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6日，歐洲央行行長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德國法蘭克福出席新聞發佈會時表示，歐洲央行不太可能在2022年加息。時間過去不到半年，她的表態就發生了“180度大轉彎” 人民視覺供圖
今年以來，在全球通貨膨脹持續高位運行的背景下，美聯儲“領銜”各國央行開啓緊縮週期，“姍姍來遲”的歐洲央行也不得不採取行動。從去年年底的“2022年極不可能加息”，到如今基本確立加息基調，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近期堪稱“180度大轉彎”的表態引發廣泛關注。
5月底，拉加德在歐洲央行官網發文稱，為致力於恢復歐元區貨幣政策正常化，歐洲央行將在7月開啓加息，並很可能在9月底之前退出負利率政策。這是歐洲央行首次對外發出明確的緊縮信號，同時意味着歐元區長達8年的負利率時代或將走到盡頭。
各方正密切關注歐洲央行6月9日將召開的貨幣政策議題會議。路透社稱：“市場希望弄清楚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據此前消息，歐洲央行預計將在此次會議上宣佈數週內結束資產購債計劃，為7月加息鋪平道路。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務委員兼合作研究部主任劉英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採訪時指出，歐洲央行加息幾乎板上釘釘，現在只是加多少的問題；加息實際上並不符合歐洲經濟的實際復甦程度，這更像是歐洲央行在多重壓力下的無奈之舉。
能源價格是通脹飆升的主要推手
5月31日，歐盟統計局公佈數據顯示，5月歐元區通脹率按年率計算達8.1%，連續第7個月刷新歷史高位，創下歐元問世23年以來的最高紀錄，是歐洲央行2021年7月設定的2%中期通脹目標的4倍多。從細分項看，能源價格同比上漲39.2%，是推高通脹的主要原因。同時，剔除能源、食品和煙酒價格的核心通脹率，也從4月的3.5%升至3.8%，顯示能源價格正向下游傳導，歐元區通脹走勢已形成一定黏性。
德法“兩駕馬車”是歐元區經濟的主要風向標。5月份德國通脹率達8.7%，法國為5.8%，均創歷史新高。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臘等“尾部國家”通脹率同樣遠超預期，加劇經濟下行風險。高盛集團預計，歐元區整體通脹率9月將達到9%的峯值。
能源價格高熱難退之際，供需失衡仍在加劇。6月3日，歐盟委員會公佈第6輪對俄羅斯制裁措施，包括將在6個月內停止購買佔歐盟進口俄原油三分之二的俄羅斯海運原油，並在8個月內停止購買俄石油產品。歐委會此舉讓國際油價應聲上漲，一度飆升至每桶120美元以上，為近3個月來的最高水平。
分析認為，俄烏衝突目前仍處於“無解”狀態，能源、金融等領域的“制裁-反制裁”輪番上演，將強化歐元區油價、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維持高位的預期，並延緩整體通脹下降的時間。此外，歐元區國家大多為發達經濟體，製成品依賴進口，目前全球供應鏈問題仍未得到有效緩解，勞動力市場供應緊張，供給端遲遲未能恢復。同時，歐洲多國防疫政策逐步放寬、旅遊業回暖，又在一定程度上拉高了需求，由此進一步推高工業品和服務價格。
短期因素之外，拉加德還認為，過去10年裏壓制通貨膨脹的結構性因素也已發生逆轉。全球化退潮、地緣政治對供應鏈的影響，將在一段時間內降低供應鏈效率，歐盟加速綠色轉型以擺脱對俄能源依賴，也將在中短期提高價格水平。
劉英認為，目前歐元區還存在一定的工資-通脹螺旋上升風險。歐元區最新公佈的4月失業率持平紀錄水平6.8%，勞動參與率沒有降低的背景下，當商品價格上漲時，工資也會相應提高，但工資上漲、利率上行將隨之推升企業勞動力成本、財務成本，從而擠壓企業利潤空間，企業為了維持利潤率，往往被迫抬升產品價格，由此陷入惡性循環。
歐央行內部對加息路徑存在分歧
拉加德的財政立場向來温和。她在歐洲央行官網文章中暗示，7月和9月的政策會議上將分別加息25個基點。拉加德認為，“逐步採取行動是明智的，在利率上升時觀察其對經濟和通脹前景的影響”，食品和能源等推高通脹的因素不會永無止境地上漲。
歐洲央行首席經濟學家菲利普·萊恩、意大利央行行長維斯科等，都對拉加德“漸進主義”的立場表示支持。萊恩認為，歐洲央行目前很難解決推高能源價格的外部因素，擔心加息過早會造成經濟嚴重衰退。歐盟委員會5月發佈的經濟展望報告預計，今明兩年歐盟經濟將分別增長2.7%和2.3%，增速低於2月展望報告中預測的4%和2.8%。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東布羅夫斯基斯表示，儘管今明兩年經濟將繼續增長，但增速將遠低於此前預期。
但在一些“鷹派”官員看來，歐洲央行應該效仿美聯儲今年5月的做法，在7月以較為激進的步調一次性加息50個基點。奧地利、荷蘭、拉脱維亞和斯洛伐克央行行長均表態説，加息50個基點應該成為一種選擇。意大利羅馬路易斯大學經濟學教授彼得羅·萊西林指出：“爭論焦點在於，歐洲通貨膨脹究竟是能源價格上漲還是其他原因造成的。美國的狀況更加清晰，我們看到了那裏的通貨膨脹。歐洲可能正朝着這個方向前進，因此擔憂是合理的。”
“一定程度上，歐洲央行加息正是被美聯儲加息帶了節奏。”劉英分析説，美聯儲時隔3年再加息且頻繁大幅度加息，加劇美元迴流，重新推高美元匯率；歐元進一步承受來自外部的壓力，貶值幅度加大。在輸入性通脹壓力較大的情況下，歐洲央行只能被迫通過加息手段提振歐元匯率，減少美元外流，以穩定歐元區金融市場。加息在控制通脹的同時，也不得不面對如何平衡高通脹和抑制增長之間的難題。
對比美聯儲和歐洲央行的高通脹現狀，劉英指出，二者存在一定的相似之處，包括大水漫灌式的政策導致貨幣超發、所屬區域疫情處在失控邊緣，同時均遭受到俄烏衝突下“制裁-反制裁”對供應鏈的衝擊。不同之處在於，美國已經升級的經貿摩擦提高了關税水平，顯著推升了進口商品成本，使得美國消費者不得不為政府的錯誤政策埋單。正如拉加德所説，雖然美國和歐洲都面臨物價飆升，但它們面臨的是“不同的野獸”。
劉英預測説，歐洲央行年內加息總量可能達到150個基點——這與美國銀行證券公司6月6日的預期一致。至於7月的“首次”加息幅度，劉英認為，25個基點較温和，為控通脹可能直接加息50個基點；之後的路徑選擇將取決於控制通脹和經濟增長的實際效果。
終結負利率時代會否重燃歐債危機
2008年後，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促進增長、鼓勵借貸，歐洲央行在2012年7月首次將關鍵利率下調至0%，標誌着歐元區開啓了量化寬鬆的時代。
2014年6月，歐洲央行將關鍵利率進一步下調至-0.1%，開始對銀行在央行的存款收取利息。在負利率時代，對沖基金等金融機構能以更低成本拆入歐元，轉而投資處於加息週期的美元，通過美元兑歐元匯率的提升爭取更大的出口份額。歐洲央行之後又連續4次降息至如今的-0.5%。如果今年7月的加息措施落地，將是歐洲央行十多年來首次加息。
被迫終結負利率時代雖然一定程度上將幫助儲蓄存款迴流歐洲，同時推動固定收益債券資金流入增加，從而推動歐元走強，但也有不少聲音擔憂，隨着歐元區國家特別是意大利、希臘等“尾部國家”的融資成本和債務償付壓力增大，2011年至2012年的歐債危機可能重演。上週，德國10年期基準債券收益率與意大利債券收益率之間的價差——衡量歐元區金融壓力的一個需密切關注的標準——升至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的最高水平。
“當前歐元區的經濟基本面與金融條件，並不比2011年歐債危機爆發前更好。”華創證券研究所所長助理、首席宏觀分析師張瑜5月撰文指出，唯一有顯著改善的是，歐洲央行在近幾年的資產購買操作後，歐元區“尾部國家”金融機構內部的風險敞口較歐債危機前更可控。因此，當前歐債危機重演的風險相對可控，但“尾部國家”帶來歐元區“風險溢價”擴大的風險不可不防。
由此可見，歐洲央行強制性使貨幣政策正常化，難以徹底解決歐元區現在面臨的經濟問題。歐元區當前的通脹更多來自供應端的壓力而非需求端，但歐洲央行無論採取怎樣的政策，最後都只能作用於需求端。劉英認為，長遠地看，只有依靠控制疫情、恢復產業鏈和供應鏈，才能有效緩解該地區的通貨膨脹問題。
“當下最為關鍵的因素可能是俄烏衝突的走向。”劉英指出，歐洲應該認識到，單靠施加制裁無法壓垮俄羅斯經濟，反而推高了歐洲能源價格、糧食價格，拉高通脹。考慮到利率提升會使需求側的出口、消費、投資“三駕馬車”動力均陸續減弱，也不排除歐元區經濟復甦無計可施、未來重回負利率的可能。
中國有應對輸入性通脹衝擊的空間
據英國《金融時報》5月底統計，過去3個月裏，全球央行共計60多次上調關鍵利率水平，創2000年年初以來新高。歐洲央行也是被迫跟隨加入到全球貨幣緊縮的行列中來，全球通脹持續蔓延，能源、糧食價格接連上漲。這對中國將產生什麼影響？
對此，劉英指出，輸入性通脹衝擊風險確實存在，但目前中國通脹整體可控。歐美等經濟體在疫情期間採用量化寬鬆、零利率甚至負利率這類“非常規”貨幣政策，可以説“幾乎把手上的牌全都打出去了”。與他們相比，中國在控制住疫情的前提下，無須採取“大水漫灌”的政策，更多采取的是以改革手段、創新辦法來提高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的能力，保留了正常的貨幣政策空間。不過，未來既要控通脹又要促增長，的確需要中國央行平衡貨幣政策、豐富貨幣政策工具。
6月2日，央行副行長潘功勝在解讀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有關紮實穩住經濟的金融政策時表示，今年以來，面對境內外環境超預期的變化，我國外匯市場總體保持穩定，也表現出很強的韌性。國務院出台的一攬子貨幣金融政策，將按照“穩存量、擴增量、降成本、促開放”的總體思路，強化政策引導，發揮市場作用，及時精準惠及受困羣體和重點領域，助力穩住經濟大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