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聯社（上海，記者 潘婷）訊，4月2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聯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舉辦的《中國金融報告2020》新書發佈暨高層研討會上，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表示，處理鉅額債務是後疫情時代最重要的任務。
會上，專家表示，美國的債務氾濫與長期超低利率和負利率“內洽”，我國則相反，呈現高債務高利率現象；因此，展望未來，我國利率水平或維持穩定水平，或呈現下降趨勢。具體來看中國債務，專家認為，地方政府債務和居民部門債務值得重點關注，市場對平台債違約要有所預期。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曉晶指出，未來，在全球主要經濟體繼續強刺激的情況下，我國宏觀調控應保持定力，避免宏觀槓桿率的過快攀升和金融風險的快速積累；審慎應對與化解可能產生的風險調整，避免爆發區域性與系統性金融風險。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金融開放；建立可持續債務積累模式。
債務是後疫情時代最重要任務
李揚在會上表示，全球債務氾濫已非一日。統計顯示，到2020年底，全球債務總額超過281萬億美元，達到世界生產總值的355%，比2019年提高了35個百分點；以全球75億人口計，人均負債3.75萬美元。
21世紀以來，包括美國、歐洲、日本等先後陷入債務危機。與此前不同的是，這些都是掌握全球儲備貨幣發行權的發達經濟體。這些發達經濟體施行“超常規”寬鬆財政貨幣政策，全球流動性氾濫，利率水平長期下行，全球陷入超低利率和負利率陷阱。
李揚表示，由於全球經濟處於長期下行通道，資本的邊際產出亦呈長期下行趨勢，貨幣當局釋放出的流動性絕大多數不會進入實體經濟領域，而是滯留在金融和其他流通領域。總體來看，源源不斷的貨幣資金大都進入了資產市場。
具體來看，一部分進入股票市場，導致股價不斷上漲；另一部分進入債券市場，導致債券收益率不斷下降，出現負利率、長短期債券收益率倒掛；再有一部分進入房地產市場，導致房價在經濟下行期間詭異地逆勢上漲。
疊加新冠疫情的影響，全球債務更是“一瀉千里”，因此李揚認為，處理鉅額債務是後疫情時代最重要的任務。
高債務高利率對我國利率調整造成較大制約
李揚認為，美國的債務氾濫與長期超低利率和負利率是“內洽”的。據瞭解，目前美國政府每年支付的國債利息接近6000億美元，但由於利率持續走低，國債利息佔GDP的比例已創至少三十年來的新低，所以，美國政府債務的是可持續的。
這種以本國主權債務為基礎發放基礎貨幣的模式，本質是國內國際一體化，為本國貨幣國際化提供最適機制。此模式下，美國貿易逆差——美元——美國政府債務，形成了一套內治且自我強化的閉循環，美國在全球經濟體系和金融體系中的壟斷地位因此被不斷加強。
中國債務方面，張曉晶指出，2020年，衝擊之下，我國經濟仍實現了2.3%的正增長；同時，我國的實體槓桿率攀升了23.6%，政府槓桿率攀升7.1%，均低於國際水平。
“與國外債務氾濫和長期超低利率的情況相反，我國呈現高債務但高利率的現象。”張曉晶表示。目前我國的債務水平是GDP的2.7倍，總額約274萬億，宏觀槓桿率攀升導致利息負擔越來越重，給我國利率調整造成很大制約空間。業內主流觀點認為，未來，我國利率水平或維持穩定水平，或呈現下降趨勢。
解決地方政府債務隱患要打破“信仰”
具體來看中國的債務，李揚認為，地方政府債務隱患不容忽視。數據顯示，2010年之後，地方政府的槓桿率就開始高於中央政府；具體分區域來看，除陝西省之外，其他省份2020年的債務率均高於2019年，總體來看，各地區債務率上升較快。
張曉晶也指出，高槓杆率使得我國債務向公共部門集聚。這種模式主要靠地方政府、國有企業、金融機構、中央政府四位一體，使我國更多的金融資源流向公共部門。
對此李揚認為，地方的財政和金融相連，存在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互溢問題。中國債券大多被金融機構購買並持有，近90%的地方政府債都由地方金融機構購買。這致使債券市場較難發揮其直接融資和提高市場化水平的功能，且扭曲了市場資金供求關係。
如何讓這個債務累積模式可持續？張曉晶表示，最主要的就是要打破所謂的政府兜底、政府擔保、政府“信仰”。他認為，去年信用債違約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國企“信仰”。今年來看，市場擔心平台債是否會違約。
4月13日，監管下發《關於進一步深化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明確清理規範地方融資平台公司，剝離其政府融資職能，對失去清償能力的要依法實施破產重整或清算。在他看來，文件給融資平台“信仰”打了預防針，提前釋放平台債可能違約信號，讓市場有所預期。
此外，李揚認為，還要重點關注居民部門債務。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居民的槓桿率已經超過德國和日本。居民槓桿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房地產貸款需求增長，居民消費和短期消費性貸款仍處於負增長區間。
李揚表示，居民債務問題與房地產市場密切相關，這強化了居民債務風險與房地產市場的風險互溢。此外，2010年以來居民債務的上升趨勢與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之前的趨勢相似，尤其值得警惕。
展望未來，張曉晶表示，一要保持政策定力。財政政策擴張力度較2020年有所下降，貨幣政策將堅持穩健中性的基調。在全球主要經濟體繼續強刺激的情況下，我國宏觀調控應保持定力，避免宏觀槓桿率的過快攀升和金融風險的快速積累。
二要把握好風險定價市場化與防範系統性風險的關係。取消政府隱性擔保，穩步推進風險定價的市場化。在這一前提下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和節奏，審慎應對與化解可能產生的風險調整，避免爆發區域性與系統性金融風險。
三要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金融開放，既要推廣註冊制以及退市制度，整合銀行間和交易所債券市場，加快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改革。也要加快國內金融市場對境外機構投資者的開放，放鬆中國投資者投資於境外資本市場的限制。
四要建立可持續的債務積累模式，穩步推進破產重組和債務重整，硬化國企與地方政府的預算約束，突出競爭中性，糾正金融體系的體制性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