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霸權可能解體，我們的世界發生改變
文｜邵宇 陳達飛
從國際政治和經濟的綜合視角來説，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世界與“大蕭條”有一定的相似性。經濟方面是長期停滯
一戰之後，經歷短暫調整期，世界經濟開始復甦，1925年後進入高漲期。一般認為，1929年是大蕭條的起點，但在此之前，部分國家就已經進入衰退。1929年之後，始於美股崩潰，世界進入長達10年的大蕭條。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離一戰結束僅20年。所以，從一戰開始到二戰結束的這段時間也被稱為第二次“三十年戰爭”。二戰後，世界分為民主和共產主義兩個陣營，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陣營在經濟上經歷了“黃金時代”，而以前蘇聯為中心的共產主義陣營的經濟則毫無起色。
一戰後的國際秩序經由巴黎和會最終確定，戰勝國與戰敗國簽訂了《凡爾賽合約》。
作為英國談判代表中的一員，凱恩斯在《合約的經濟後果》一書中對巴黎和會以及合約的細節作了詳盡的描述。他認為，《凡爾賽合約》是戰勝國對戰敗國的掠奪性協議，主要反映的是英國和法國的意志，約翰遜總統提出的“十四點計劃”的精神被遺失殆盡。凱恩斯做了非常精準的預測，認為註定是一個“迦太基式的和平”。為了生存，德國必定會反抗，戰勝國並不會在壓榨中獲得持久的好處。歷史不幸被凱恩斯言中。
二戰後，世界並未重蹈覆轍。
一戰後與二戰後不同的國際秩序正好對應囚徒困境中的兩個均衡，一戰對應的是較差的均衡，二戰對應的是較好的均衡。如圖1所示，一戰後，戰勝國有合作和制裁兩個策略，戰敗國的兩個策略分別是合作與反抗。在四個組合中，理想中的結果是左上角的（合作，合作），戰勝國與戰敗國合作共贏，但現實中的結果卻是右下角——（制裁，反抗），結果是兩敗俱傷。
《凡爾賽合約》是每個參與者從利己的動機出發而達成的一項戰勝國剝削戰敗國的合約，這在德國國內引起了一系列連鎖反應，直到大蕭條的爆發和希特勒上台，惡果才體現出來，這又直接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戰後初期，德國和日本經濟幾乎全線崩潰，直到1950年前後，才恢復到1945年的水平。如果不是馬歇爾計劃和道奇計劃，德國和日本在二戰後的經濟復甦進程會顯著放慢。美國幫助歐洲和日本，同樣是出於自利的動機，但與一戰後不同的是，二戰後的均衡是共贏。
在經典的囚徒困境博弈中，要想實現左上角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均衡，常見的情形是在無限次重複博弈中，雙方都選擇針鋒相對的策略，這方面與一戰後並沒有顯著的不同。
“霸權穩定論”是一個經典的國際關係理論，它指出，當存在霸權國家時，國際體系更有可能保持穩定，合作共贏會成為主要基調。反之，霸權的衰落或解體，就會使世界陷入失序的狀態。
霸權並不僅僅只有壓迫與被壓迫的含義，也有合作共贏的一面。前者表現為能量從外圍國向中心國集中，後者則相反。
霸權是一個相對的、動態的和綜合的。歸根到底，霸權國家選擇合作還是衝突的策略取決於成本收益核算，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其霸權地位是否穩固。一般而言，霸權越穩固，越有可能實現合作。
以貿易為例，在一個簡化的兩個國家和十個產業的模型中，當大國所佔份額超過70%，小國所佔份額不足30%的時候，大國會犧牲份額，以促成與小國的合作。因為合作有助於把蛋糕做大，即使份額減少了，總福利仍然是增加的，故是一種雙贏的局面。但是，當大國所佔份額在30%－70%之間的時候，合作就會轉變為衝突。這是因為，對大國而言，做大蛋糕的收益小於份額縮小的損失（圖2）。這個模型的現實含義是，後發國家在追趕的過程中，隨着經濟體量的增加，其與守成大國的貿易關係，將會從互惠變為衝突。
在左右兩個區間，霸權國家與後發國家是命運共同體，但在中間區域，隨着霸權的解體，衝突或不可避免。
絕對霸權只在短暫的歷史時期存在過，如一戰前的英國與二戰後的美國。實際上，歷史上的兩次全球化的“黃金時代”都是在絕對霸權，或者霸權國家願意承擔提供公共品責任的條件下實現的。這樣看來，國際政治和經濟領域的衝突常態化也就不足為奇了。
著名金融史學家金德爾博格就是“霸權穩定論”的支持者。在解釋大蕭條形成的原因時，他認為，根源在於英國沒有能力，美國又不願意這三個方面承擔責任以穩固國際經濟體系：第一，為跌價商品保持比較開放的市場，代表性事件是美國在1930年通過的《斯穆特-霍利關税法案》，這引起了全球性的貿易戰；第二，提供反經濟週期的長期貸款；第三，在危機時期實行貼現，全球缺乏“最後貸款人”機制。所以，大蕭條又被稱為一次霸權解體危機。
早在一戰之前，美國就已經確立了經濟霸主的地位。
但是，直到一戰前夕，“美元在國際貨幣和金融事務中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世界金融體系仍然是以英鎊和倫敦為中心，全球貿易金融的60%以上以英鎊計價、融資和結算。1913年，在已知外匯儲備中，英鎊佔比48%，其後的是法郎和馬克，佔比分別為31%和15%，美元則不見蹤影。
一戰後，隨着英國經濟實力的進一步衰退，美國經濟霸權更加突出，與此同時，美國的金融實力也快速崛起。
另一方面，1913年《聯邦儲備法案》的通過和美聯儲的成立，以及一戰的爆發都為美元的異軍突起提供了條件。根據埃肯格林（2019）的估算，美元儲備份額大約在1924年－1926年期間首次超過英鎊。至1929年，在其所統計的16國中，美元儲備佔比達56%，英鎊為41%。美元作為國際金融交易媒介和尺度的職能也有顯著提升，排除英聯邦國家，美元在20世紀20年代末實現反超。
當然，不同作者的估計結果會有一定差異，如特里芬認為，1928年前後，英鎊在儲備中的份額仍然高達80%。主流文獻一般認為，直到二戰後，美元才確立主導地位。
英美兩國金融與經濟權力的不匹配致使全球領導者實質上處於一種缺位狀態。霸權國家的重要職能（或職責）是提供公共品，它是一系列的制度構建，包括貨幣等交易基礎設施。
美國積極參與了戰後秩序的重建，但美國在巴黎和會上遭遇了徹底的失敗。威爾遜的“十四點計劃”猶如空中樓閣，國際聯盟形同虛設。雖然威爾遜“堂吉訶德式”的性格也被認為是其在巴黎和會吃了閉門羹的一個解釋，但更為重要的原因還是美國的霸權地位不穩固，未獲得法國和英國的認可。
英國經濟實力雖然已經衰落，但在金融實力上仍然超過美國，倫敦仍是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英鎊也是最重要的國際貨幣。
二戰後，美國實際上仍然是在按照“十四點計劃”的精神主持國際秩序的重建，由於其霸權地位更加穩固，再加上更為強勢的羅斯福的主政，結果也完全不同。
美國霸權在二戰結束後得以確立，至1973年前後出現轉折，開始走向衰落。美國霸權的衰落也是從經濟領域開始的，具體表現為製造業競爭力和GDP份額的下降。
兩次石油危機可被看作美國製造業由盛而衰的轉折。
1979年，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達到峯值，約2000萬，而後不斷下降。至1989年，美國政府部門就業人數首次超過製造業就業人數，2008年，前者達到後者的兩倍（目前剪刀差正在收窄）。金融行業從業人數雖然並未超過製造業，但兩者的差值卻在不斷縮小，至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縮小至300萬。製造業就業人數佔比早在1953年就達到了峯值（26%），2008年僅為8.3%。
美國製造業份額的衰落與其經濟發展階段有關係，但更為重要的是受到了來自歐洲和日本（以及亞洲“四小龍”） 的競爭。即使是在鋼鐵和汽車產業這些曾經令美國崛起的支柱性產業，美國也沒有保住其領先優勢。歸根到底，按照辜朝明的説法，都是因為經濟已經進入到了“被追趕階段”。
從進出口貿易總額的角度看，歐元區佔比最高，1990年佔比36%，目前已降至25%；20世紀90年代末，美國在全球的份額為16%，目前已經降至11.4%；中國則從加入WTO時期的不到3%升至2019年的10.5%，而且是全球最大的（單一）出口國。從GDP的角度看，二戰後初期，全球生產1美元GDP，約5角是美國貢獻的，截至60年代初，美國GDP佔全球的比重仍然達到40%，但目前已經降至24%。相反，中國已經升至16.3%，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分別於2010年和2018年超過日本和歐元區。
但是，與此同時，美國的金融霸權仍然是非常穩固的。美國相對經濟實力衰落和金融霸權的穩固形成鮮明對比，狀況類似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英國。
在1913年《聯邦儲備法案》通過以前，美國金融業的經營和監管是建立在南北戰爭期間通過的《國民銀行法》的約束之下的，它不僅禁止美國的銀行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還禁止銀行跨境開設分支機構。美國的金融基礎設施因此非常落後。所以，一戰前，只有少數信託公司可以繞開法律的限制，開展非常有限的金融業務。除此之外，J.P.摩根可以通過私人銀行或家族成員在海外的金融機構，開展部分國際銀行業務。
當前，美國的金融霸權與經濟實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失衡，前者遠遠超過後者。這與一戰前的英國有相似之處。美國的金融霸權是否不可撼動，美元的國際地位是否可以高枕無憂？答案是否定的。
隨着歐盟一體化進程的推進，歐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至少可以上升到與其貿易規模相匹配的高度。目前，歐元在國際儲備中的份額為20.5%，低於進出口貿易的25.3%。與此同時，隨着中國匯率市場化和要素市場化改革進一步推進，金融開放的大門越打越開，中國的金融地位也會進一步提升。
目前，中國的綜合經濟（GDP、製造業和貿易份額）實力與金融地位嚴重失衡，人民幣的國際地位顯著偏低（圖3）。
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並不必然帶來金融地位的提升，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困境主要在於其內部。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隨着美國黃金儲備的流失，1958年，美國以外國家的黃金儲備首次超過美國；1959年，美國外債總額首次超過其黃金儲備；1963年，其他國家官方持有的美國外債總額首次超過黃金儲備。以上三個交叉可被稱之為三個“死亡交叉”，均反映了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脆弱性。從1963年到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其間僅經歷了不到十年時間。
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中，雖然黃金儲備被認為是美聯儲的資產，但從持有美元的主體來説，它對應的卻是美國的或有負債，美聯儲負有將美元兑換成黃金的合約義務。在“佈雷頓森林體系2.0”體系中，黃金的角色被美國提供的其他安全資產——如美國國債、機構MBS等——取代。本世紀初以來的實證證據表明，美元安全資產短缺已經成為一項特徵事實。
2008年金融危機及後危機時代全球經濟的諸多病症，如低利率或負利率，經濟增長停滯，以及風險資產與無風險資產價格同步上行等，都預示着該體系負重難行，以及美國霸權難以維繫。從這個角度看，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中美貿易衝突，也可以被理解成一次霸權解體危機。
霸權解體導致世界失序的核心邏輯是公共品短缺。
一定程度上，核心國家的意願和能力，決定了全球化的進程。二戰後無疑是美國，這集中體現在美國提供公共品的意願和能力上。二戰後的全球化是建立在美元作為公共品，以及美國作為美元的壟斷提供者和全球體系的設計者、維護者的基礎上之上的。美國在享受美元“囂張的特權”的同時，也承擔着維護體系運行之責任和成本。某種意義上，這也是種義務，因為它曾是這個體系的最大既得利益者。
但是，當美國感覺其從該體系中獲得的收益小於付出的成本，或者，當其感覺搭便車者獲得了非對稱性收益，尤其是搭便車者還挑戰了其規則制定權時，它便不再有激勵去維護該體系，甚至會主動破壞其建立的秩序。
廣義來講，美元是作為安全資產而存在的，而安全資產就是美國提供的最重要的金融公共品。所謂安全資產，指的是對信息不敏感的資產，即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或者説，債務人的支付承諾完全可信，資產持有人不需要收集額外的關於發行人的一切信息。安全資產最重要的功能是價值儲藏。同時，隨着金融機構負債業務從零售模式向批發模式轉型，安全資產的抵押品屬性價值凸顯，因為這提供了一種便利性收益。
全球來看，美國是最重要的安全資產供給者，美元、美國國債、政府支持的機構證券、金融機構債務、MBS和ABS都被視為安全資產。另外，德國、法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的國債也可被視為安全資產。當然，安全資產並非絕對概念，T時刻的安全資產，並不意味着T+1時刻還是安全資產。所以，安全資產是個相對概念，會隨時空而發生變化，比如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私人發行的ABS就被認為是安全資產。2010年歐債危機之前，希臘和意大利的國債也可以被視為安全資產。
美元與黃金脱鈎解開了經濟發展的“黃金枷鎖”，但卻打開了廉價貨幣的魔盒。
這一次，其他國家持有的不是黃金，而是美國國債，但兩者共同之處在於，類似於黃金與美元的無條件兑換，美國政府也承擔着國債的無條件償付義務，而且還要支付利息。從這一點來看，美債類似於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的黃金。美國的困境在於，只有創造更多的美債，才能吸收氾濫的美元流動性，只有創造更多的美元，才能滿足聯邦政府發債融資的需求。新冠肺炎疫情無疑加劇了這個惡性循環。
從美國作為全球最重要的安全資產的提供者的角度來看，美國的戰略收縮，側面反映的是其作為全球公共品提供者的國家能力的下降。
中國應對美國金融脱鈎的關鍵是：第一，提高向全球提供安全資產的國家能力；第二，在世界安全資產短缺的情況下，在能力許可範圍內，彌補這個缺口。
全球安全資產需要滿足信用和市場風險低、市場流動性高、通貨膨脹風險有限、匯率風險低以及異質風險有限這五個條件。這就要求提高中國金融市場的深度和擴大金融市場的開放度，當前正在推進的要素市場化改革也是題中之義，因為價格只有在市場中才能真正被發現，而只有價格真正體現價值，市場風險才會迴歸合理區間。
市場化和開放是中國建立安全資產供給能力的條件。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金融市場化就被看作是新興市場國家市場化的必由之路。但從實踐經驗來看，金融市場化有其內在次序，如果把握不好，就可能引發金融危機。“對一個高度受抑制的經濟實行市場化，猶如在雷區進行，你的下一步很可能就是你的最後一步。”
隨着各項制度建設的推進和開放舉措的推進，人民幣資產越來越受到海外投資者的青睞。從2016年初開始，境外機構和個人投資者持有人民幣資產（股票和債券）的規模在不斷擴張。截至2020年一季度，規模超過了4萬億元人民幣，其中，股票為1.9萬億元，約佔A股總市值的6%。債券為2.3萬億元，佔比不到4%。雖然規模仍然較小，但從中國改革的方向來看，過去幾年的趨勢還將延續。
全球化總是在重複着失衡與重構、脱鈎與突圍的故事，只是角色在不斷變化，然而，至少從歷史經驗看，不變的是全球化似乎在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斷前進。21世紀並不必然是亞洲或者中國的世紀，中國主導的全球化秩序也不必然超過美國，這一切，都取決於相對意義上的國家能力，它集中體現為提供公共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