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時代週報 作者：周夢梅
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在金融業務數字化程度高，金融業態多元，粵港澳三地金融產品互認互通等諸多領域有着顯著發展。
灣區經濟是大國發展標配，在邁向“十四五”的過程中，粵港澳大灣區成為實現雙循環發展格局的重要力量。《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落地三年來，聯動大灣區市場的各種金融通道逐步打開，尤其以“深港通”“債券通”為代表的粵港澳大灣區內股、債、期市場互聯互通不斷深化。
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市場的建設與發展，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在此背景下，時代週報記者專訪恆生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王丹，與她對話如何在“多體制並存”下，將粵港澳大灣區各具特色的城市實現優勢互補；如何做好粵港澳大灣區的特色金融業務、跨境業務；資本市場又該如何更好支持大灣區科技公司的發展。
恆生中國首席經濟學家王丹
時代週報：在“預期較弱”的三重壓力下，粵港澳大灣區在“穩增長”中扮演什麼角色？
王丹：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製造業的核心區域，當地製造業企業是出口的主力軍。從疫情後，中國的增長引擎就一直是出口，貢獻了一半以上的GDP增長。消費類電子電器產品和機電產品出口均超過了疫情前的歷史趨勢。疫情後，製造業投資持續加速，是內需的亮點。大灣區的先進製造業集羣在保證供應鏈穩定、提供就業、科技創新上都起着領軍作用，尤其是通信、電池、智能移動終端、智能家電、高端醫療器械等先進製造業。
大灣區也是財政和基建發力的主要地區。大灣區城市羣財政質量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優質基建項目多，在地方政府專項債發行漸趨市場化、額度向高信用區域傾斜的背景下，大灣區基建增長的空間比其他地區大。
時代週報：大灣區內部城市如何實現優勢互補？
王丹：大灣區內城市更多的是互補關係，而非直接競爭。香港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為大灣區新型科技企業提供融資。香港經濟主要由服務業驅動，尤其是金融業。深圳是高新制造業中心，同時與之配套的私募基金等金融服務快速發展。
時代週報：粵港澳大灣區的資本市場應如何更好支持科技公司的發展？
王丹：中國的創新驅動主要來自兩方面：科技成果轉化和獨角獸培養。大灣區處於資本市場改革前沿，需要重視為企業提供及時融資，包括推行註冊制改革，加快上市速度，簡化審批程序；同時也應該重視建立合適的退市機制，促進優勝劣汰，提高上市科技公司質量。私募股權基金行業已經頗具規模，政府母基金應該發揮引導作用，支持私募基金投向中小高新企業。
時代週報：如何看待香港市場的連接作用以及中概股迴歸？
王丹：香港至今仍是內地企業最重要的離岸集資中心。截至2021年底，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公司中數量佔比超過一半，股票市值佔比超過80%。國際投資者持有的A股，約七成通過香港交易。香港擁有成熟的金融市場、龐大的金融人才庫、開放的資本賬户，在中國擴大開放的過程中，香港在連接中國企業和國際資本中發揮的作用只會加強不會減弱。中概股迴歸主要的目的地仍是香港。港股目前流動性不盡如人意，主要是公司自身表現造成的。
時代週報：粵港澳大灣區“多種體制並存”的特徵明顯。這一特徵對跨境業務、跨境創新有什麼影響？
王丹：“多種體制並存”對跨境業務的互聯互通機制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會激勵金融機構創新金融服務和產品，例如跨境電子支付服務、大灣區內金融監管信息系統對接和數據交換、跨境理財通等。
時代週報：像恆生銀行這樣深耕零售業務、財富管理的機構，在大灣區跨境金融互聯互通中有哪些發展機遇？
王丹：目前處於中國金融開放的關鍵窗口期，資本流入中國動能很強，外資金融機構都增大了資產配置中投資中國內地市場的權重。
同時，內地居民需要有更豐富、成熟的投資渠道和產品，跨境理財通將是促進資本雙向流動的關鍵一步。港澳銀行可以利用在粵港澳的網點、業務優勢及其豐富的經驗和客户資源，拓展大灣區內的財富管理服務能力，為投資者進一步配置海外資產提供更多選擇。相應的，區域金融市場也會擴容，從而形成財富管理的集羣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