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晚上了，文文趴在桌子上寫着作業，爸爸還沒有回來，家裏只有自己和哥哥。
“咚咚咚”敲門聲傳來，打開門，屋外站着幾位警察。文文看着他們，心裏隱約知道，父親又犯事了。她很平靜地接受了這個現實。警察問是否有親人照顧他們。
沒有。
自記事以來，爸爸這個角色就一直斷斷續續出現在她生活中。他脾氣很壞，常偷東西，去年才從監獄裏放出來，沒想到，這麼快又進去了。文文兩歲時，母親就和父親離婚了。她甚至記不清母親的樣子了。
她知道母親在哪裏，但沒辦法去找她。哥哥剛十六七歲，自我照顧都勉強，更何況還有她了。很多親戚們對他倆避之不及。文文又一次成了“孤兒”。按照官方説法，叫“事實無人撫養兒童”。
7月10日，民政部、公安部、財政部、共青團中央等12部門會聯合出台《關於進一步加強事實無人撫養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明確將服刑在押、強制隔離戒毒、被執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人員的子女納入保障範圍。
文文聽到父親再次入獄的那晚，這份指導意見還未出台，她想自己可能又要被送回福州市閩侯縣溪源村的善恩園了。她只能自己去，哥哥已經不能和她一樣再回去。
四百多個孩子文文回到善恩園的那天是7月1日。老師們很開心她能回來。7個月前，她的父親出獄，要接她回家時，老師們就曾勸她能留在這裏。
“她自己糾結了很長一段時間，然後爸爸説，算了還是回去吧，她就回去了。”善恩園老師王雪琳説，她當時算是善恩園的大孩子，來這裏3年了。
文文今年14歲，身高已近1米65，在一羣孩子中，長相秀氣的她顯得十分出眾。現在的她已經開始慢慢接觸到美的概念，十分珍愛那一頭烏黑並帶有自然捲的長髮。沒事的時候，她常坐在宿舍外邊的學習區靜靜抄寫語文作業。偶爾也會想一想深藏心底的那個夢想，當一名演員。
面對生人，文文非常內向。基本都是一個字一個字地蹦出想要説的話，且都是類似於“是的吧”這樣的答案，那是她隔離外界的一種方式。
園長林仕丹還記得2005年入園的一個孩子，也是這樣，面對老師們詢問，始終一言不發。後來這個孩子半夜肚子痛，痛到在地上打滾，園內老師趕緊將他送進醫院，“老師揹着上樓，揹着下樓，做各種檢查，住院的時候，他自己哭了。”林仕丹回憶道，這孩子告訴老師，他不相信有人會真的關心自己，以前肚子痛，從未有人管過他。
這裏的孩子，很多都和文文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阿明阿澤的母親，因為向未成年人販賣毒品而服刑。吳明、吳強則親眼看着母親把老鼠藥放進父親喝的酒裏。水星自從父母入獄後，就跟着奶奶乞討，善恩園的園長林仕丹一行人找了幾日後，才在路上見到了非常瘦弱的奶奶和水星。
6月1日，83名孩子與74名高牆裏的父親一起過“六一”兒童節（東方IC 圖）
從2000年善恩園成立到現在，這裏已經救助了四百多個孩子了，多數孩子的父母都是服刑人員。這裏在當地也已經很有名，遇到類似情況，警方也會建議一些家庭把孩子送到善恩園來。阿明兄妹，就是當地警方送來的。
據善恩園一位老師介紹，最近這幾年，送到善恩園的孩子，多來自兩類家庭，“棄嬰，或者是父母未婚生育的越來越多。另外一個是父母販毒的”。
善恩園的創辦人林仕丹已經年過六旬，從小就聽過很多當地重男輕女拋棄女嬰的事情。上世紀九十年代，她聽説村辦的工廠倒閉，便想着能否建一個收養棄嬰的孤兒院。後來和有一樣想法的朋友們商量，決定一起辦，併為此籌集了五萬塊錢。
巧合的是，一位司法部門的領導回溪源村探親時，聽聞有人要在村中修建孤兒院，主動聯繫上林仕丹。他告訴林仕丹，監獄裏很多服刑人員因為擔心獄外的子女不好好改造，甚至有的父母思兒心切而自殺或自殘。
長期以來，中國司法部門一直在關注這個羣體，2006年，司法部預防犯罪研究所課題組就曾做過專門調研，據該課題組做的一份內部報告統計，中國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已超過60萬。但因為種種現實問題，對這些孩子的救助，一直缺乏完善的措施。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2016年，司法部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中國服刑人員的未成年子女中70%走上犯罪道路，82.43%在其父（母）入獄後輟學。這些孩子看上去多數怯怯的，孤獨、封閉，又自卑敏感，成為問題青年的幾率是普通孩子的6倍。
親自調查後，林仕丹和朋友們把善恩園建了起來。據《福建日報》報道，善恩園成立前後，還得到了司法行政部門的協助。因為民辦性質，園內的一切開銷都來自社會捐助。
在當時，林仕丹他們的做法也招來不少非議。“有人説我們捐錢給一些壞人的孩子，”林仕丹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回憶道，很多人會覺得這些孩子身上帶有原罪，“你為什麼會去愛這些壞人的孩子”？
這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善恩園的資金來源。“我們這個機構是向社會籌款的”，林仕丹説，開園早期，缺資金，缺人手，一切都得親自上手。和她有共同想法的一些朋友也會來做義工。他們一邊尋找這些孩子，一邊建園。2000年開始，一直到2005年園內的基礎設施才基本完工。
聽到他們要做這個事情，當地的監獄長很激動。“他説早就希望有這樣一個地方。特別是女服刑人員，對孩子情感更加的深沉，女犯不斷鬧事，要自殺。為什麼？她説我拿起飯碗，就想我的孩子在哪裏吃飯。晚上睡覺，就想我的孩子在哪裏睡，我心折磨得受不了，想死的心都有了。”林仕丹回憶道，監獄管理人員很支持他們的工作，這對犯人的改造也很有幫助。
善恩園與司法、公安部門有着緊密合作，是福建省法律援助定點單位，同這些單位的緊密合作使得善恩園能夠及時獲得服刑人員子女的信息。
林仕丹買了輛皮卡車，專門用來尋找、接送那些孩子。善恩園救助的孩子不止是當地的，也有貴州、四川等地的。這些孩子的父母在福州服刑，林仕丹和同事們得到消息後，就會趕去當地尋找無人照顧的孩子。
早期入園有三個孩子，父母是毒販，在當地服刑了，孩子留在貴陽。那次接她們，林仕丹一行下了飛機又坐了一小時大巴，才到三姐妹家的山下。他們乘坐摩托車走了一段，之後，村幹部説只能步行了。曲折的山路只有幾個巴掌寬，旁邊就是深淵，“我走過去的時候心驚膽戰，走得腰痠背痛”。
複雜的孩子世界2000年5月25日，嚴守宇三兄妹成為第一批進入善恩園的孩子。剛進園時，門口的那棵榕樹非常小，樹後方的木質房有兩層，全木質的結構沒有任何隔音，樓上的孩子跳幾下，整個樓都會晃動一番。
嚴守宇的父母原本在福建寧德開餐館，後來犯罪入獄了。他當時也不清楚父母做了什麼事，只是隱約聽説和毒品有關。父母入獄後，大部分親戚都不和他們來往了，兄妹就跟着伯父生活，對方也很照顧他們，但時間久了，畢竟不是親生，管得就沒那麼細緻了。
讀了幾年小學，嚴守宇輟學了。“到外面社會上跟朋友去外面做壞事。”嚴守宇説，14歲的他，跟着十幾個小混混待在一起，整天混跡於枱球廳、電子遊戲廳、網吧，時不時打架。他脾氣很差，別人要是敢惹自己，他就用拳頭解決，也不考慮後果。有些人會用他父母嘲笑他。對他來説，這是個底線，不能提，誰提就打誰。後來，嚴守宇想，如果自己沒來善恩園，很可能和父親一樣，也得進監獄了。
14歲的時候，他和弟弟妹妹一起被接到了善恩園裏，來這裏第一天就打架了，另一個小朋友被他打進了醫院裏。
孩子的世界，遠比成年人想象的要複雜，同樣充滿着欺侮、暴力，尤其是對這些家庭複雜的孩子。文文11歲和哥哥一起來到了這裏，當時她已經上三年級了，卻連一年級應該學的字都不認識。哥哥到了青春期，不愛學習，屢次犯錯誤，欺負女生，甚至還經常逃跑。有一次跑到山裏，沒吃沒喝，只好找警察把他送回來。最終院裏考慮到其他孩子的情況，只能把他送回老家去了。
文文待了三年，成績逐漸好轉。去年，她跟出獄的父親回了家，沒想到這麼快，又回到了這裏。只是短短半年時間，老師、校舍、玩的地方，都和以前一樣，但她還是覺得，這裏變了很多。
“感覺有些人針對我。”文文對本刊記者説，她發現孩子們在背後，會説她一些壞話，“一直告訴這邊的所有人説我欺負他們”。
來善恩園6年，王雪琳對這種情況已經很熟悉了。園裏孩子多，單靠老師還不夠，他們也希望能培養孩子的責任感，於是會讓大孩子帶小孩子，但有時候，就會出現大孩子欺負小孩子的情況。老師發現情況不對，去問，小孩子害怕，也不敢説。她發現文文回來後，也有這樣的情況。“舉個例子，文文叫另一個孩子幫她曬衣服，她會跟我説是那個孩子自己願意幫忙曬的，我去問對方的時候，那個孩子就不敢説。”
也有些孩子，入園前離開父母很久了，自己生活，或者由爺爺奶奶帶，老人也沒太大精力管他們，一些孩子身上會沾染一些惡習，比如有人打架，有人會偷東西。
帶回這些服刑人員子女都不難，在現實的生活面前，去善恩園往往會成為他們唯一的選擇，但管理這一羣孩子絕對不是一件易事。林仕丹説，剛剛和這些孩子接觸時，他們會有兩個極端，要麼怯弱到任人欺負，要麼對他人施以暴力。
8月13日，善恩園裏，孩子們團座在一起玩遊戲。（汪璟璟 攝）
林仕丹曾開着那輛皮卡車到福建漳平一個村子裏，接回來兩個不滿十歲的孩子。當時已經晚上了，村主任給林仕丹指路時説，沒有燈的就是他們家。找到孩子後，林仕丹才發現，兩個孩子已經餓了好幾天，皮膚上滿是污垢。“皮膚沒有原來的顏色，穿着很破爛的衣服，講話的時候，沒有那種孩子應當有的神情，非常自卑，好像抬不起頭來。”林仕丹回憶説，就是這兩個孩子，親眼看到母親給父親酒裏放了老鼠藥，並看着父親飲酒之後抽搐死亡的。他們的父親常年嗜酒，每次喝酒後就發瘋打人。那天喝完酒後，父親又開始打孩子，長期忍受家暴的母親，這才給丈夫下了毒。
母親被抓走後，他們忍受着各種生活的殘酷，人們經常嘲笑、欺負他們，比如讓他們撿地上的煙頭學抽煙。後來，兩個孩子學會了偷東西。
看到林仕丹他們來找這兩個孩子，村主任催促趕緊將他們帶走，“不帶走他們什麼時候死都不知道。他們去偷，偷過來就吃，偷不過的話就被人打。只要村裏丟了東西，他們便是第一懷疑對象。”
還有個孩子，當着老師王雪琳的面，不用鑰匙，把倉庫的門打開了。“這種孩子對很多事情已經習慣了，”王雪琳説，“用我們的説法，就是已經沒有是非意識了。”
對善恩園來説，不但要給這些孩子提供基本的生活救助，更重要的是，幫助他們走出這些陰影，避免像嚴守宇想的，最終步了父母后塵，進入監獄。
“我們一般用立約的方式去引導這種孩子。”王雪琳説，一方面，他們會肯定孩子們的長處，對於身上的一些問題，會立下約定，要用多久改掉這些毛病。不但要承諾，大孩子還要寫下來，小的、不太會寫字的孩子就口頭説，老師錄音。王雪琳的手機裏，有很多類似的錄音，大概內容是，今天孩子犯了什麼錯誤，需要幾次去改正。一旦孩子再犯，記錄上就會劃去一道。老師會問他，已經浪費一次機會了，接下來要怎麼辦。“這種東西老師都會記得很清楚，還會分享孩子出現了什麼問題，會共同去監督他的問題。”
園裏也會給這些孩子制定嚴格的行為規範，“我們告訴他們，早上幾點起牀，什麼時候吃飯，什麼時候上學，什麼時候放學”。林仕丹説，起初，這些規定的成效並不明顯，“他們經常守不住，想吃什麼，抓什麼東西吃，一次警告，第二次面壁，第三次會有非暴力的小懲罰，然後慢慢改過來”。
需要面對的問題：父母在文文印象裏，父親一直是個暴怒的形象。有時候，她會因為沒關廁所燈，引來一陣痛罵。有一次，父親曾因為一件小事，將家中的牀直接打爛。
她覺得，父親可能是不愛自己的。在説出“不愛吧”這三個字時，她語氣很平靜。她從未去看過獄中的父親，問原因，她説，“不想去，也不知道為什麼”。
善恩園其實經常會組織孩子們去探監，很多孩子父母就在福州監獄服刑。“前些年我們隨時打個電話，就可以去探監。”林仕丹説，現在管理越來越嚴格了，需要提前申請。“監獄幹部説，每次我們帶着孩子去探監的時候，都能夠有利於父母親的服刑。你説你要好好改造，他們不一定能聽進去，但是一跟孩子接觸，他們的心就得到安慰了，覺得孩子是他的希望，就能夠安心去改造。”
很多孩子入園前，都沒有機會探監。因為父母被關押在福州的監獄，入園之前，家在四川的馬永紅從未有機會去獄中探視父親。第一次探監，就是園裏的老師帶着去的。
“（我對父親）沒什麼印象，因為我那時候還很小（探監時）很多個爸爸走過來，我都認不出來哪個是我爸爸了。”馬永紅回憶道，那次他和姐姐跟園裏其他孩子一起探監，先在屋內等着，不一會兒一羣身着綠色囚服、光着頭的人走進了屋子。一片哭聲、寒暄聲中，父親坐在一條凳子上，把馬永紅放在自己腿上，姐姐坐在了旁邊。他依稀記得父親流了眼淚。
往後的日子裏，馬永紅會定期去探視父母。現在的他，除了時常去監獄看媽媽，也會每月同他們通電話。園裏的老師會去引導他們，不要記恨自己的父母。他內心也一直很期待父母出獄後的生活，但長久不接觸也讓他隱隱擔心，“可能僅僅只是在電話裏面不陌生，到時候見了面，真正一起生活，我還不知道會不會陌生，會不會有隔閡”。
張天傑、張天輝兩兄妹是還未離園的大孩子，哥哥剛滿20歲，妹妹19歲。兩人都在福州本地讀五年專科，天傑學汽修，天輝學西點。暑期二人都在外找了暑假工，便鮮少回園。
張天傑還記得自己第一次探監時的情形，他們已經好幾年沒見過父親。妹妹張天輝當時還小，只記得那天自己穿了一身漂亮的粉紅色裙子。張天傑腦海裏則留下了一幅定格畫面，“就像是一張照片那樣，”張天傑説，“爸爸把他的雞腿夾給了我”。
兩人都説不埋怨父親，但父親出獄後，他們沒有回去，還是留在了本地，和父親的聯繫也不多。“我現在也沒跟我爸爸打電話，偶爾一個月打一兩次，跟我媽媽打電話就更少了。”張天傑説。妹妹張天輝只會在哥哥打電話時湊上去説兩句，從不主動打電話聯繫父母，“打了我不知道跟他們講什麼，話全都卡在嘴巴這説不出來，其實有時候有想跟他們説，一打的時候全都沒了”。
對這些孩子來説，父母的犯罪人員身份，是他們成長中繞不過去的痛。他們之前經受的孤獨、苦痛，捱過的嘲笑、責難，大都和這個身份有關。善恩園的老師們，希望能通過具體的事情，逐漸讓孩子們和父母達成和解。
“我們經常有人送錢、送物來。我們就告訴他，這些人跟你素昧平生，他們都愛你，你有什麼理由不愛你的父母。他是你的血脈。”林仕丹説，老師們平時會抓住各種機會，疏導孩子們的心理。尤其是他們最在意的出身和家庭背景，“我們就讓他直面，只有誠實面對家庭背景，你才能誠實面對以後。別人的同情或看輕，都需要他們去面對”。
村裏最顯眼的建築8月份的福州，空氣都是滾燙的。通往善恩園的路上，可以看到一排排香蕉樹，正是香蕉成熟的季節，孩子們飯後甜點也常吃到它。
善恩園離福州市區不過二十多公里，離園外出讀書的孩子每次都需步行三公里才能走到最近的公交車站，除了汽車，這是他們唯一出行的交通工具。
目前除了為孩子們提供宿舍的主園區，善恩園還建了小學以及暑期避暑的農場。從主園區去農場需要再往深山裏開四公里。山路僅可容一輛車前行，時常會有無人打理的樹傾斜到路間，一會兒是水泥路一會兒是土路。深山裏的農場是避暑的好去處，整個農場依山傍水，温度較山下也低了好幾度，每年夏日，善恩園的孩子會在這裏生活，待暑氣褪去後再回到山下的主園區。
善恩園小學則在主園旁邊。小學的牆壁粉刷成了藍綠色，南邊是教學樓，北邊是綜合樓，兩樓之間便是綠色的操場。溪源村裏，老房子居多，大都是灰白色。色彩鮮豔的教學樓坐落其間，成為村子裏最顯眼的建築。
8月13日，善恩園裏，孩子們團座在一起玩遊戲。（汪璟璟 攝）
2005年之前，善恩園的孩子原本和村裏的小孩一起在村辦公立學校讀書。林仕丹沒想到的是，第一批孩子進入學校後，就出現了打架問題。
“打架的時候，村裏孩子就罵我們的孩子，説你以為你什麼東西，你父母親是勞改犯，我打你怎麼樣。這個事情吵到老師那裏，老師也不公平。”林仕丹説，當時一些老師也覺得，這些孩子的父母是罪犯，怎麼説都沒道理。長期下來，被激怒的孩子就有兩種表現，一是被揭了傷疤後便拼命地反抗，另外一種就是認命，“我父母是坐牢的該打”。
嚴守宇天性比較衝動，首當其衝成為了攻擊對象。直至現在，他還記得剛入學時村裏孩子對自己的指指點點。“幾個孩子堆在一起偷偷的説，我都能感覺到。”嚴守宇説，這讓自己很不舒服，往往他選擇用拳頭解決問題。
一次，嚴守宇將村裏孩子打傷，對方父母找上門。林仕丹説，孩子們打架，原本也是常事，該道歉、該賠償都可以談，但對方父母的話，讓她很難受。“你的孩子父母都坐牢，他還打架。”林仕丹説，她實在受不了這些話。
當時老師的素質也很差，大都是民辦教師，教學質量一般，久而久之，林仕丹決定要自己辦一所小學。
機會很快來臨，公辦學校因為危房停學，善恩園便向教育局申請辦學，申請通過後，便建成了現在的善恩園小學。如今，學校內一幢是辦公樓，另一幢是教學樓，環境和師資較以前也好了很多。“我們小學都是選聘校長，校長聘任制。”據學校老師佔瑞金介紹，孩子們情況複雜，師資得根據孩子具體情況去安排，“比如有一些孩子因為家庭原故，十幾歲了還沒讀書，他來的時候要從一年級開始讀”。
佔瑞金也是在園裏長大的。他3歲時，母親帶着妹妹離家，7歲時，父親溺水身忙，他從此成了孤兒。一開始，他寄居在大伯家，還有個台商給他捐了一點錢。後來，錢花完了，他只好輟學。伯父其實對他很好，只是家裏確實沒有錢了。2002年10月17日，輟學一年多的佔瑞金被送進了善恩園。
對他來説，這是一次命運的轉折。到了園裏後，他重新回到學校讀書，成績還不錯，之後一直讀到大學。大學畢業後，他去深圳闖蕩，不喜歡，又回到善恩園，在園裏做了老師。這裏工資比自己之前收入低很多，但他覺得“真的放不下對這裏的感情”，還是決定回來了。
很多人的人生，都在這裏發生了改變。那對眼看父親喝下鼠藥、在村裏以偷盜為生的兄弟，也已經大學畢業了，一個在廈門，一個在重慶。
園長林仕丹沿着巴掌寬山路接來的貴陽三姐妹，如果沒來到善恩園，可能和當地的孩子一樣，早早嫁人一輩子走不出大山。現在，她們一個考上大專兩個考上大學，最大的姐姐和一位福州大學研究生結了婚。
嚴守宇現在做電焊方面的工作，已經結婚，在福州也買了房。他的哥哥，開着一家工廠。妹妹也結婚了，嫁給寧德一位公務員。
有時候嚴守宇會想起以前的自己，覺得這一切都不可思議。“我剛來園裏面的時候，村裏面有一塊空地，種着果樹，全部水果都被我給破壞了。”嚴守宇説，當時自己就是這麼糟糕的一個人，未來全無希望，“除了打架這些東西沒有好事的，哪一天一衝動，你就進去（監獄）蹲着了”。
孩子太多了最近，善恩園裏的老師對糖的問題有點“甜蜜的負擔”。
善恩園裏有個倉庫，除了生活必需品外，還放着社會各界捐助的物資，其中就包括很多糖果。
“很多人都覺得來孤兒院就要帶包糖。”王雪琳説，他們平常的印象裏，會覺得這些小孩很可憐，沒有糖吃，所以就要買好多糖來。“一個糖，一個文具，很多，有時候我們會通過其他公益組織，捐給一些山區的孩子。”
經過十幾年的發展，以及媒體的持續報道，知道善恩園的人越來越多，捐助也越來越多，有一些還來自香港等地的海外人士。比如據福建統戰部信息，2018年11月，香港福州社團聯會、青委會相關人士，就曾在閩侯縣縣委書記陪同下訪問、慰問並捐贈了衣物和其他物資。
“我們有一個對公帳號，有的人看到我們的報道，就很樂意通過帳號捐給我們。”林仕丹説，時不時也會有一些人來探訪，發朋友圈、小視頻，也會讓更多人知道善恩園。
據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教師範斌和童雪紅寫的《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社會救助》介紹，目前來説，以民間公益組織為代表的社會力量，是參與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救助的最為重要主體之一。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先後出現一批專門以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為救助對象的民間公益組織，如福建的善恩園，以及分佈於北京、陝西、河南、江西、青海、遼寧等地的“太陽村”等。儘管這些民間公益組織的規模和影響力不盡相同，但是它們的運行方式大體相似。
整體而言，這些還遠遠不夠。善恩園成立19年，救助的人數不過四百餘人，這與數以十萬計的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來説，不過杯水車薪。
8月14日，善恩園裏的娛樂活動，孩子們坐在一起看電影（汪璟璟 攝）
救助孩子，是一件非常耗神也耗錢的事。比如孩子的醫療，“如果一年都沒大事的話，按照正常費用，總體才兩三萬。”林仕丹説，“突然間來個需要手術的孩子，闌尾炎，你就要幾萬。突然間送來一個心臟缺損的孩子，馬上要送ICU，有個孩子在ICU三個月，花了七八萬塊錢。”
即便如善恩園，日常壓力也不小。“整個福州市的派出所、公安局都知道這地方，遇到類似的孩子，就會送到這裏。”佔瑞金説，還有一些被父母棄養的孩子，也可能會送過來。有些孩子是殘障兒，也會送過來。
很多像善恩園這樣的慈善機構運行過程中，都會遇到這樣的事情。林仕丹説，她希望善恩園能專注於服刑人員子女的救助，但現在，遇到其他的情況，又不能不救助。現在的善恩園，腦癱、自閉症、唐氏綜合徵、白化病的孩子都有。
好消息是，情況正在發生變化。7月10日，民政部等12部門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事實無人撫養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明確將服刑在押、強制隔離戒毒、被執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人員的子女納入保障範圍。善恩園所在的閩侯縣，原本一直沒有官方救助機構，現在也在建設中了，大樓已經建好，就差軟件力量了。
理想情況下，沒人希望看到這類慈善機構越來越多，就像人們不希望看到醫院越來越繁榮一樣，“畢竟，社會上服刑人員子女越少越好”。佔瑞金説，但現實中，又確實存在一個空白地帶，需要各方力量填補。以前，警察把違法分子抓走了，留下孩子沒人管，十年後，警察的孩子可能會繼續抓之前沒人管的那個孩子。要想扭轉這種局面，必須像現在這樣，直面這個問題，從源頭上開始，從孩子成長過程中，斬斷這根循環的鏈條，“這才是治本的辦法”。（文中所涉未成年孩子與王雪琳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