體向外披露戰況時，充滿了數據誇大，使外界難以獲知戰場真相，或許這正是雙方精心構建的“戰爭之外的戰爭，戰爭之上的戰爭”，是一場旨在影響對方認知、實施心理震懾的心理戰。
綜合起來看，納卡衝突中流出的短視頻，已經綜合了輿論戰、心理戰的全部要素，是第四種戰爭信息戰的新表現。雖然納卡衝突具有歷史複雜性，短期之內也難以解決，但在網上廣為傳播的衝突現場短視頻則直白無誤地告訴我們，社交媒體正以全新姿態進入戰場，並伴隨着信息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在戰爭進程中發揮更大作用，爭奪網絡新媒體輿論主動權將是一項長期戰略任務。我們必須高度重視這一發展演進趨勢。當前，國家安全形勢呈現了許多新的特點，一些國家和地區正在利用互聯網信息技術加大對我滲透破壞，網絡安全鬥爭十分複雜激烈。實踐表明，網絡安全領域不僅事關信息安全防護，更是國家輿論場爭奪與公民心理攻防的重要領域。必須加強信息領域自主可控核心技術研發，增強基礎網絡安全可靠；必須注重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建設使用，增強網上鬥爭主動性靈活性；必須努力提升信息國際傳播能力，依法培育和引導網上輿論生態環境，確保軍事鬥爭準備與網上輿論鬥爭同時展開同步推進。（作者王強是國防大學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