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聯社（上海，編輯 阿樂）訊，人們往往會認為高社會福利國家會讓國民沉迷享樂不思進取，缺乏創業拼搏精神。
不過，隨着金融科技初創Klarna進入大眾視線，人們逐漸意識到瑞典已經成為了歐洲的新硅谷。
39歲的億萬富翁、Klarna創始人Sebastian Siemiatkowski指出了瑞典1990年代後期的一項政府政策，即給每個家庭都配備一台電腦。
當年，瑞典改革適逢互聯網經濟的興起。人們在創業的同時，第一次親密接觸互聯網。凡是給所有員工（不論是管理層，還是保潔員）配置家庭電腦的公司，瑞典政府都給它税收優惠。
此外，瑞典也是最早大舉投資，提高互聯網速度的國家。2005年，當Klarna成立時，瑞典每100人中有28個寬帶訂閲用户，而美國為17個（普遍為撥號上網），全球平均為3.7個。
今天瑞典的電腦普及率和美國差不多，但網速仍比後者快得多（平均22.5MB/秒，美國只有18.7MB/秒）。在蘋果iTunes以下載音樂為主的時候，音樂流媒體Spotify就已經能讓用户互相傳輸音樂了。
這解釋了為什麼在這個世界上最高税率的國家能孕育出Spotify、Skype和Klarna之類的公司。
據Siemiatkowski本人稱，他16歲時就開始計算機上編碼。二十多年後，他的支付公司Klarna價值達到460億美元，並計劃上市，許多銀行家預測它將在明年初在紐約上市。
“這隻會發生在一個寬帶已經成為標配的國家，其他市場連接速度太慢，”Siemiatkowski 説，“這讓我們的社會領先了幾年。”
僅次硅谷
儘管英國和法國等較大的歐洲經濟體及其長期金融中心的整體投資規模更大，但瑞典在某些方面的影響力超出了其體量。
根據經合組織經濟學家2018年公佈的一項研究，瑞典的創業率在世界上排名第三，僅次於土耳其和西班牙，每1000國民就有20家創業公司。不僅如此，創業公司三年存活率全球最高，達到74%。
根據風險投資公司Atomico的Sarah Guemouri的説法，斯德哥爾摩在獨角獸方面僅次於硅谷——價值超過10億美元的初創企業，每10萬居民約有0.8家（硅谷為1.4家）。
然而，在一個資本收益税率為30%且所得税可能高達60%的國家，沒有人能確定公司繁榮是否會持續。2016年，Spotify曾表示考慮將其總部遷出該國，理由是高税收使得公司難以吸引海外人才，目前它還沒有這樣做。
風險投資公司QED Investors的合夥人Yusuf Ozdalga表示，對於非瑞典語人士來説，獲得資金以及與創辦公司相關的行政或法律事務也可能難以駕馭。他將這與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進行了對比，阿姆斯特丹政府在4月份將英語作為官方語言，以方便國際公司的生活。
監管的矛盾
總部位於倫敦的風險投資公司Northzone的合夥人Jeppe Zink表示，歐洲金融科技公司的所有退出價值（投資者套現時收到的金額）中有三分之一來自瑞典。
他補充説，政府政策促成了這一趨勢。“這對我們風險投資家來説是一個有趣的困境，因為我們不習慣於監管過多市場，事實上我們天生就對監管感到緊張。”
瑞典數字信息部長Anders Ygeman表示，監管確實可能會使創新者“有幾率失敗”，然後“重新啓動並運行”。
初創公司Northvolt的首席執行官Peter Carlsson表示，“當你看到別人的成功時，你真的會產生連鎖反應，我認為這可能是創造當地生態系統最重要的事情。”Northvolt主營業務為電動汽車生產鋰離子電池，價值117.5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