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貝殼財經訊（記者 侯潤芳）3月18日,在《財經智庫》全球經濟信心指數發佈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蔡昉在談到中國人口與經濟的話題時表示，在2022年中國人口完全有可能達到峯值，同時中國已經進入到了老齡社會。從中國經濟發展階段和人口轉變來看，中國經濟現在遇到了一個新的結構性變化，這主要表現在需求側方面面臨的三個挑戰上。“面對三個需求側方面的挑戰，中國經濟的出路仍然是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全體居民的共同富裕。”
今年中國經濟增速的目標為5.5%左右，對此，蔡昉表示，5.5%符合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是合理的速度。“中國經濟在迴歸常態，回到原來預定的潛在增長率的軌道上。雖然有疫情的復歸，但我比較樂觀。”蔡昉説。
近年來人口話題備受關注，蔡昉在談到人口和中國經濟時表示，2021年中國的人口增速已經接近零增長了。“如果去年不叫零增長，2022年也完全有可能達到中國人口的峯值。在相應的老齡化率上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提高到了14.2%。國際上常用的説法是7%是一個節點，14%是另一個節點，7%是老齡化社會，超過14%叫老齡社會。7%意味着你上了這個軌道，往老齡化發展，14%以後就已經進入到了老齡社會，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這個變化從來沒有發生，而且是不可逆轉的。”蔡昉表示。
蔡昉進而提出，從中國經濟發展階段和人口轉變來看，我們現在遇到了一個新的結構性變化，他將這一變化稱之為三大挑戰。其中，第一個需求側的挑戰是經濟增長供給側的驅動因素和需求側拉動因素的匹配問題。“現在我們遇到的是人口總規模的負增長，它會在需求側形成一個新的制約，這也就意味着，（我們）不僅要關注供給側的驅動經濟增長的因素，還要關注需求側拉動經濟增長的因素，如果兩個不匹配，完全有可能降到潛能之下，形成增長缺口。”蔡昉説。
第二個需求側的挑戰就是宏觀經濟需求因素方面的挑戰，這表現在三駕馬車在轉換。“在過去進出口、投資起拉動中國經濟的主要作用，今後這兩者幾乎不太可行了，因此必須轉向消費需求。消費需求也在發生變化，在過去2012年我們減速以來，消費越來越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因素，它貢獻的百分比是擴大了、提高了，但貢獻的百分點是下降的。人均消費水平的增長率，水平還在提高，但增長率已經在近年來下行，原因是GDP的增長減慢了，無論是收入效應，還是財富效應，都會導致人均消費水平不會像過去增長那麼快。”
蔡昉進而表示，人口的變化趨勢不可逆，人口該停滯就停滯，該負增長就負增長，老齡化的趨勢也是必然的，短期內或者我們可預見的時間內是不可能倒退的，唯一可以變的因素是在收入分配效應上有所改變。
需求側的第三個挑戰是，經濟復甦措施與長期增長政策的相互適應方面的挑戰。“（在疫情中）我們保住了市場主體，市場主體迅速復甦，就有了就業，有了就業就有了收入。因此，我們保市場主體是一個非常正確的選擇。除了靠市場主體創造就業崗位之外，還可以有一項政策就是直接改善民生，穩定居民的收入，擴大居民的消費。湊巧在經濟復甦的同時又遇到了人口方面的衝擊，也就是需求側方面的衝擊、消費不振的衝擊。”蔡昉説，保市場主體和改善民生的措施都要使用，特別在2022年，供給側的復甦政策和需求側的復甦政策應該同時使用。
蔡昉進而表示，面對三個需求側方面的挑戰，中國經濟的出路仍然是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全體居民的共同富裕。他進而提出，可以從三個領域縮小收入差距、縮小基本公共服務的差距，促進共同富裕。
他首先建議，在第一次分配中加大再分配的力度，提供更多基本公共服務。“一方面政府再分配是可以改善收入分配的，同時政府把錢拿來不僅僅是縮小差距，還會重新用在社會支出上，在這個過程中進一步降低了收入差距，而且具有比較長期的改善收入分配的效果。”蔡昉説。
蔡昉還提出，人口轉變帶來的新的衝擊表現在需求側，表現在消費不足的趨勢方面。因此，今後是我們加快建設中國式福利國家的重要階段。那麼，這是一個長期的制度建設的過程，如何入手？“就是要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這意味着未來我們的城鎮化率要提高，農業勞動力佔比還是要繼續下降，幅度還是可以非常大。如果在五年裏能夠進一步推進城鎮化，如果把目前的户籍人口城鎮化率從45%多提高到64%，這意味着有2.6億人口可以從城市的常住人口變成城市的户籍人口，而這兩者之間有什麼區別呢？重大區別是消費的區別。從供給側看，城鎮化大幅度提高，也帶來了農村勞動力的進一步轉移。如果在五年裏能夠把農業勞動力比重降10個百分點，每年一共可以增加8000多萬非農勞動力，這意味着非農勞動力的供給每年可以提高2.7%，勞動力的核心從農業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更高的部門，這就帶來勞動力供給的增加以及資源的重新配置和生產率的提高，帶來實實在在的潛在增長率的提高。”蔡昉解釋。
校對 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