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複雜的經濟形勢下，是否要以投資來推動中國經濟的增長？
8月12日，在新京報貝殼財經主辦的“中國經濟新格局：乘風破浪”夏季線上峯會上，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曹德旺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餘永定就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
在餘永定看來，下半年報復性的消費不會出現，海外需求的受阻會對中國經濟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要想讓今年的經濟達到２.5％的增速，我們的投資需求應有比較大的增長。“一方面，我們的基建投資還有空間。另一方面，加強基建投資會帶動上下游一系列的需求和投資，可以解決企業訂單問題。”
對此，曹德旺持有不一樣的看法。“即使沒有這次疫情，中國經濟有必要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了，不能再進行大規模無效的基建投資了。如果還大規模舉債進行投資，哪裏來的錢去投資？”
餘永定回應表示，通過基礎設施投資刺激經濟增長，會帶來許多問題，但這些問題是可以在實踐中解決的。對於基建投資，我們既不能“過猶不及”也不能“因噎廢食”。“投資問題的關鍵是投資要有效，我們確實要注意和解決投資效率不高這一問題，投資要投到有用的地方、要投到影響中國發展瓶頸的地方去。”
對此，曹德旺表示贊同，“如果大量的資金投入到房地產、鐵公基會產出什麼呢？投資的東西最後都變成了財產放在那裏，這樣就降低了資金的使用效率。有效的投資應該用於我們急需解決的問題上，帶來的產出應該是我們當前真正需要的東西。”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民間投資一直不振。在曹德旺看來，民間投資不振主要成因是資源錯配引發的。而在餘永定看來，民間投資不振和經濟下行有一定的關係。也和企業融資環境、政商關係存在的一定問題有關，而這些問題應該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加以解決。
“企業要注意四季度後面臨的外部經濟形勢”
新京報：在第一個話題中，曹總、餘老師都提醒外部經濟形勢的嚴峻。曹總，從企業家角度，你如何看待中國未來一段時間的經濟形勢？
曹德旺：我相信下半年中國經濟不會有特別大的波動。首先，根據我做企業多年的經驗，汽車工業是國民經濟的寒暑表，從汽車的產量和銷量可以測到經濟是冷還是熱。從我們這兩個月和汽車廠打交道瞭解到的情況看，中國汽車廠的產銷形勢還是可以的。第二，這次南方水災使得很多省份損失慘重，災後重建需要大量的投資和資金，這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利好GDP增速——雖然帶來的經濟增速是有限的，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產能過剩、疫情帶來的壓力。第三，當前中國和歐美地區的國家一樣，採取了很多措施救市，幫扶企業。因此，今年下半年中國企業的處境應該可以。福耀國內工廠的產能現在基本恢復了18%左右了。實際上，從最近公佈的7月PMI來看，也是一個比較樂觀的數字。
不過，企業要注意今年四季度後或者明年年初開始面臨的外部經濟形勢，要有中長期的考慮。為什麼要提醒大家注意四季度以後的經濟形勢呢？歐美人對下半年經濟的預期非常悲觀，根據我們在歐美的工廠和了解到的情況來看，我們認為歐美全年經濟增速預計會下降20%-30%。我們都知道，美國、歐洲是全球消費市場的動力引擎，如果這兩個消費動力引擎熄火的話，會波及全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要吃大虧，我們中國也會受影響——他們的日子不好過，我們的日子當然也不會好過了。歐美經濟的衰退不僅會影響全球的消費，也會導致逆全球化、全球產業鏈的調整等問題，這些也會對我們的經濟起到破壞作用。
“報復性消費不會出現、海外需求受阻 下半年投資應有較大增長”
新京報：
餘老師如何看待中國經濟形勢？
餘永定：
目前經濟學界普遍認為，中國潛在經濟增長速度是6%左右。如果今年下半年中國經濟可以充分發揮其增長潛力，全年經濟增速可以達到2.5%甚至更高一些。雖然這一經濟增速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差的紀錄，但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説法，中國GDP增速可以達到1%，是全球唯一一個經濟正增長的國家。如果明年疫情能夠得到有效控制，全球經濟會有一個比較強勁的反彈。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預計發達經濟體明年的經濟增速可以達到4.8％，美國是4.5％，歐洲是6％，而中國明年的經濟增速會反彈到8.2%。
由於中國已經基本控制了疫情，今年中國經濟是否能夠實現2.5%左右的增速取決於中國經濟的有效需求是否能夠得到充分恢復。如果消費不足、投資不足、出口受阻，我們今年的經濟增速可能無法達到２.5％。
從消費表現看，很多人希望下半年會出現比較大的增長，在我看來，今年後兩個季度消費會有所增長，特別是汽車的增長會最強勁，但消費增速不會超過GDP的增速，下半年不會出現報復性的消費。為什麼？在前兩個季度中國老百姓主要依靠自己的儲蓄渡過難關，在當前收入恢復增長的情況下，老百姓並不會把錢全部花掉，而是首先補充上半年花掉的儲蓄。等儲蓄水平回到疫情前的水平時，大家才可能再考慮消費。
從出口表現看，剛曹總也講到了，下半年國外經濟形勢不好，海外市場不會對中國的產品有很大的需求，海外需求的受阻會對中國經濟產生一定的影響。
因此，要想讓今年的經濟達到２.5％的增速，投資需求應有比較大的增長。一方面，基建投資還有空間。比如，夏天一下大雨，城市到處是積水。不只是地下管網，許多城市的基礎設施都要進行投資來改善。而基礎設施屬於公共產品，不會有太高的商業回報，這就需要政府來承擔投資的主要責任。在“新基建”領域，我們的投資需求也應該很大。另一方面，當前企業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是沒有訂單。怎樣才能有訂單？如果政府採取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加強基建投資，就會帶動上下游一系列的需求和投資，企業也就有了訂單，最終經濟也會有一個比較好的結果——我們的經濟增速在今年可以達到2.5%，甚至更高。
“不能再進行大規模無效的基建投資了”
曹德旺：
餘老師，我和你的觀點有一點差別。我還是想提醒經濟學家們要注意的是，疫情進入第二階段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經濟增長，但問題是怎麼增長？現在國際還沒有通航，飛機、輪船都停在那裏。全世界可以説焦頭爛額，哀鴻遍野。
這次咱們南方又遭遇洪災，我前段時間從德國趕回來幹什麼？準備10億元進災區救災。我認為一個真正有作為的男人，在我手上賺的錢，我死之前必須還給社會！我捐了一半的股票在河仁基金會（記者注：曹德旺成立的非公募基金會）用於做慈善。他們説拿股息去救災，我説今年不行，減持股票，我套現了10億元準備進災區。我做企業不是為了錢，是為了國家的興旺發達。因為我們是中國人，我們這個國家的興旺發達靠的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努力。如果就像魯迅筆下的阿Q那樣總是自我安慰，我們國家並不會進步。因此，我認為我們要積極面對現實的問題。
其中一個要面對的很現實的問題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我們實行了4萬億的投資計劃，但在銀行加槓桿之後，真正的投資規模遠超4萬億。我曾經在一份報告裏看到，固定資產投資在GDP中佔比連續10年超過了50%。中國經濟當下的問題不只是疫情問題，還有一直累積的資源錯配的問題——過多的資源錯配到房地產、鐵公基這些領域了。這些問題捱過一年又一年，一直捱到現在。即使沒有這次疫情，中國經濟也要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了，我們不能再進行大規模無效的基建投資了。
如果還大規模舉債進行投資，哪裏來的錢去投資？借錢投資，借的錢要不要還、要不要付利息？當社會負債總量達到六七百萬億的時候，一年要付多少利息？而全國投資的平均收益現在都達不到20%，拿什麼來還舉債的錢和利息？如果投資小於產出，就會產生信用風險。
“對於基建投資 我們既不能‘過猶不及’也不能‘因噎廢食’”
餘永定：
曹總質疑的很好。我是這麼看的，首先，現在固定資產投資在GDP中的比重不超過50%，它是逐年下降的。現在消費在GDP中的比重是55%，加上進出口的佔比，固定資產投資在GDP中的比重是40%多。和西方國家相比，毫無疑問中國投資的佔比是比較高，但它一直在下降，而且在最近幾年下降速度很快。
第二，關於有沒有錢進行投資的問題，從經濟學家的角度看，要看儲蓄是否足夠。如果儲蓄不夠，投資就要借外債了。中國從改革開放至今，基本都是儲蓄大於投資。中國一直是經常項目順差，這本身意味着我們有足夠的資金。此外，如果沒錢的情況下進行投資，就會產生通貨膨脹。目前中國核心通貨膨脹率小於1%——這一數據對於發展中國家太低了，而且PPI生產指數也是持續負增長很長時間。這樣，從貿易順差、通貨膨脹這兩方面來看，説明我們還是有錢進行投資的，現在對投資者（包括銀行等金融機構）都存在相當嚴重的“資產荒”問題——有錢沒有好項目、沒處投資。政府支持的基礎設施投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決這個問題。
第三，中國目前基礎設施投資的客觀需求是巨大的。剛才我已經提到，光是建設地下管廊、改善自來水設施、修建停車場，我們就需要花數以萬億記的人民幣。這些基礎設施建設雖然不能馬上帶來商業回報，但卻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願望”，使中國經濟增長建立在可持續基礎上所必不可少的。
第四，目前中國經濟處於有效需求不足的時期，基礎設施投資可以創造“擠入效應”，帶動私人投資，基礎設施投資的“乘數作用”一般也比較高，可以帶動對上下游企業產出的需求，甚至可以帶動消費。在當前企業投資慾望普遍不強的情況下，基礎設施投資的意義尤為重大。
第五，基礎設施投資可以在改善經濟結構上發揮其他投資無法發揮的作用。例如，當前所説的新基建就可以發揮這樣的作用。
第六，基礎設施投資同製造業投資類似，是一種“迂迴的生產”，基礎設施投資改善了經濟增長的長期前景，而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是一次性的。同消費不同，基礎設施投資有助於提高整個經濟生產效率，從而提高潛在經濟增長速度。
第七，基礎設施投資也有個時間維度問題。許多基礎設施項目，“晚搞不如早搞”。早搞早收益，同時越拖成本會越高。到一定時候，某些基礎設施投資就可能搞不成了。當然，掌握好度也是十分重要的。
通過基礎設施投資刺激經濟增長，會帶來許多問題，但這些問題是可以在實踐中解決的，我們既不能“過猶不及”也不能“因噎廢食”。
“投資要投到影響中國發展瓶頸的地方”
曹德旺：
剛才你講的沒有錯。投資的增加會帶動國民總所得的增加，國民總所得的增加會帶動國民總消費的增加，消費的增加會帶動需求的增加，需求的增加會帶動就業和經濟發展，這個是循環鏈條，但是投資要有效。
那麼，什麼是有效的投資？從我作為企業家的觀點，投資要有產出，如果投資沒有相應的產出，就會削弱資金的使用效率。如果大量的資金投入到房地產、鐵公基會產出什麼呢？房地產、鐵公基投資的東西最後都變成了財產放在那裏，而不是可以帶來更多產出的資產，這樣就降低了資金的使用效率。而且鐵公基領域的大量投資，會給政府帶來巨大的債務。有效的投資應該用於我們急需解決的問題上面，應該帶來的產出是我們當前真正需要的東西。如果現在投資了暫時沒有用，可能未來有用，那就等我們孫子輩長大的時候再進行投資也不晚。此外，我建議不要直接通過投資來救市是因為——根據我做企業的經驗，要投資一個項目，需要做大量的前期工作，包括可行性研究、市場評估、蒐集資料等，而這至少需要一兩年的時間。現在急忙上馬投資項目，雖然出發點是好的，但可能會造成閉着眼睛亂投的後果。與其這樣，建議考慮借鑑歐美的經驗，直接將救助資金髮放到需要救助的人手裏，從增加消費資金來帶動消費，從而刺激投資。
總之，我認為投資是可以帶來GDP的增長，但不能為了增長而增長、而投資。那樣的增長不但沒有用，而且會產生新的問題，危及到下一代。
餘永定：
我贊成你的這種説法，你其實強調的也是投資要講效益。確實，應該形成好的資產。這點很重要。
曹德旺：
沒有錯。
餘永定：
投資要投到有用的地方、要投到影響中國發展瓶頸的地方去，我完全贊同曹總強調的——投資要投的有用，要能夠產生資產，能夠為未來的經濟增長創造更好的條件。
“民間投資不振主要成因是資源錯配引發”
新京報：
剛餘老師強調的是，依靠政府的投資帶動一系列的民間投資。實際上，近年來民間投資一直在持續下降。想請兩位談下對民間投資不振的看法。
曹德旺：
民間投資不振主要成因是資源錯配引發。固定資產投資被熱捧，引發各種勢力爭奪資源，這就造成製造業投資競爭力弱勢的形成。大家都知道，製造業經營有難度，管理上有很大的挑戰，又面臨跨界的資源競爭壓力，如人工成本，最近幾年每年增長都在10%以上。15年前，我的企業人力費用佔營業比例只有6%—7%，現在要接近20%，這還只是工資一項。其他項目，如材料、物流、資金成本等幾乎都在漲。第二，我們國家這些年在税負上給企業減輕了很大的負擔，但增值税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無論企業賺不賺錢，就要被徵收增值税，遲交還要罰款。再加上物流成本等各種成本的增加，企業的管理稍有不慎就沒有錢可賺。沒有錢賺，企業肯定就不願意投資了。
餘永定：
首先，民間投資不振和經濟下行有關係。企業對經濟波動的感受非常敏感——當經濟過熱的時候，企業發現好的機會就拼命投，可能出現民間投資比經濟還過熱。當經濟下行的時候，企業投資下行的速度可能比經濟下滑更快些，這個時候就需要國有投資起到穩定器的作用。第二，和企業融資環境有關。比如，企業融資貴、融資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但商業銀行為了貸款的安全，也沒有什麼好辦法；地方財政困難，地方政府向企業要錢，罰沒現象可能加重；第三，在政商關係上，存在一些地方政府過度干預企業的正常經營活動，企業家無法集中精力做好企業。還有產權保護不夠、腐敗問題、與民爭利、司法機構獨立性執法等問題，這些都會影響企業投資的積極性，而這些問題應該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加以解決。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侯潤芳 編輯 陳莉 校對 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