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今日發佈上半年宏觀經濟數據，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532167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12.7%，比一季度回落5.6個百分點；兩年平均增長5.3%，兩年平均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3個百分點。此外，消費、投資、出口等重要經濟指標也紛紛“出爐”。中國經濟復甦有何亮點？哪些結構性問題值得關注？下半年宏觀政策應怎麼走？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教授進行了相關分析。
中國經濟三大動力表現不同
劉俏分析，中國經濟在疫情之後整體復甦良好，顯示出中國經濟的強大韌性和旺盛活力。投資、出口、消費，是推動中國經濟的三大重要力量。在整個疫後經濟復甦期間，這三大力量發揮作用的時間點有所差異，但最終整體連貫起來支撐中國經濟復甦基礎不斷加固。
“跑”得最快的當屬出口。上半年，貨物進出口總額180651億元，同比增長27.1%。其中，出口98493億元，同比增長28.1%。去年我國經濟在疫情之後開始復甦，外貿出口在經濟恢復過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增長速度非常快。
這背後有一些結構性的原因：一方面，中國疫情控制得很好，比較早啓動“復工復產”等復甦措施，大量跟疫情相關的抗疫物資出口對外貿起了很大拉動作用。另一方面，很多國家受疫情影響，經濟沒有完全恢復，這種情況下有許多供需方面的缺口，我國出口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受此推動。目前隨着全球疫苗接種增加，主要的工業國家和西方國家，也包括新興市場經濟陸續進入復甦階段，我們可以觀察到我國整個出口數據之中，新增訂單數量開始出現收縮趨勢。所以，下半年出口的情況可能不會像上半年，或者去年下半年那麼樂觀。但無論如何，因為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產業鏈上佔有獨特位置，有很大的影響力，因此出口基本面應該還會是比較健康的。
相對出口而言，消費和投資，特別是固定資產投資的恢復有一定的遲滯，但到今年一季度數據也都轉正，上半年更是持續恢復。數據顯示，上半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12.6%，6月份環比增長0.35%；兩年平均增長4.4%，比一季度加快1.5個百分點。但4.4%的平均增速仍然低於2019年（2019年同比增長5.8%）。
在劉俏看來，這符合中國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後的特點，中國經濟增長動能正在發生變化。以製造業投資為例，整個製造業在中國GDP的佔比這些年其實是在下滑的，這種情況下可能出現製造業投資轉正但增速仍低於過往的情況，這是很正常的現象。長遠來看，伴隨着中國進入新發展階段，新動能逐漸湧現，比如向數字化轉型推進的過程中，5G、6G技術的產業導入和運用，加上對“碳中和”目標實現的不斷推進，都會帶來很多投資的可能性。從長遠來看，中國製造業投資依然樂觀。
相比出口、投資來説，消費本身是經濟生活中的一個“慢變量”。不過，從今年第一季度開始消費數據就陸續轉正。今年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11904億元，同比增長23.0%，兩年平均增長4.4%，比一季度加快0.2個百分點。兩年平均增速仍遠遠低於2019年（2019年同比增長8.4%）。
究其原因，劉俏分析，這與全球經濟尚處於疫情之中有關。此外，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之後，動能轉換期間可能也會出現一些變化，未來一段時間應該考慮怎樣進一步“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增加城市居民收入和農村居民的收入，增加他們的消費意願和對未來的預期。
總體來講，消費和投資，今年都會進入一個正常的增長週期；下半年進出口同比增速可能有所放緩。
理性看待輸入型通脹壓力
近期全球大宗商品價格飆漲，引發了國內對輸入型通脹壓力的擔憂。
劉俏分析，最近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疫情之後很多國家確實都在推出量化寬鬆政策，使得全世界流動性大大增加。在供給不發生根本變化情況下，過多的貨幣去追逐有限的供給，就會帶來價格上漲壓力。
第二，從全球供給來看，也出現了一些矛盾。很多大宗商品因為生產國遭遇一些外部環境變化，比如美洲乾旱，再疊加疫情對各國的影響，所以供需之間的缺口還是存在的，這種情況下就出現了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揚。我國是一些大宗商品的主要輸入國，這樣也引發一種擔憂，輸入型通脹壓力傳導至整個中國國民經濟體系，會不會形成對最終消費品的通脹壓力？到目前為止，這是政策制定者比較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但總體上講，全球經濟會迴歸到常態，供需之間的矛盾並非始終很尖鋭。“我會把目前這種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理解成短期現象，當然它確實對中國經濟帶來了一定的輸入型通脹壓力。”劉俏認為。
統計局數據顯示，居民消費價格温和上漲，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仍處高位。上半年，全國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0.5%，一季度同比持平；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同比上漲5.1%，漲幅比一季度擴大3.0個百分點。
劉俏表示，PPI上漲速度遠遠高於CPI，形成了巨大的“剪刀差”。對於企業而言，生產資料與生產要素成本在大幅上升，產品價格調整並不能完全與之對沖，表明我們整個價格體系，從成本到最終產品的價格傳導機制其實並不是特別順暢。因為這種成本上升給企業帶來壓力，使得企業本身承受了很大利潤下滑的壓力，這並不利於企業長遠發展，特別是當前很多企業本身也面臨着“去槓桿”的壓力，債務負擔較重。從政策制定角度講應該考慮的一個着力點，是怎麼去給這個企業減負：如何把融資成本進一步下調，同時通過一些税收方面的舉措，讓企業能夠恢復到一個比較正常的運轉狀態。
政策應重點關注兩大結構性問題
劉俏分析，觀察中國經濟可以從兩個維度來看，一是看總體經濟的表現，二是看結構性的經濟表現。從總體經濟表現來看進展是非常不錯的，但是這裏面還有很多結構性的問題。比如，消費的恢復並不突出，那麼未來如何讓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能就值得思考。另外，從微觀經濟單元也就是企業層面來看，如何推動企業生產經營恢復也是一個結構性問題。
這其中一大難點在於，宏觀政策對結構性問題的解決可能很難起到比較大的作用。在應對一些比較大的、突如其來的內外部衝擊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能起到非常顯著的效果，比如過去一段時期的逆週期政策操作，應該説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涉及到結構性問題，最終還是要依靠結構性改革。
未來，政策着力點應當重點關注以下兩方面：一是怎麼去真正提升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從而發揮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基礎性的作用。二是從企業層面來看，怎麼讓數量龐大的中小微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在不確定的內外部環境的雙重衝擊之下，能有足夠的利潤，能夠實現更加穩健、可持續的發展。
一個國家經濟長期穩健發展，它有賴於一個比較健康的微觀基礎。根據市場監管總局的數據，中國市場主體已達到1.44億。它們基本上構成中國經濟健康合理運行的微觀基礎。所有企業、行業通過上下游關係關聯在一起，這種情況下，如果宏觀政策能夠針對關鍵“節點”進行打通，就會起到強大的“乘數效應”。怎麼讓數量龐大的、吸納了大量就業的中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在下半年能有更多政策上的獲得感，使得它們在新舊動能轉換期間，能找到比較好的發展方式和路徑，這是政策制定方面需要優先考慮的部分。
那麼，下半年政策應當如何發力？劉俏建議，一方面，依然應當堅持“以我為主”的、中性的貨幣政策，以及偏積極的財政政策組合；另外一方面，在制定政策時也需要考慮國際環境變化，以及其他國家相應政策的變化。現在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到了拐點，在下半年可能會收緊。在這種情況下，從應對舉措來看，其實沒有更好的方法，答案依然是要保持中國經濟整體的活力，夯實整個疫後經濟復甦的基礎。
劉俏表示，在貨幣政策方面，着力點在於適當地提高流動性，提供一個更寬鬆流動性的環境，使得企業有進一步降低融資成本的空間。此外，很多企業面臨原材料價格偏高的問題，怎麼從供應鏈、產業鏈角度出發，真正為這些中小微企業提供必須的支持就變得非常關鍵。我們也看到現在已經推出許多政策舉措，應該説在未來效果會逐漸顯現，為中國經濟的中長期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與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