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要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注重需求側管理。我個人理解，需求側管理既包括利用財政、貨幣等政策工具進行逆週期調節，從而穩定社會總需求，實現充分就業；也包括通過體制、機制等改革和政策設計，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擴大中等收入羣體，實現共同富裕，就是要進行跨週期的設計。這要求我們既關注短期問題，也要注重中長期問題；既關注供給端問題，也關注需求端問題。
從逆經濟週期的角度看，要區分出庫存週期、製造業投資週期、房地產投資週期等特點和原因。中國的房地產投資週期一般是三年左右，而製造業投資週期有十年左右，影響因素和機制十分複雜，這是我國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要特別關注的。
“十四五”時期，要在關注世界經濟變化的基礎上，分析國內的幾個分化，研究需求側管理政策。
一是區域經濟分化問題。2012年以來，隨着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區域分化加速。從社會保證的角度看，應該從國有資本劃轉、發行特別國債等途徑充實社會資金，解決北方地區的社會保障資金問題。
二是供給需求作用變化。2008年之前，由於人均收入水平低，我國主要是供給決定需求、供給引領需求，並通過國際大循環消化過剩生產能力。美國金融危機之後，隨着我國收入水平提高，我國開始了向需求引領供給的階段轉變，包括教育、醫療、文化等公共服務領域。這就是我國要實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原因。這裏需求的引領，包括數字消費、綠色消費等等，要研究鼓勵引導綠色消費的政策，包括綠色標準、綠色税制、綠色金融等。
三是消費羣體分化問題。隨着新消費的興起，現在出現了所謂消費羣體之間的分化，80後、90後甚至00後在引領中國的消費潮流和時尚，這一部分居民消費傾向很高，但是收入較低，這個羣體中大部分是“新市民”，存在買不起房、租不好房的問題，房地產價格過高擠出了這部分人的消費。要改革房地產政策，實行租售並舉的政策，研究如何讓租房子和買房子享受同樣的公共服務，特別是學區房的問題。還有繼續發展消費信貸。
四是資本勞動所得分化問題。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迪寫的《21世紀資本論》影響很大，他認為過去幾十年全世界主要國家資本收入和勞動收入之間分配不公平，資本所得大量擠佔勞動所得，隨着數字化、人工智能等技術發展，資本會進一步擠佔勞動所得，一些標準化的勞動完全被機械取代了。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隨着數據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資本要素實際上是控制了數據要素，比如平台跟數據完全聯繫在一起，資本控制了平台，就控制了數據。既然這樣資本的所得能不能讓老百姓從資本里拿到收入？經濟不好房地產就漲、股票就漲、資本市場就漲，反而惡化了服務，這樣中低端的人能不能也從資本的收入當中獲得一部分收入，像美國過去401K實際是在做這個，我覺得短期之內確實中國有這個問題，我們只有6000萬人交個人所得税，然後做類似於401K税收遞延的政策，得好處的還是這些資本所有者。但要是解決不了老百姓從資本里的所得，我個人認為這個收入差距5—15年都很難解決，即使像現在推出來像房地產税、遺產税難度也很大，這裏有沒有什麼政策？ 401k是不是還可以推，農民工即使沒有多少錢，企業給他那一部分錢也可以拿到資本所得去投到股票市場，這塊我贊成還是要繼續往下推的，隨着這塊比例的上升，我認為這可能是很好的一個辦法。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 作者：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首席經濟師 祝寶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