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中國日報網】；
導讀：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舉行對話。美國政治學家、“軟實力”概念提出者約瑟夫·奈為中國觀察智庫獨家撰文指出，在傳統大國競爭領域，美國明顯佔優;但面對種種新型國際問題，美國僅靠自身力量難以應對。中美既有合作又有競爭，必須對這兩方面給予同等關注。中美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應該在國際合作、創造公共產品方面起帶頭作用，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全球共同威脅面前，更應展示出合作態度。
2017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他的新國家安全戰略將聚焦於同中國和俄羅斯進行“大國競爭”。但這樣的戰略是不夠的：在信息技術革命和全球化的影響下，世界正在發生變化，即使美國在這場大國競爭中獲勝，它也不可能僅靠一己之力來保護自身的安全。
全球問題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就是最新的例子。這場疫情已經導致12萬美國人死亡，超過了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在歷次戰爭中死亡人數的總和。
另一個例子是環境問題。儘管貿易爭端可能給經濟全球化帶來挫折，儘管疫情大流行可能引發全球經濟衰退，但環境問題的全球化仍將繼續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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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行病和氣候變化威脅着每一個人，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這些問題。美國要想制訂出一個成功的國家安全戰略，首先必須認清這樣一個事實：美國和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兩國的體量決定了我們必須成為全球合作的引領者。公共產品的最大消費者如果不帶頭生產公共產品，其他國家更會“隨大流”，公共產品就無法生產。
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對日益凸顯的跨國安全威脅隻字未提。關税和邊境牆不能解決這些問題。成功需要與他人進行合作。
競合關係
在新冠肺炎和氣候變化等跨國問題上，國家實力的比拼應是一種“正和博弈”：不能光想着怎樣打壓他人，還應該考慮如何幫助他人，與其他國家形成合力，實現共同目標。
在許多國際問題上，幫助他人其實也是幫助自己實現目標。如果中國提高能源效率、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或改善其公共衞生系統，美國將從中受益。反之亦然。
今天，機制化網絡和聯繫是國家實力的重要來源。在一個日益複雜的世界裏，聯繫最緊密的國家往往最強大。
如果説美國未來安全與繁榮的關鍵是領會“強力打壓” (power over) 與“協力合作” (power with) 兩者的重要性，那麼我們目前的戰略恐怕難當此重任。正如我在新書《道德重要嗎？》中所述，每個國家都把本國利益放在首位，但這裏面有一個重要的道德問題：這些利益的定義到底有多寬泛？
最近的一系列事件顯示出一種傾向，即國家間關係側重於短期利益和零和交易，卻很少關注國際機構和盟友。1945年之後，羅斯福、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所設計的多邊秩序，其指導思想是一種長期的“開明利己主義”，相較而言，今天美國政府的種種做法是一種倒退。
力量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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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來，儘管中美存在意識形態分歧，但兩國一直保持合作。亞洲經濟的快速增長帶來了地區國家國力的增強，但在亞洲內部也存在着力量平衡。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等國制衡着中國的實力，都不想被中國“壓制”。而美國仍將是亞洲力量平衡的關鍵，只要美國繼續維持與盟友的關係，中國就很難把美國影響力從西太平洋地區抹去，更不用説取代美國成為新的“世界老大”了。
在傳統的國家競爭層面，美國握有一手好牌，但這忽略了新型跨國問題的重要性。
對於一項有效的國家安全戰略而言，更困難的問題將是：美國和中國是否有意在進行傳統大國競爭的同時，在製造全球公共產品方面進行合作？如果總是大肆渲染對彼此的恐慌情緒，基於最壞情況進行分析，那麼這種平衡的政策可能永遠也不會實現。中美“新冷戰”論調具有誤導性，並最終可能一語成讖。
放下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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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的實質是既有合作又有對抗，正確而明智的競爭戰略需要對這兩個方面給予同等關注。但要真正做到這一點，需要雙方對兩國關係的歷史背景有充分的認識，在競爭過程中謹慎行事，避免出現重大誤判。在當前中美兩國民族主義情緒均日益高漲的情形下，兩國領導人治國理政的能力面臨嚴峻考驗。
在上世紀冷戰期間，有人開玩笑説：只有當火星人入侵地球時，美國和蘇聯才可能放下分歧。
如今，新冠病毒帶來的嚴峻威脅不亞於“火星人入侵”。病毒不問國籍，但直到現在，許多國家的反應仍是保護主義、推卸責任、相互“甩鍋”，而不是加強國際合作。
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會出現第二波暴發，而且未來肯定還會有更多的流行病出現。1918年大流感在世界範圍內造成的死亡人數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只能希望，在第二波新冠疫情或下一次大流行病來襲前，世界各國對於合作的態度會有所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