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數再次下跌，難道新一輪下跌行情又要開始了嗎？
2008年11月12日，日本東京學習院大學，“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形象大使郭晶晶（中）與中日青少年一起唱《明天會更好》。當天，“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日方閉幕式在這裏舉行。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陳劍/攝
與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註定是周恩來革命生涯的一個重要註腳。
從天津南開中學畢業後，青年周恩來正是去到日本之後才開始接觸到馬列主義。在他26年的新中國總理生涯中，為推動中日兩國恢復邦交正常化整整操心了23年。1972年9月29日《中日聯合聲明》發佈、中日建立外交關係之後，他又為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操心了3年多，直至1976年年初與世長辭。
化開戰後中日兩國關係的堅冰，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的主動選擇。周恩來清楚地認識到，對於當時被西方世界包圍封鎖的新中國來説，需要藉助發展對日關係，打破在亞太地區被孤立和封鎖的局面，搞活同西方國家的貿易渠道。
1949年11月，周恩來在外交部成立大會上時説，“我們要有獨立精神，爭取主動，沒有畏懼，要有信心”。在這樣的方向引領下，直至中日兩國關係正常化之前，周恩來一直在堅定地推行着“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對日方針。即使其間因日方追隨美國對新中國實行嚴格出口管制政策而致使戰後第一個中日民間貿易協定不得不宣佈延期之際，中日之間總有一天“會水到渠成”，依舊是周恩來對到訪日本外賓最多提到的一句話。
“飲水不忘掘井人”
1972年9月25日至30日，剛剛上任不久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正式訪華。此前的9月9日，載運着人員和器材的日方專機先期到達北京——這是戰後第一架從東京直飛北京的日本航班。飛機上坐着的古井喜實、田川誠一和松本俊一，受時任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委託，攜帶日本政府起草的聯合聲明草案，到北京與中方進行最後確認。飛機抵京後艙門打開時的一幕震撼了在場眾人——緩緩走下舷梯的古井喜實等人的手上，捧着戰後中日關係的重要開拓者松村謙三和高碕達之助的遺像。
1958年，在岸信介內閣追隨美國反華的背景下，日本長崎發生了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事件，中日關係再度跌入冰點，兩國在新中國成立後通過民間往來建立起來的貿易關係被迫中斷。但在當時，日本執政黨自民黨內部仍然有一些具有遠見的人士在努力活動，謀求改善日中關係。周恩來就是在這個時候關注到了松村謙三，這位從青年時期就留意中國事務的日本人士。
松村謙三與曾擔任中日友好協會會長的廖承志同為早稻田大學的校友，曾在日本內閣擔任農林水產大臣和文部大臣。他主張“亞洲應該是亞洲人的亞洲”，亞洲國家不應追隨別國，得到了周恩來的賞識。
1959年10月19日，在中日關係最緊張的時期，松村謙三接受了周恩來的邀請，率團首次訪華，並將曾在萬隆會議期間與周恩來有過單獨會晤的時任日本通商產業大臣高碕達之助再次正式介紹給中方，希望啓動政治和經濟“兩個車輪”來改善日中關係。當時為周恩來做翻譯的劉德有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我感到，松村先生的首次訪華，無論從中方或日方來説，都想把它作為一次重要機會，表明自己立場、瞭解對方意圖、增進相互理解，探索打開中日關係僵局、謀求改善中日關係的可能性。”
正是得益於松村、高碕和廖承志的配合，中日雙方在1962年以民間形式簽訂了發展長期綜合貿易的備忘錄，1964年又簽訂了互設辦事處和互相派駐記者的協定。這為中日關係從“民間往來”向“半官半民”階段過渡奠定了重要基礎。
從那之後，松村和高碕多次奔走在日中之間。苦於戰後兩國間沒有直航，他們只能繞道香港再輾轉飛往北京，最快也要兩三天時間。1964年松村第三次訪華時，因不願再繞道香港，決定乘貨船從日本門司港出發直接到秦皇島。他們曾期盼有朝一日可以從東京直飛北京，但令人唏噓的是，後來中日直航開通的時候，兩位老人卻已作古。
1972年9月宴請古井喜實等人時，周恩來在致辭中引用了“飲水不忘掘井人”這句古話，感謝長期致力於中日半官方貿易和政治疏通的日本“老朋友”。
“順着民間交流鋪好的軌道一路走來”
田中角榮1972年7月當選日本首相時，東京民眾正沉浸在上海芭蕾舞劇團訪日掀起的芭蕾旋風中，日本民間呼籲兩國恢復邦交的聲音已十分高漲。
1971年7月，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並與中方共同發佈了中方邀請尼克松總統訪華的公告。在曾追隨美國玩弄“兩個中國”陰謀的時任日本首相佐藤榮作看來，這等於是美方對日本來了一次“越頂外交”。曾任《朝日新聞》調查研究室主任研究員的古川萬太郎評論説，“尼克松衝擊波”讓日本領導層“辨別方向的神經已經完全麻木”。
1972年7月7日，田中內閣成立，大平正芳出任外相。田中角榮一上任，立即着手“打開日中關係”這一緊急課題。在第一次內閣會議之後他即提出，“在外交方面加緊實現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邦交正常化”。田中特別強調，“充分理解”中國政府一貫主張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則，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52年日本政府與台灣簽訂的“日台條約”是非法、無效的。
20天后，周恩來在北京見到了自稱替田中政府前來“探底”的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竹入義勝與周恩來和田中角榮均有不錯的私交。周恩來提出了經過毛澤東批准的、擬寫入中日聯合聲明的八條內容和三項口頭默契，請竹入向田中傳話。周恩來表示，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中方決定放棄對日戰爭賠償要求。考慮到田中剛上台面臨的內部壓力，中方所談內容中也暫時沒有涉及《日美安保條約》。在台灣問題上，周恩來要求，《中日聯合聲明》發表後，日本政府必須撤走駐台灣的“大使館”和“領事館”，同時讓台灣“大使館”和“領事館”撤出日本。
竹入後來接受日媒採訪時回憶説，當他聽到周恩來説出“日本侵華戰爭是少數人惹出來的，不應該讓人民來負擔”時，“自己整個人都昏了”。他稱讚周恩來“身似柔柳、心如巨石”。
竹入帶回日本的記錄，後被稱為“竹入筆記”，讓田中角榮吃下了定心丸。在上海芭蕾舞團離開日本的前一天（1972年8月15日），他終於拋開一切顧慮，在東京帝國飯店親自接見了團長孫平化和肖向前，正式接受訪華邀請，並準備在9月下旬或10月初成行。田中還表示，希望通過訪華“一舉建交”。
在曾做過周恩來翻譯的林麗韞印象裏，當時日本自民黨內有一批親台的極右勢力反對中日邦交正常化，田中“是排除萬難來北京的”。總是把獨生女田中真紀子帶在身邊的田中首相，在首次訪華特地把她排除在名單之外，真紀子後來説，父親當時來華已經做好了被日本極右勢力暗殺的心理準備。
1972年9月25日11時30分，在尼克松訪華7個月後，戰後首架日本首相專機降落在新中國的土地上，周恩來親自到機場迎接，中日兩國領導人的手終於握在了一起。而田中首相後來説，他是“順着民間交流鋪好的軌道一路走來的”。
“閃電般速度的邦交正常化”
1972年在北京，中日雙方要談判的最重要文件，是兩國關於恢復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聯合聲明》。這一聯合聲明連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998年的《中日聯合宣言》和2008年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四個重要政治文件構成了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被稱為“中日關係的壓艙石”。
曾經處於敵對狀態的中日兩國政府開始從政治上解決問題，是田中角榮和大平正芳來京之前就與中方達成的共識，兩人“從政治上而不是從法律條文上解決”日中邦交問題的表述，也得到了周恩來的欣賞。周恩來説：“從政治上解決，比較容易解決問題，而且可以照顧雙方；如果只是從條文上去解釋，有時很難説通，甚至發生對立。”這也成為此後中方在處理台灣問題和“日台條約”時秉持的基本立場。
1972年9月26日上午，在中國外長姬鵬飛和大平外相首輪會談中，日方條約局局長高島益郎拒絕承認“日台條約”非法和無效，堅稱無必要對該條約中已經涉及的“雙方戰爭狀態宣告結束”“日方已經放棄對台一切權利”和“台灣當局已宣佈放棄戰爭賠償”等內容重複寫入聯合聲明。周恩來得知後非常生氣，並嚴正質問日方。在曾任中國駐日使館政務參贊王泰平的回憶錄裏，周恩來曾兩次提到，中方會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則的基礎上照顧日本政府的困難，“日本也應該照顧我們的立場”。
許多資料記載，在歡迎田中角榮的宴會上，周恩來再次引用了一句中國古話，“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他説：“自1894年以來的半個世紀中，由於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使得中國人民遭受重大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樣的經驗教訓，我們應該牢牢記住。”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成立的前提，是周恩來堅信中日雙方“能夠友好”。
在多位親歷者的回憶錄裏，1972年9月29日的北京風和日麗，燦爛的朝陽從東方升起的時候，天安門廣場和人民大會堂都沐浴在晨光裏。當天，在人民大會堂東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簽字儀式正式舉行，標誌着中日關係實現正常化。儀式結束後，大平外相立即舉行記者會代表日本政府宣佈：作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結果，“日台條約”已失去繼續存在的意義。
這是一次閃電般速度的邦交正常化——從田中內閣成立到完成田中訪華準備工作，僅用了兩個多月時間；從1972年7月7日田中向中國拋出橄欖枝到9月29日簽署聯合聲明，只用了82天。但在這個閃電般速度的背後，是以民促官的水到渠成。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記者會上再次談到中日關係時表示，希望日本社會能真正樹立起客觀理性的對華認知，真正打牢有利於中日關係行穩致遠的民意基礎。中日友好來之不易、值得珍惜，正如郭沫若1972年在《沁園春·祝中日恢復邦交》一詞結尾中所期許的那樣，“從今後，望言行信果，和睦萬邦”。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馬子倩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