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轉型中後期，有一段時期是以“結構牛”為主。即將完成整個轉型過程時，資本市場往往會出現一波波瀾壯闊的“指數牛”行情。所謂的“指數牛”就是普漲，反應的是經濟增長模式向更高效率、更高附加值的增長模式的過渡。
當美國大選變為“年度大戲”，歐美二次疫情繼續衝擊全球經濟之際，世界的恐慌反而不再像年初那麼強烈。開源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趙偉在接受《紅週刊》專訪時表示，歐美二次疫情對當地的影響會有所不同，美國的庫存週期已經明顯啓動了。
趙偉預計，“受益”今年的低基數，明年中國GDP增速可能達到9%。同時，經濟結構轉型正走進中後期，在行業層面就是龍頭逾發鞏固優勢的過程，在市場中就表現為“結構牛”。
歐美二次疫情影響差別巨大
中國明年GDP增速可能到“9”
《紅週刊》：您怎麼看歐美新冠疫情二次反彈的影響？
趙偉：對美國而言，第三波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會小於前兩波。這從死亡率可以看出來，如前兩波的死亡率在高點的時候大概在3.5%以上，現在大概在1%左右。而且美國的庫存週期明顯是已經在啓動了，它的生產活動在逐步的修復。
對歐洲而言，這確實屬於第二波，並且疫情的影響要比第一波嚴重，死亡率已經直追前期的高點。由於“申根協定”(其宗旨意在取消各成員國之間邊境，自由通行，無限期居住)的存在，跨境活動管理上是有困難的，某個經濟體出現了疫情，很容易就傳到其他經濟體上。另外，歐洲的老齡化程度更高一些，得病以後的死亡率會相對更高一些。當然，這與歐洲羣體性活動較多也有關係，比如各種遊行。
《紅週刊》：許多投資人都擔心美國為應對疫情而使出的流動性寬鬆的影響，因為債總是要還的。您對此的分析是怎樣的？
趙偉：疫情下，全球的主要經濟體在今年都進行了一個“大放水”的操作，但這種操作本身是一個應急的反應，難免會有以下“後遺症”。第一，當經濟開始修復的時候，通脹壓力可能會快速上升；第二，在“大放水”的過程中，社會的一些矛盾會擴大，如貧富差距是在拉大的，這在美國大選的過程中可以看出一些信息，特朗普的支持票數比2016年時還要高；第三，“大放水”過後如何退出也是問題，以比較典型的美國為例，其部分貧困地區拿到的補貼是比之前工作的時候獲得的工資收入水平還要高，突然“不放水”也會激發很多矛盾。
相較而言，中國的託底政策還是更剋制一些，如今年的財政支出多撒出去的錢在去年的財政支出中佔比，在全世界都是偏低的。這與中國的政策重心始終放在調結構上有一定關係。當然，這也有一個大前提，就是中國的疫情防控措施確實要更有效。
《紅週刊》：當下，債券和股票等大類資產哪種收益更高？
趙偉：這個也需要客觀的看待，因為債券投資方面，其收益率波動區間會越來越小。而股票投資的“結構性”行情的特徵一致比較顯著，個股挖掘能力要求在變高。大類資產配置的角度看，股債之間的定位與傳統週期發生了巨大變化。
《紅週刊》：您對中國接下來的GDP增速有怎樣的預期，怎樣的增速是“合適”的？
趙偉：因為明年有今年基數的支持(今年基數特別低)，中國的GDP增速可能在9%左右。在疫情結束之後，我們判斷新的經濟增長中樞可能在5.5%左右或者略低於5.5的水平。
但整個經濟增速的下降並不能説明什麼，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產業結構等各方面都是在不斷優化。在經濟轉型的過程當中，經濟增速與經濟質量兩個指標之間是脱鈎的，即經濟增速低不代表經濟增長的質量差。
“轉型牛”下多結構性機會
十四五規劃“點出”許多方向
《紅週刊》：GDP的規模和質量實質是公司的規模和質量的反映，您會贊同這個觀點嗎？
趙偉：宏觀不等於微觀的簡單加權，但是拉長來看，它們是辯證統一的。以綠色GDP為例，實施綠色GDP就意味着經濟活動必須重視環保等各個因素的影響，那麼，經濟增長肯定會受到拖累，但增長的質量卻是在上升的。站在企業的角度來看，會發現環保成本、原料成本、勞動力成本等都會明顯抬升，同時需求的減弱會從另外角度影響企業經營，似乎成本和需求兩端都是受損的。但是研究發現，長期來看，遵循“ESG規則”(關注企業環境、社會和治理績效)的公司經營狀況、業績表現會更加穩健。
《紅週刊》：結合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圈定的主要目標和重點發展方向，您認為這之中將會衍生出哪些新的投資機遇？
趙偉：主要有三個大方向，分別是擴大內需、結構優化(高效率部門的佔比要大幅提升，低效率的部門要加快出清)和產業技術升級(如自主創新)。另外，統籌發展與安全方面也是需要關注的。
借鑑其他發達國家的經驗，代表未來方向的產業的市場表現往往會更好。
《紅週刊》：您在《轉型之機》一書中提到A股“後段會出現‘指數牛’”。您是基於怎樣的邏輯有此判斷？
趙偉：經濟體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就要跟相應發展階段的要求相匹配。一般情況下，一個經濟體只要進入到了中高收入階段，對應的就是一個轉型階段，而只有整個產業結構優化之後才能跨過這個階段，如果實現不了的話，就很容易掉到中等收入陷阱。我們可以看到，大概是在2011年前後，中國就進入到了中高收入階段，它整個經濟結構轉型開始加快。而加快轉型相當於經濟自身的規律，它也會推着自己要往轉型的方向去演化。在政策層面，我認為一直也是比較冷靜的，都在推動着整個產業加快轉型升級，尤其是到了2015年、2016年之後。
在經濟結構優化的過程當中，資本市場也要對經濟結構的優化進行定價。現大型經濟體大都經歷過類似的階段。在經濟轉型中後期，有一段時期是以“結構牛”為主。即將完成整個轉型過程時，資本市場往往會出現一波波瀾壯闊的“指數牛”行情。所謂的“指數牛”就是普漲，反應的是經濟增長模式向更高效率、更高附加值的增長模式的過渡。
我把“結構牛”和“指數牛”共稱為“轉型牛”。實質上，都是在轉型中後段，轉型邏輯在資本市場的映射。
（文章來源：證券市場紅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