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 在上个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公布了一项备受期待的财政刺激方案，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造成的负面影响。
此次抗疫支出的资金将来自发行抗疫特别国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地方政府专项债以及扩大财政赤字，政府总计新增举债3.6万亿元（合5000亿美元），约为中国经济年产值的4%。
在中国国内的许多人看来，这种干预很像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推出的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计划。该刺激计划被视作有关超宽松财政政策风险的一次惨痛教训，自那以后成为经济辩论中的主要话题。但是这种“刺激恐惧症”从何而来？
金融危机时的刺激计划旨在提振低迷的需求，它包括大规模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社会福利支出和农村发展。诚然，它给中国留下了多年后才会感受到的许多后遗症，比如地方政府债务攀升、房地产泡沫积聚和大批僵尸企业等。人们担心最新的大规模支出会引发新一轮由债务驱动的泡沫，这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事实也证明，2008年的刺激计划是果断而及时的，使中国经济走出了那一时期的困境。如果当时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弊端能得到更好的解决，上述后遗症本可以控制。
当全世界正在遭受金融危机余波的冲击时，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担忧危机会导致经济减速，这是完全正确的。几个月后中国的出口急转直下，失业率上升，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四万亿”刺激让中国经济迅速恢复体能，并在随后的10年里超越了许多竞争对手。
公共支出不仅刺激了总需求，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红利也逐渐显现。高铁、新机场和物流等基建——大多是在金融危机后建成的，一度被认为是不成熟的投资——塑造了中国的城市群，并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根据我们对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的分析，中国在全球制造业附加值中所占比重从2008年的14.4%上升至2018年的28.2%。
中国明白现在形势截然不同，比2008年还要更加紧迫。今年第一季度，随着抗疫工作持续，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6.8%，为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降幅。相比之下，中国在2008年至2010年期间的经济增长低谷期，年增长率也有6.4%。
尽管4月份的经济数据显示出一些复苏迹象，但国内需求仍跟不上供应。虽然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但零售额和投资却出现收缩。而且，随着世界准备迎接一场严重的技术性衰退——其中，美国第二季度经济经通胀调整后折成年率下降38%——中国4月份出口的暂时性反弹掩盖了海外订单不断被取消的严峻现实。
中国政府承诺将致力于实现其所称的“六保”目标：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例如，保护就业和中小企业就需要类似于“美国薪酬保护计划”(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这样的措施。建立更具韧性的供应链则意味着要增加基础设施支出。
与其他大型经济体相比，中国有更大的政策操作空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财政跟踪数据，截至今年4月，中国应对疫情影响的援助计划（包括支出、贷款和担保）仅相当于其GDP的2.5%，而德国为34%，日本为20.5%，美国为11.1%。即使加上在人大会议上宣布的举措，中国的财政支出承诺相比西方经济体仍有很大差距。
中国还拥有一批前景良好的新项目。当然，大部分财政支出将被用于落实“六保”，但人们也应关注那些“新基建”投资，例如数据中心、配备人工智能的工业设施以及冷链物流，所有这些项目都可能在未来10年内释放出中国作为经济强国的潜力。
力度适宜的财政举措既有利于短期的稳定，也有利于长期的繁荣。当然，单纯的刺激计划并不是万灵药。要说服怀疑论者，最好就是先有一个结构合理、目标明确的支出计划。在此基础上，还要采取进一步的努力来重新振兴“疫后时代”的经济，推行农村土地改革和进一步开放金融领域等措施——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世界，这些仍是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附：6月2日，英国《金融时报》刊发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署名文章“China’s stimulus sceptics need not fear side-effects this time” ，译文《中国本轮刺激无需惧怕后遗症》刊发于6月4日《金融时报》中文网。
译者/何黎
沈建光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观点地产新媒体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