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應對由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未知經濟損失，西方國家必須考慮採取不同的融資方式。ESG和更多法規不足,需要徹底改變，而伊斯蘭金融表明這些改變不必與資本主義原則相沖突。
傳統的西方金融一直無法減少對不穩定的控制，也無法控制風險。由於COVID-19大流行，世界正處於另一次重大經濟衰退的邊緣，顯然未能解決這一金融結構的缺陷。上一場金融危機是通過代價高昂的銀行紓困得以解決的，但這並沒有轉化為普通借款者或“普通民眾”經濟活動的好處。一些經濟學家敦促對資本流動進行更嚴格的監管或控制。但從整體上看，很少有人觸及西方金融業不道德的根源。
這種薄弱的結構倫理鼓勵了投機行為和對個人而非集體利益的追求。目前還不清楚，當世界從醫學恐慌轉向大流行的經濟方面後，市場(高度膨脹)將如何反應。可以明確的是，人們將尋求新的經濟/金融戰略，這些戰略將建立在規則、原則和機制的基礎上，而這些規則、原則和機制與目前盛行的那些戰略有所不同。與其尋找新的發明，西方應該考慮借鑑伊斯蘭金融原則。
西方銀行已經提供了伊斯蘭銀行產品來分散客户的投資組合;他們是在21世紀華爾街資本主義的精神下這樣做的，避免了在更大範圍內採用伊斯蘭金融哲學的更有趣和更可取的努力。
ESG無法解決核心問題
西方國家一直在探索經濟中的社會責任和可持續性概念，特別強調環境和所謂的綠色經濟。大型機構和公司為可持續發展付出了口頭服務（使用縮寫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而伊斯蘭金融將其視為經濟體系理想運行方式的結構性支柱。在確定和採用機制來控制任何經濟模型中最大的問題（貪婪）方面，它比ESG要走得多。這就是西方需要學習的地方。
必須指出的是，伊斯蘭金融有利於企業家精神，這是親資本主義。
必須指出的是，伊斯蘭金融有利於企業家精神，這是親資本主義。但它也認為，風險和收益的更公平分配是可能的。這意味着如果沒有參與虧損的風險，任何人都無法獲得超額利潤。從這個意義上講，伊斯蘭金融在精神和實踐上要比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理想更加接近當今的西方金融，這是由於金融和租金的持續增長所致尋求以犧牲製造業經濟為代價的活動–已將銀行業變成市場的主要職能，加劇了投機活動和風險。
COVID-19大流行可能觸發西方的經濟轉型，但也可能毀滅發展中國家（僅來自移民的匯款大幅減少就造成數十億美元的損失），扭轉了多年的改善趨勢。無論世界經濟是否會像世界銀行所預期的那樣下降5％或6％，全球衰退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聯合國預測，由於對較貧窮國家的巨大影響，約有4.2億人可能陷入“赤貧”狀態（這意味着每天收入不足2美元）。
大流行只是中斷了演變成當前全球化狀態的過程。全球化經濟已具有時代性轉變的特徵。自然，重大的經濟衝擊會引起政治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講，冠狀病毒大流行可能意味着新自由主義體系的崩潰，該體系始於1980年代的撒切爾和里根，隨着柏林牆的崩潰而獲得了霸權。
大流行的經濟破壞程度對合並的和正在形成的民主國家都構成威脅。
大流行的經濟破壞程度對合並的和正在形成的民主國家都構成威脅。偽裝成經濟刺激方案的量化寬鬆政策和其他解決方案僅僅起到了維持金融市場的作用，但沒人知道這種情況能持續多久。許多人正在尋找解決大流行所固有的功能障礙的解決方案。
到目前為止，2008年次貸危機一直是西方經濟脆弱性的最終例證。這種大流行動搖了基礎，使其過於脆弱，無法維持該系統的另一個版本，即使有所改進。相反，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全新的市場概念，它與道德原則有更深的聯繫，而純投機的機制也有所減少。自從1989年柏林牆倒塌以來，西方金融越來越避免在道德上考慮其在經濟和社會中的作用，變得越來越具有寄生性和自我服務性。
現在是採用伊斯蘭金融原理的時候了
這些解決方案之一很可能涉及對伊斯蘭金融原理的修改。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西方銀行已提供伊斯蘭銀行服務，以滿足此類產品市場上的重要利基需求。然而，這種大流行的經濟破壞可能會鼓勵人們根據伊斯蘭金融的原理，對西方社會中市場和銀行的作用進行實際的哲學重塑。
畢竟，如果伊斯蘭金融有幫助廣大穆斯林國家應對流感大流行刺激了經濟危機的社交工具，西方社會也可能從基礎知識中獲益，那就是伊斯蘭債券[1]，教產[2] ，和天課[3]。後者使家庭能夠應付，補償他們在太貧窮而無法負擔公共教育或醫療保健的社會中所損失的收入。
伊斯蘭金融的主要技術障礙是一種感知，這是由於西方媒體中普遍存在歪
曲的伊斯蘭形象。
伊斯蘭金融的主要技術障礙是一種認識，而在這方面則是一個非常晦暗的原因，因為西方媒體普遍認為伊斯蘭形象失真。這就是伊斯蘭金融為爭取更廣泛接受而面臨的艱鉅鬥爭。
更多信息可幫助改善人們的認知，就像正規的伊斯蘭機構為鼓勵和促進對符合伊斯蘭教義的產品的投資所做的任何努力一樣。但是，仍然沒有什麼技術機制可以促進伊斯蘭債券或其他金融產品的交易，從而損害了歐洲或北美中央銀行的認可度。儘管如此，儘管“東方”和“西方”之間的傳統和文化不同，但伊斯蘭金融的原理可以自己採用。
伊斯蘭現實中不必限制伊斯蘭金融，所有文化和傳統都可以理解共同風險的想法。此外，隨着一些阿拉伯國家變得更加富裕，世界許多地方見證了伊斯蘭金融機構的廣泛存在。此外，應該指出的是，現代伊斯蘭金融本身就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一些更為道德的銀行業機制的改編。
的確，伊斯蘭金融基於伊斯蘭教法和古蘭經。但是，它的現代迭代要歸功於受過德國培訓的埃及經濟學家艾哈邁德·納吉亞爾（Ahmad al-Najjar），他在Mit Ghamr村的農村儲蓄銀行的實踐中引入並調整了德國合作銀行的機制。
從1929年的金融危機到2008年的次貸危機，伊斯蘭金融無法產生導致華爾街遭受嚴重破壞的那種危機，因為它不能容忍過度的風險。而且它不容忍債務。貸款始終以穩健的資本結構為後盾，以限制違約風險。
伊斯蘭金融無法忍受過高的風險，因此無法產生在華爾街造成嚴重破壞的那種危機。
考慮到次貸危機是將價值數萬億美元的貸款（抵押）打包為金融“產品”的結果，它們本身就成為投機的對象，而且實際上是押注於押注（這是定義衍生工具的一種粗略方法）。而且所有這些都缺乏適當的資本結構來保護銀行免受違約風險的影響。一個即使部分地基於伊斯蘭原則的金融體系本來可以避免那種導致次貸崩潰的投機行為。
伊斯蘭金融的目的是根據Mudarabah [4]和Musharakah [5]合同的原則，實現潛在利潤和潛在損失的公平分配。這些原則確立了伊斯蘭金融系統的特徵性風險分擔技術。關鍵是銀行不放貸；他們投資於合資企業或資產，分擔投資風險，以換取分享受益人由於該項投資而獲得的利潤的權利。
盈虧之間的這種有效聯繫鼓勵謹慎行事。它不鼓勵冒險的信用以及債務的積累。債權人比貸款人更類似於合夥人，共同承擔風險和回報，在系統中建立更嚴格的紀律。為了避免在2008-2009年衰退期間發生金融危機，採用伊斯蘭金融可能會導致更多的道德行為，從根本上而不是簡單地作為利基替代品，例如ESG（能源，可持續性和治理）。
債務利息：主要問題
穆斯林完全違反西方金融，無法從涉及利益，不確定性和投機活動的經濟活動中受益。換句話説，貸款的“利息”概念就是“厭惡”或“哈蘭”。正如2008年的危機所顯示的，無非是利息助長了貧困的加劇，不僅損害了普通借款人，同時也使獲得更多財富的富人受益。
正如2008年的危機所顯示的，無非是利息助長了貧困的加劇，既損害了
普通借款人，又使富人受益。
問題在於，從利益中獲得財富不是源自使大量人受益的生產性經濟活動。這種利潤本質上是寄生的。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對這種伊斯蘭銀行業務做法進行軟性解釋也不會挑戰西方資本主義的觀念。信用卡公司和銀行從收取過高的利息中獲利巨大。他們仍然可以從構成合理利益的更嚴格參數中獲利。
此外，伊斯蘭教不是唯一認為利益不道德的宗教。許多信仰，例如猶太教，基督教，佛教和印度教，都拒絕利益。
它感染了病毒，使新自由主義及其分支受到質疑。這是近十年來第二次西方國家被金融市場主導的經濟體被迫面對根本缺陷。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閉引發的大蕭條，已經引發了有關1990年代經濟轉變具有特徵的短期投機和金融鍊金術的可持續性的重大問題。
在當前的大流行中，儘管股市繼續創下紀錄，但數百家公司已將員工留在家裏，無薪休假，而許多CEO的收入仍比普通工人高出數百倍。西方的整個經濟體系已經引起注意。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基於對市場可以自我調節，資本流向最需要的地方以及系統性風險是可預見的壓倒性的接受。自新自由主義流行以來，世界將見證兩次災難性的經濟危機。
重塑資本主義和經濟思想的努力必須從道德和哲學層面開始。
在我們可以期望華爾街和其他金融中心注意到反烏托邦效應之前，更不用説對此做任何事情了，重塑資本主義和經濟思想的努力必須從道德和哲學層面開始。梵蒂岡通過其官方機構奧斯曼託·羅馬涅什（Osservatore Romano）宣佈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危機後階段是“頭號敵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伊斯蘭金融不會容忍“虛擬”資產。因此，它沒有餘地容納不可思議的金融工具，1980年代末期收購典型的槓桿，賣空和高風險貸款。伊斯蘭金融要求全面披露交易風險。這是因為伊斯蘭金融的目標不是為投資者創造價值。而是促進社會經濟正義。
它的全部理念是在不放棄市場基本面的情況下，使經濟儘可能公平。這就是為什麼與純粹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不同，伊斯蘭經濟學可以將自己作為目前金融體系的可行替代品。這樣做並不是通過消除利潤，競爭和自由企業的概念來實現的。取而代之的是，它希望在道德結構上構築後者，以實現更公平的財富分配。
亞歷山德羅·布魯諾，地緣政治風險諮詢公司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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