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的紐約外匯市場上，日元兑美元匯率繼續貶值，一度達到1美元兑換137.00日元，創下1998年9月以來的日元匯率新低。日元貶值曾是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導火索之一。日元近期快速貶值引發市場對亞洲金融危機捲土重來的擔憂。不過，專家普遍認為，亞洲危機後日元匯率的影響力減弱，日本在亞洲地區的經濟金融影響力也遠不及從前，所以本輪日元貶值對亞洲市場的破壞力應該有限。
3月以來日元兑美元匯率已貶值17%
3月初，日元兑美元匯率還在114附近，自從3月美聯儲宣佈加息以後，日元兑美元匯率就一路走低。到了5月，在經歷兩個月的連續貶值，日元匯率有所回升，自5月中旬後保持在130以下，可是好景不長，6月以來，日元匯率再度走貶，直到6月29日刷新近24年以來新低。短短3個多月的時間，日元兑美元匯率已貶值17%。
美日貨幣政策走向不同 利差逐漸加大
與加快進入緊縮週期的歐美央行有所不同，當前，日本央行仍維持寬鬆貨幣政策立場。本週一，日本央行公佈了6月貨幣政策會議紀要。委員們一致同意，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立場不變，且在必要時毫不猶豫地採取額外寬鬆措施。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也再度表示，無意修改收益率曲線控制（YCC）政策，即將10年期日債收益率控制在0%左右且容忍其波動±0.25%，通過控制十年期國債利率，來維持超級寬鬆，從而刺激日本經濟的發展。一邊是美聯儲的加息和縮表，一邊是日本央行堅定不移的額外寬鬆，美日利差越來越大，最終導致日元兑美元匯率不斷創下新低。
為支持經濟復甦 日本央行無上限買入本國國債
與日元持續大幅貶值同樣受人關注的是日本央行瘋狂購買本國國債。據日經計算，日本央行6月份已經購買了價值14.8萬億日元（1100億美元）的日本國債，創下了月度最高總額。截至6月27日，不含短期國債的日本國債發行餘額為1021.1萬億日元，而日本央行持有的國債達到了514.9萬億日元（截至6月20日，按面額計算），也就是説，日本央行對日本國債的持有比例已達到50.4％。這意味着，日本央行已將本國一半的國債收入囊中。
日本央行瘋狂買進本國國債的背後，是其奉行的YCC政策。為了實現收益率曲線目標，日本央行將每天實施無限量固定利率購債操作，以0.25%的收益率基準買入10年期國債。這一舉動造成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日元匯率的急速貶值。可以説，為了守住債券市場，日本央行已暫時放棄匯率市場。
業內人士認為，日本央行作出這樣的選擇表明他們認為日元走軟對日本整體經濟是有利的。
招商證券分析指出，日本央行維持寬鬆貨幣政策推動日元競爭性貶值。今年以來，全球通脹壓力居高不下，主要發達國家貨幣政策紛紛由鴿轉鷹，美聯儲、歐央行和英國央行加快貨幣政策收縮步伐。但日本央行仍然堅持認為，能源成本推動的通脹上升是暫時的，缺乏可持續性，較歐美而言日本經濟復甦緩慢，因此為支持經濟復甦，日本央行不會急於結束現有寬鬆貨幣政策。
野村東方國際證券也認為，日本央行維持金融寬鬆，主因是新冠疫情以來日本經濟修復落後全球。2022年一季度來看，日本季調後的實際GDP較2019年的平均值仍低2.6%，而其他歐美主要發達經濟體經濟均已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日元貶值對亞洲市場破壞力有限
日元這波快速貶值引發了市場對競爭性貶值和亞洲金融危機捲土重來的擔憂。畢竟日元貶值曾經是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導火索之一。不過，專家普遍認為，現在與1997年的形勢不可同日而語，日元貶值的衝擊不會像當時那樣嚴重。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鍾正生認為，對比1997年的亞洲經濟金融環境，本輪日元貶值對亞洲市場的破壞力更有邊界，具體有兩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日本經濟在亞洲的影響力不如從前，現在中國經濟和人民幣匯率反而可能發揮“壓艙石”作用。2022年5月，IMF最新公佈的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權重中，將日元的權重由8.33%下調至7.59%，而將人民幣權重由10.92%大幅上調至12.28%。隨着中國經濟實力與貿易大國地位得以夯實，外資持有人民幣資產數量上升，以及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人民幣在亞洲地區初步發揮了“貨幣錨”效應。
據平安證券測算，今年以來（截至6月17日），美元兑日元大幅升值17.3%，但同期美元兑韓元、新台幣、印度盧布、泰銖和新加坡元五種亞洲貨幣的升值幅度僅為3.1-8.3%，同期美元兑人民幣升幅的5.1%，可見亞洲貨幣波幅與人民幣更為接近。而1997年5月至1998年8月，美元兑日元11%的升幅，就“撬動”了上述五種亞洲貨幣20-60%的貶幅，當時保持穩定的人民幣匯率“獨木難支”。
另一方面，亞洲其他地區或有較強能力完成“自我救贖”。首先，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亞洲大部分地區放棄原本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而浮動匯率在跨境資本流動中發揮了“平衡器”作用。截至目前，韓國、泰國、印度、印尼、菲律賓等亞洲主要市場已經基本實施了浮動匯率制度，而中國大陸、中國台灣、馬來西亞等地區實施了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其次，1997年金融危機後，亞洲國家有意積累更多外匯儲備，大部分地區外匯儲備佔GDP比重均有大幅提升，增厚了對沖資本流出的安全墊。最後，今年以來原材料價格上漲，雖對日本經濟產生負面衝擊，但對部分亞洲資源出口型地區而言，反而有益於增加經濟產出，相應地區的貨幣匯率也獲得一定支撐。譬如今年以來印尼盾、泰銖等農產品出口國貨幣匯率相較日元、韓元、新台幣等表現出更強韌性。
專家提醒應高度關注日本國債熔斷隱含的風險
中銀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管濤也認為，亞洲危機後日元匯率的影響力減弱，日本在亞洲地區的經濟金融影響力遠不及從前，沿用亞洲危機的經驗，推演今天日元匯率的溢出效應恐是“刻舟求劍”。不過管濤同時強調，日元大跌並不足慮，倒是日本國債熔斷隱含的風險需要高度重視。
他指出，6月15日，日本10年期國債期貨盤中大跌，創下9年來最大單日跌幅，並兩度觸發交易所熔斷機制。為平息市場拋壓，日本央行加大了日債購買力度。市場日元供給劇增，又進一步推低了日元匯率。若迫於通脹壓力，日本央行放棄YCC，日債收益率飆升，將造成日本央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鉅額虧損。據測算，日債收益率上升1%，日本央行賬面損失將超過2200億美元。
日債收益率飆升還將威脅增加日本政府的償債負擔。2021年底，日本國債債務負擔率為177%，較2012年底上升35.8個百分點，國家債務清償率卻由24.3%降至22.3%。這主要是因為自2013年以來，日本央行實施量化質化寬鬆貨幣政策，引入負利率和YCC。可以預見，若YCC破防，日債收益率將非線性上升。而日債收益率每升高1個百分點，則意味着日本政府將多用約相當於去年財政收入的10%支付國債利息。由此引發的衝擊將遠超日元貶值，波及範圍也不會僅限於亞洲地區。
數據顯示，2015年以後，全球日元儲備份額重新回升，2017年—2021年日元份額平均為5.51%，較2012年—2016年提高1.68個百分點。這反映了近年來國際社會外匯儲備資產多元化配置的努力，但也意味着外國官方投資者更多暴露於日債收益率波動的風險之下。此外，日本央行放棄YCC，還可能加劇市場緊縮預期，觸發日元利差交易平倉，引爆新的全球金融動盪。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程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