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 在上個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中國公佈了一項備受期待的財政刺激方案，以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危機對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造成的負面影響。
此次抗疫支出的資金將來自發行抗疫特別國債、主要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的地方政府專項債以及擴大財政赤字，政府總計新增舉債3.6萬億元（合5000億美元），約為中國經濟年產值的4%。
在中國國內的許多人看來，這種干預很像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政府推出的4萬億元人民幣刺激計劃。該刺激計劃被視作有關超寬鬆財政政策風險的一次慘痛教訓，自那以後成為經濟辯論中的主要話題。但是這種“刺激恐懼症”從何而來？
金融危機時的刺激計劃旨在提振低迷的需求，它包括大規模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社會福利支出和農村發展。誠然，它給中國留下了多年後才會感受到的許多後遺症，比如地方政府債務攀升、房地產泡沫積聚和大批殭屍企業等。人們擔心最新的大規模支出會引發新一輪由債務驅動的泡沫，這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事實也證明，2008年的刺激計劃是果斷而及時的，使中國經濟走出了那一時期的困境。如果當時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弊端能得到更好的解決，上述後遺症本可以控制。
當全世界正在遭受金融危機餘波的衝擊時，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擔憂危機會導致經濟減速，這是完全正確的。幾個月後中國的出口急轉直下，失業率上升，大量中小企業倒閉。“四萬億”刺激讓中國經濟迅速恢復體能，並在隨後的10年裏超越了許多競爭對手。
公共支出不僅刺激了總需求，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的紅利也逐漸顯現。高鐵、新機場和物流等基建——大多是在金融危機後建成的，一度被認為是不成熟的投資——塑造了中國的城市羣，並提高了中國製造業的競爭力。根據我們對世界銀行(World Bank)數據的分析，中國在全球製造業附加值中所佔比重從2008年的14.4%上升至2018年的28.2%。
中國明白現在形勢截然不同，比2008年還要更加緊迫。今年第一季度，隨着抗疫工作持續，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下降6.8%，為有記錄以來的最大降幅。相比之下，中國在2008年至2010年期間的經濟增長低谷期，年增長率也有6.4%。
儘管4月份的經濟數據顯示出一些復甦跡象，但國內需求仍跟不上供應。雖然4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3.9%，但零售額和投資卻出現收縮。而且，隨着世界準備迎接一場嚴重的技術性衰退——其中，美國第二季度經濟經通脹調整後折成年率下降38%——中國4月份出口的暫時性反彈掩蓋了海外訂單不斷被取消的嚴峻現實。
中國政府承諾將致力於實現其所稱的“六保”目標：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例如，保護就業和中小企業就需要類似於“美國薪酬保護計劃”(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這樣的措施。建立更具韌性的供應鏈則意味着要增加基礎設施支出。
與其他大型經濟體相比，中國有更大的政策操作空間。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財政跟蹤數據，截至今年4月，中國應對疫情影響的援助計劃（包括支出、貸款和擔保）僅相當於其GDP的2.5%，而德國為34%，日本為20.5%，美國為11.1%。即使加上在人大會議上宣佈的舉措，中國的財政支出承諾相比西方經濟體仍有很大差距。
中國還擁有一批前景良好的新項目。當然，大部分財政支出將被用於落實“六保”，但人們也應關注那些“新基建”投資，例如數據中心、配備人工智能的工業設施以及冷鏈物流，所有這些項目都可能在未來10年內釋放出中國作為經濟強國的潛力。
力度適宜的財政舉措既有利於短期的穩定，也有利於長期的繁榮。當然，單純的刺激計劃並不是萬靈藥。要説服懷疑論者，最好就是先有一個結構合理、目標明確的支出計劃。在此基礎上，還要採取進一步的努力來重新振興“疫後時代”的經濟，推行農村土地改革和進一步開放金融領域等措施——在不確定性日益增加的世界，這些仍是中國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
附：6月2日，英國《金融時報》刊發京東集團副總裁、京東數科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署名文章“China’s stimulus sceptics need not fear side-effects this time” ，譯文《中國本輪刺激無需懼怕後遺症》刊發於6月4日《金融時報》中文網。
譯者/何黎
沈建光 京東集團副總裁，京東數科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觀點地產新媒體專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