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聯社（上海，編輯 瀟湘）訊，德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曾經是拉動歐洲走出經濟衰退的最可靠引擎。然而現如今，隨着歐洲大陸從疫情大流行的困境中復甦，即將經歷“後默克爾時代”的德國，卻可能不幸“掉隊”。
由於零部件和勞動力的短缺，德國製造商的汽車和工業生產正面臨空前挑戰。他們還不得不絞盡腦汁應付飆升的能源價格，天價電費在全國各地已比比皆是。此外，未來數年德企還必須投資數千億美元，以滿足新的清潔能源標準。
外貿便利和快速全球化的時代，已經讓位於地緣政治緊張、運輸瓶頸和本地生產的壓力。作為昔日德國最大客户的中國企業，如今逐步化身為它們的關鍵競爭對手。而隨着世界向電動汽車進行轉型，人們對德國傳統豪華汽車的需求也正變得懸而未決。
根據歐盟統計局的數據，德國8月份的工業產出相較2015年水平低了約9%，而相比之下，整個歐元區的工業產出則增長了2%。昔日深陷歐債危機的意大利工業產出在這六年間更是增長了約5%。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近將德國2021年的經濟增長預期從3.6%下調至3.1%。該機構預計，德國經濟到明年將僅能勉強追趕上法國和英國的復甦步伐，而從2023年開始則將處於落後。
經濟低迷的前景已經引發了德國商界和政界領導人的一場辯論。在9月份的大選後，正在談判組建新聯合政府的三個政黨希望增加公共投資、提高工資、簡化官僚程序。如果實施，這些計劃將代表德國多年來最全面的經濟改革。但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這些改革也同樣存在着重大風險。
德國經濟危從何來？
德國經濟的疲軟跡象，其實早在新冠大流行爆發之前就已經有所浮現。2017年，德國的工業產出和出口增長便已開始停滯不前，這給德國經濟帶來了困擾。德國約30%的就業和產出與海外需求有關，這一比例大約是美國的四倍。
上一次德國經濟增長明顯落後於歐洲鄰國，還要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末和本世紀初，當時一系列並不怎麼受歡迎的經濟改革重振了德國的競爭力。自那以來，德國一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商品出口國之一。
德國前財長Hans Eichel在2003年曾主持了其中一些改革，但他如今卻不無擔心地表示，眼下的外部環境比20年前更加艱難。即便是“世界工廠”中國，也開始越來越注重開拓內需。
一些行業巨頭所面臨的業績挫折無疑最具代表性。德國水泵製造商威樂(Wilo SE)的銷售額在截至2017年的八年中曾增長了50%以上，達到14億歐元(約合16億美元)，主要受中國等新興市場的推動。而自那以後，其大部分來自德國以外地區的銷售額基本僅能持平。
該公司首席執行官Oliver Hermes近期表示，為了防止貿易鏈中斷和保護主義，公司正在將生產和管理人員轉移到離客户更近的地方。該公司正在北京建立第二個總部，並計劃在美國建立第三個總部，並將在中國和印度增加生產基地。Hermes指出，向更本地化生產的轉變可能意味着“來自德國的出口減少”，同時也將意味着德國本土的就業機會減少。該公司最近表示，將關閉位於德國東部的一家工廠，裁減或轉移120個工作崗位。
此外，與其他德國汽車零部件供應商一樣，德國空氣過濾系統製造商Mann+Hummel也面臨着艱難的轉型，因為天然氣和柴油發動機將被逐步淘汰。由於疫情期間全球汽車銷售放緩，該公司去年的銷量下降了約9%。“供應鏈挑戰和貿易爭端給我們的商業模式帶來了壓力，”該公司首席執行官Kurk Wilks説，“除了價格上漲，我們還面臨原材料、某些商品、航運或運輸方面的短缺。”
該公司警告稱，如果電動馬達等清潔技術取代其專長的汽油和柴油發動機，其可能會失去更多銷售和市場份額。該公司已宣佈計劃關閉多家生產設施。
今年夏季德國汽車產量下降，是同期該國工業產出整體下滑的最大單一因素，主要原因是芯片持續短缺。自2017年以來，德國汽車產量已下降了50%以上，至每月約20萬輛。在截至今年9月的9個月中，德國輕型汽車產量較上年同期略有下降，而同期全球輕型汽車產量則同比增長了約10%。截止到2020年的五年裏，德國在全球汽車產量中所佔的份額已從7%下降到了5%。
德國汽車工業是歐洲遙遙領先的最大行業，提供了約80萬個就業崗位，佔德國整體經濟產出的5%。德國生產的汽車有四分之三用於出口。分析人士指出，一旦該國的汽車行業不振，德國乃至歐洲經濟顯然將因此“傷筋動骨”。
經濟轉型“步步驚心”
目前，經濟問題已經是德國中左翼社會民主黨、秉持環保主義的綠黨和親市場的自由民主黨，就組建聯合政府進行談判的核心議題之一。10月15日，三方披露了增加公共投資的初步計劃，特別是在氣候保護、高速互聯網、教育、研究和基礎設施方面。
社民黨領袖、未來可能接替默克爾擔任德國總理的舒爾茨(Olaf Scholz)表示，“這可能將是德國長達100多年來實施的最大規模的工業現代化項目，它將真正幫助到我們的經濟。”
但不少業內人士對此並不樂觀。
經濟學家們表示，在經過多年旨在提高競爭力的勒緊褲腰帶之後，德國企業和該國的公共基礎設施正遭受投資不足之苦。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數據，自本世紀初以來，德國的淨投資率一直僅佔經濟產出的0.5%左右，而意大利和美國的這一比例分別為1%和1.5%。由於現有資產的貶值，德國的淨公共投資已降至零以下。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德國國內市場規模較小，僅憑國內需求，即使是由投資而非消費驅動的需求，也永遠無法支持那些通常80%產品依賴出口的工程製造企業。
總部位於法蘭克福的叉車製造商凱傲集團(Kion Group AG)首席執行官Gordon Riske表示，“德國將永遠是……一個出口國。尤其是對我們來説，收入主要在德國以外，我們必須在客户所在的地方投資。”
此外，儘管9月份大選的獲勝者將綠色轉型視為德國經濟的一個機遇，但商業團體和分析人士表示，這將增加成本乃至危及就業。他們警告稱，更高的碳和電力價格，以及對清潔生產過程和研究的投資，將侵蝕本就已在萎縮的利潤，尤其是在一個以製造業為主、能源匱乏的經濟體之中。
根據德國國家開發銀行(KFW)10月份發佈的一份研究報告，到2045年，德國的綠色能源轉型每年將需要5萬億歐元的投資，平均佔德國年經濟產出的5.2%。這比1990年東西德統一後20年大約2萬億歐元的花銷還要多得多。
德國金融服務集團安聯集團(Allianz SE)首席執行官Oliver Bäte表示，“德國的整個商業模式都岌岌可危。如果能源轉型出錯，我們的經濟核心將陷入困境，經濟危機將不可避免。”
在德國現任總理默克爾執政的16年任期內，德國的勞動力增長了近400萬，受益於強勁的經濟增長吸納了老年人口和移民。而現在，經濟學家預計未來十年勞動力將以同樣的數量縮減。不少專家表示，德國和東歐的新勞動力人口儲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耗盡。
德國西部農村企業家Markus Mann表示，最近他向80名員工發了一張“招聘”海報，承諾推薦新員工的人將獲得500歐元的獎勵。他還給他的員工漲薪3.5%，大約是通常年度漲幅的兩倍。“想要招到人我得支付賞金，”他説。該地區的失業率目前為2.8%。
正在計劃聯合組閣的三大政黨目前還希望將德國政府批准新投資項目的時間縮短一半。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的數據，德國企業每年因政府官僚主義而損失約550億歐元，約佔研發投資總額的一半。類似Mann這樣的企業家就曾深受其害。
目前，特斯拉公司斥資約60億美元在柏林郊外建廠的計劃尚未獲得批准，該計劃預計將創造1.2萬個就業崗位。特斯拉建造這家柏林工廠的計劃已經持續了將近兩年，並將工廠的投產時間不得不從7月份進一步延後。而作為對比，特斯拉在上海僅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建了一家工廠。
德國南部的汽車零部件製造商ElringKlinger AG首席執行官Stefan Wolf警告稱，“我們面臨非常高的勞動力成本，非常高的能源成本，在過去的五年裏，我們還看到官僚主義大幅增加，德國可能很快將會再次成為歐洲的落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