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BOF商業網站】；
通過包裝和銷售一種特定類型的財富和特權的願景，該公司成為了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出版商之一，但這種形象也融入了這間公司的內部文化。現在，在各種辭職和人事混亂中，現任和前任員工表示，這種文化阻礙了公司為了發展所付出的努力。
在2019年12月的一次部門會議上，康泰納仕娛樂(Condé Nast Entertainment，以下簡稱CNE)的總裁 Oren Katzeff盛讚《名利場》(Vanity Fair)的熱門系列視頻“六度分隔”(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這是該視頻部門打造的最新力作，他們還製作了《Vogue》的爆紅系列視頻“73個問題”(73 Questions)和《Bon Appétit》廣受歡迎的“測試廚房”(Test Kitchen)系列。
但是，這個系列的製片人並沒有出現在慶祝現場，那是一位有色人種的年輕女性，在該公司工作了三年。四天前，她和CNE的七名同事一道，在一次公司重組中被解僱。在休假期間，她接到了同事發來的一連串 Slack信息，之後，她發現自己丟了工作接下來的三個月裏，她一直在追着前僱主，要求其支付2000美元的系列劇和其他項目的費用，這些墊付的費用都記在了她的個人信用卡上。
康泰納仕集團的高管表示，如果這家出版業巨頭想要在印刷媒體的衰落大潮中生存下來，他們需要的正是“六度分隔”這樣的內容。該項目是由《名利場》社交媒體經理Daniel Taroy構思的，他對名人和其他名人的關係進行了調查。這組視頻也是《名利場》西海岸編輯Krista Smith曾主持的一個長期播出的視頻採訪系列的臨時低成本替代品。Smith去年早些時候離開《名利場》 ，轉投Netflix公司。
該系列的第一條片子有女星布里 · 拉爾森(Brie Larson)、男星傑米 · 福克斯(Jamie Fox)和其他在去年9月多倫多國際電影節上出席的明星，在Instagram觀看次數超過了500萬。《名利場》去年10月份的論壇也重新採用了這種形式，今年1月，亞馬遜簽約，贊助其金球獎的一期內容。
因此，CNE的裁員讓《名利場》的許多人感到意外。但是，隨着5月美國爆發的“黑人的生命也同樣重要”(Black Lives Matter)抗議活動，這場裁員被賦予了新的含義：八名員工被解僱，其中七名是女性，三名是有色人種。其中一位是該部門唯一的同性戀製片人，另一位是唯一一位擔任創意角色的女性副總裁。
2014年曾在 CNE 擔任視頻製作人的電影製片人、作家和導演 Shruti Ganguly 説: “這副牌是建立在不安全感和權力的基礎上的，在很多情況下，它允許白人直男來決定女性、性少數羣體和人們所看的內容。”
《名利場》、《Vogue》、《 GQ 》、《紐約客》(The New Yorker)、《Teen Vogue 》等雜誌的母公司康泰納仕集團正在公開處理有關該公司種族偏見的指控，尤其是在美國。6月初，《Bon Appétit》的員工公開談論薪酬差距和種族歧視。兩名高管後來辭職，其中就包括該雜誌的主編Adam Rapoport和負責節目編排的副總裁Matt Duckor。後者曾為《Bon Appétit》和其他媒體監製視頻。
該集團剛剛上任一年多的全球首席執行官Roger Lynch在一次全公司會議上表示，如果人們早一點説出來，這間出版商本可以解決這些問題，此後，他就受到了大量的批評。康泰納仕聘請了律師事務所Proskauer Rose來調查該公司的歧視性問題。它還計劃僱用一名全球包容性官員，並提供反種族主義培訓和其他變革。美國版《Vogue》主編、康泰納仕集團藝術總監兼全球內容顧問Anna Wintour就出版“具有傷害性且不能容忍”的內容向員工道歉。
這一回應並沒有平息員工的擔憂。在Lynch表示公司需要在今年夏末之前評估薪酬差距，並收集公司各級員工的多樣性統計數據之後，其員工們開始傳閲一份谷歌文件，開始自行收集薪酬信息。 《紐約客》裏參加了工會的員工上週與紐約新聞協會一起舉行了罷工，要求合同明確規定：只有有正當理由才能解僱員工。
工會在一份聲明中寫道: “正如過去幾周所顯示的那樣，種族主義、虐待和剝削在康泰納仕經常得不到遏制。”
康泰納仕集團是許多回應員工所稱的其多樣性不足和所謂具有歧視歷史的公司之一。
從表面上看，這個問題可能看起來像是個別有問題的高管和一些心懷不滿的員工的曝光。但實際上，這間出版商面臨的挑戰更為嚴峻。
在過去一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該公司通過包裝和販售多代財富家族和特權的形象，將其作為富裕讀者和那些努力像他們一樣生活的人羣的最高追求，從而建立起其極具影響力的業務。
作為其戰略的一部分，康泰納仕集團本身內化並反映了它所兜售的精英階層形象。它的編輯和出版人被鼓勵過着雜誌上描述的生活方式。這使得它成為了一個有吸引力和充滿理想的工作場所，而且是簡歷上鍍金的證明，其提供的低工資也使得它更具排他性，因為低工資能夠將許多來自較低的社會經濟背景的人拒之門外。這也證明了其競爭激烈的公司文化是正確的。
在過去的十年裏，康泰納仕集團曾堅不可摧的外表已經被蠶食，其作為媒體界最負盛名的用人單位的聲譽也受到了損害。讀者和廣告商轉移到了網上，《 Vogue 》和《名利場》面臨着爭奪文化權威的競爭，Instagram和社交媒體也讓攝影師、網紅和作家成為了自己的媒介。
同樣重要的是，人們的抱負本身已經開始發生變化。新一代的消費者以及康泰納仕集團自己的員工，越來越認為傳統的社會等級制度應該被審問和拆除，而不是培養和保護。他們認為白色、瘦削的歐洲美女的理想形象是不夠的。
這並不意味着富人會停止購買奢侈品，或者名人的孩子會停止成為人們追捧的對象。消費者仍然渴望擁有更多，並通過花錢來證明這一點，但身份的關鍵標誌已經發生了變化：真實性和脆弱性被視為日益增長的變得更民主、更原始的願望的一部分。自我照顧和自我意識是人們追尋的新美德。
在康泰納仕內部，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如果公司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須解決這些轉變。 這不僅涉及到內容的轉變，還涉及到市場營銷方式的演變以及面向廣告商和讀者的銷售方式的轉變。 它要求人們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即工作場所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公關問題。
在採訪中，康泰納仕的十多名現任和前任僱員描述了：其有時具有排他性的公司文化和壓力重重的商業模式如何阻礙了企業在現代化上的努力，以及對女性和有色人種僱員所帶來的挑戰。
新文化，同樣的推銷手段
過去幾年，在《名利場》上，圍繞反映更多元文化的出版物構建可行商業模式的挑戰已經顯現出來。就收入而言，《名利場》是該公司最重要的品牌之一。
Radhika Jones是一名美籍印度裔女性，曾擔任《紐約時報》圖書部的編輯總監。2017年底，她加入了這間雜誌 ，接替任職25年的主編Graydon Carter。作為僅存的明星主編之一，Carter開着自己的高檔餐廳，還曾與特朗普在公共場合爭吵不休，他給雜誌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正如預期的那樣，Jones為這本雜誌帶來了一種新的方式: 少一些Bruce Weber，多一些Cass Bird ; 少一些海報感的絢爛，多一些高低不一的日常造型; 少一些諷刺，多一些認真; 以及，多一些種族多元化的封面明星。新的《名利場》也反映出一個新的財務現實：她的編輯預算大約是前任的一半。
Jones的方法雖然仍然很高雅文藝，但對一些讀者和廣告商來説卻是一種不和諧的轉變。一些更喜歡Carter路線的時尚和美妝品牌業高管減少了在這本雜誌上的預算，這在康泰納仕更換換帥時經常出現的損耗，Carter早年也經歷過類似的廣告流失，他的雜誌曾被一些人戲稱為《消失的浮華》(Vanishing Flair) ;另外一些人則以此為藉口減少紙媒廣告，因為他們本來就打算這麼做。
“Anna Wintour有過一段時期，Graydon Carter有過一段時期，《紐約客》主編David Remnick有過一段時期，”康泰納仕集團的一位前高管説： “但你暈船的時間現在已經縮短到零了。”
但Jones在公司內部受到了冷遇，康泰納仕集團努力將《名利場》推銷給時尚界，尤其是美妝界的廣告商。此前，這些品牌的廣告收入佔據了相當大的比重，因為它們會購買多個同時展示男性和女性廣告的廣告頁面。
2019年4月，在Lynch上任的第一週，他參加了一個主編和高管組成的會議，審查一組出版物今年下半年的品牌戰略。全球首席營收官兼美國營收總裁Pamela Drucker Mann表示，市場不理解Jones在《名利場》上做了什麼，並質疑她對這本雜誌的願景。
據多位消息人士透露，Drucker Mann曾暗示公司的時尚業務首席商務官Susan Plagemann支持她。Plagemann負責《Vogue》和《名利場》等整個公司的時尚廣告銷售。儘管Jones在場，但Plagemann還是以第三人稱稱呼了她。消息人士稱，僱傭了Jones的Wintour對此非常惱火。 她用手拍了拍桌子，讓高管們安靜下來。她稱讚Jones是一位領導者，並補充説：“你需要讓廣告商跟着做。”
這次會議是幾個月來緊張局勢的導火索。當時，在場的多位消息人士表示，他們發現Drucker Mann和Plagemann的行為令人驚訝。
在上週接受 BoF 的採訪時，Drucker Mann拒絕對此次會議發表評論，並表示她作為首席營收官的角色是理解主編的願景，並將其傳達給市場。她表示: “我想説，就像任何其它首席營收官一樣，這個角色是為了提供那種(市場)反饋。”
員工們説，這並不是Drucker Mann第一次在《名利場》上表現出她對Jones和她的態度的看法。在2019年2月接受Daily Front Row採訪時，當被問及“公司的新一批編輯”時，Drucker Mann沒有提到Jones，而是提到了Jon Kelly，他當時是《名利場》垂直頻道The Hive的編輯，Drucker Mann還提到了美國公司的其他的老資格編輯。正如一位前僱員所描述的那樣，在一家“建立在微攻擊性基礎上”的公司裏，集團員工和密切的觀察者並沒有忽視這種“疏忽”。
“我認為《名利場》正在大獲成功，”Drucker Mann對 BoF 表示：“我真的為Radhika感到驕傲，我認為她做得非常出色... ...我寧願人們關注她所做的所有出色的工作。”
在Jones加入《名利場》三個月前，Drucker Mann被提拔為首席營收官，其在2005年加入該集團，當時在《Jane》雜誌工作，自此之後頻頻高升。她在《Bon Appétit》雜誌建立起了自己的聲譽，之後其工作在2010年被Rapoport接替，兩者為康泰納仕構建了一個以視頻為主導的成功故事。
Drucker Mann在晉升的過程中，提拔了她最親密的同事，比如Matt Duckor。Duckor最近擔任了《Bon Appétit》、《Vogue》等雜誌的視頻編排主管，直到今年6月Rappaport辭職後不久也辭去了職務。(一位康泰納仕代表説，Drucker Mann並不算提拔了Duckor，因為他並不向她彙報工作。)
儘管康泰納仕集團的編輯領袖在《名利場》、《 Teen Vogue 》、《 Allure 》和《Pitchfork》等品牌上變得更加多元化，但商業團隊的領導卻沒有以類似的方式發展。該公司美國部所有的首席商業官、負責向他們彙報的條線主管和營銷主管，以及全球商業夥伴關係團隊的高管，都是白人。
Drucker Mann表示: “對我來説，非常重要的是，我們是一個完全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組織，這是我們的承諾。這是我們做出的承諾，我認為我們已經取得了一些重大進展，但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該公司表示，其美國員工中有30%是有色人種。
與Drucker Mann一樣，自2010年以來，Plagemann作為美國版《Vogue》的出版人創造了自己的成功記錄。《Vogue》為公司帶來了最多的收入。
Plagemann被公司內外與她共事過的許多人描述為一個傲慢的女商人。她還以發表盲目的評論而聞名，並且喜歡僱傭那些穿着名牌服裝、有着正確“造型”的員工代表《Vogue》向客户展示這本雜誌。
多位在《Vogue》工作的消息人士表示，在該雜誌的商業團隊中，曾經的常規做法是，為客户做營銷展示時，很少會展示有色人種的圖片。該公司的一位代表説，這不是真的，並提供了過去四年的銷售文件，其中有有色人種的例子。
Plagemann和她的團隊現在負責銷售康泰納仕旗下所有美國媒體的時尚廣告，而不僅僅是《Vogue》 ，不過員工們表示，《Vogue》仍然是首要任務。Plagemann和她的團隊正處於《 Vogue》在過去和現在之間、一個充滿挑戰的十字路口。時尚品牌正將預算轉移到網上，他們面臨着巨大的廣告收入壓力。 據《紐約時報》報道，去年該公司美國分部虧損達到1億美元。儘管編輯內容已經發生了變化，但並非所有時尚廣告商都以同樣的速度進行了現代化改革，網絡的變化比紙媒的變化更大，後者的受眾更為保守。
“幾十年來，雜誌一直在針對這種特定類型的人，那我們又如何才能更具包容性呢? ” 一位前僱員説。
這種緊張關係近年來在《名利場》和《Teen Vogue》上得到了體現，後者在過去五年中採取了更加多樣化、包容和政治進步的立場。
但這兩本雜誌都嚴重依賴時尚和美妝品牌的廣告。
2018年，也就是Jones在《名利場》工作滿第一年，據一位消息人士透露，該雜誌的時尚廣告收入下降了14% ，相比之下，該公司整個類別的廣告收入下降了21% 。
2018年底，Plagemann被提拔為美國分部負責所有時尚和美容廣告的負責人。 這一轉變意味着，除了負責《Vogue》和《GQ》等以時尚和美妝為重點的雜誌的收入外，她和團隊還得為《名利場》和《Teen Vogue》等其他雜誌確保收穫時尚廣告，這些雜誌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這一品類。
第二年，也即2019年，除了紙媒面臨的財務挑戰之外，由於銷售團隊無法控制的原因，時尚廣告業務變得更加艱難。幾個美國時尚大品牌減少了與康泰納仕集團的合作。據一位消息人士透露，那一年，《名利場》的時尚廣告收入下降了31% ，超過了整個公司24%的降幅。
與此同時，據該公司的一位代表説，在紙質和數字媒體端，《名利場》的讀者不斷增加，而且比Jones到來之前更年輕、更富有、更多樣化。
廣告收入的下降嚴重加劇了2019年4月與Lynch開會時達到頂峯的緊張局勢，這意味着公司有着更多時尚廣告收入的巨大壓力，以及對誰該為虧損負責的擔憂。
規模較小但受媒體關注度較高的刊物《Teen Vogue》 ，在2018年盈利後，其2019年的時尚廣告收入也遭受了損失。那一年，這份數字出版物重新奪回了其在2016年特朗普當選總統之前和之後的超政治復興中失去的大部分時尚廣告。
2018年10月，年輕的黑人女性、前市場編輯Lindsay Peoples Wagner，成為了這本雜誌的主編，她以熱愛時尚和直言不諱的觀點而聞名。但在2019年，這本雜誌時尚廣告收入減少了50% 以上。那一年，該雜誌在6月和12月刊上分別拍攝了穿着Chanel的女演員Storm Reid和穿着Pyer Moss的音樂家Chika。(2018年，這本雜誌暫時停刊，只保留了線上版。)
據一位消息人士透露，2019年整個美國分部的時尚廣告收入再次下降。《Teen Vogue》更多地依賴於去年縮減預算的美國品牌。但兩名員工表示，Plagemann在公司內部明確表示，這本雜誌不夠“雄心勃勃” ，不足以讓她成功地推銷給廣告商。
康泰納仕集團的一位代表説，Plagemann傳達了市場的反饋，並補充説，在2020年，即使在品牌因疫情預算削減的情況下，《名利場》和《Teen Vogue》都達到或超過了廣告收入的預期。
觀看率優先
CNE也出現了類似的緊張關係，該部門於2011年成立，負責開發和製作電影和電視項目，現在是增長最快的業務部門，它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為YouTube平台創造視頻上。該出版商在 YouTube 擁有最多的觀眾——超過4500萬訂閲用户，每月有數億次瀏覽量。觀眾人數越多，就越容易與廣告商簽訂數百萬美元的合同。
在上週為廣告商舉行的一次演示中，Drucker Mann多次強調了觀眾規模的重要性。她形容康泰納仕提供的視頻“比網紅更有規模，比電視更有影響力”。
對觀看數字的關注在CNE和該公司的雜誌團隊之間造成了一種時而緊張的關係，這些團隊認為該部門沒有溝通，也不理解品牌，並將編輯方面的擔憂視為次要命題。
例如，Jones擔任主編的第一期封面就是作家兼導演Lena Waithe，一名黑人同性戀女性。這是一道大膽的聲明，也是一個展示她的新方法的指標。據知情人士透露，為了配合這個封面故事，其團隊製作了一段視頻，但CNE高管認為，該視頻在 YouTube上“不會火”。於是，它被埋在《名利場》自己的視頻播放器裏，只有通過網站才能看到。
Katzeff説製作過程自然會有些緊張，“因為在康泰納仕有很多有創意的人，有很多意見，這就是我們講故事如此精彩的部分原因，”他説：“但歸根結底，作為一名領導者，我希望我的團隊能夠尊重員工，能夠合作。”
員工們説，在某些方面，CNE的經營理念與出版物不同：CNE 不是努力引領文化，而是根據他們自己的觀念向廣告商銷售，CNE 基本上是對 YouTube 算法做出反應，這些算法偏愛那些已經擁有大量觀眾的名人的視頻。
CNE決定不與2018年熱門電影《摘金奇緣》(Crazy Rich Asians)的主演們一起拍攝視頻，因為在電影上映前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主管們説這些演員們的視頻“不會火”。但這部以亞裔為主的電影成為了10年來票房收入最高的浪漫喜劇。
“如果是關於同性戀內容的，如果是關於拉丁裔觀眾的，那麼這些內容將不會被採用，用他們的話説，不會火，”康泰納仕的一名編輯説。
Katzeff在一次採訪中説，當 CNE 決定投資製作一條視頻時，很多因素都會起作用，比如所涉及的人物和視頻的格式。 “會不會火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講故事也是，品牌增長也是如此，”他表示。
他還表示，CNE需要進化。“我們需要並且想要講述更多不同的故事，這不僅僅是講故事的問題，而是我們把誰作為團隊的一部分帶進來的問題。”
但員工們表示，對於女性和有色人種的員工來説，CNE可能是一個艱難的環境。
前CNE總裁Dawn Ostroff在2018年加盟Spotify，此前在他的領導下，該部門的領導層中有更多的女性擔任領導角色，尤其是在最重要的創意崗位上。 但員工們表示，在Katzeff於當年12月加入該部門之後，一個“男孩俱樂部”已經在內部獲得了越來越大的權力。本月早些時候，Katzeff因多年來關於婦女和墨西哥移民的攻擊性推文而受到了抨擊。
一位前僱員説: “在那裏，女性創意人已經很難了，後來變得更難了。”。
康泰納仕集團的一位代表説，Katzeff加入CNE時，直接向他彙報工作的員工中只有兩名是女性。現在，他的八個直接下屬中有五個是女性。這位代表還説，其他女性領導人包括音頻負責人、社交平台創意發展負責人以及其他角色。
但員工們表示，在三年內進行了三次重組後，創意事務的決策權集中在一個人手中：創意開發高級副總裁Joe Sabia。 他的部門獨自負責提出視頻系列的新創意，尤其是“高優先級”品牌: 《Vogue》、《GQ》、《紐約客》、《連線》(Wired)和《名利場》。
CNE的一位代表説，該部門的開發團隊由Sabia領導，節目編排團隊由Reginald Williams領導，共同指導整體內容策略。而且，CNE的一些熱門系列，包括《AD》的“開放門户”(Open Door)名人家居訪談欄目，不是他的創作，而是他的團隊或與雜誌編輯團隊合作的創作。
讓Sabia一舉成名是他擔任了《Vogue》系列視頻“73個問題”的創作者和配音人，這是康泰納仕最成功的視頻系列。自2013年第一則Sarah Jessica Parker出鏡的內容播出以來，已經獲得了超過4.5億的點擊量。
Sabia在接受採訪時説，他第一次拍攝的時候就有這個想法，在一個5分鐘的鏡頭裏問這位女演員100個問題。
Shruti Ganguly當時是康泰納仕全日制外約合同的製片人，與 Sabia 一起工作，然後也以自由職業者的方式和其他人一起製作第一版的“73個問題”以及隨後幾個月的其他節目。Ganguly説是Parker 建議減少問題的數量。後來，當CNE的高管們不願意播放這樣一個長長的、未經剪輯的視頻片段時，Ganguly 首先提出了這樣的觀點：這個視頻成功的關鍵就在於一個無縫流暢的長鏡頭拍攝。
“73個問題”系列也開啓了Sabia 作為公司視頻創意領袖的職業生涯。2014年秋天，他被聘為開發部的負責人。
在拍攝了第一集“73個問題”之後不久，Ganguly就得到了一份職員合同，頭銜比她之前的工作低，高管們告訴她，這是唯一開放的職位。 (在她職業生涯的這個階段，她獲得了兩個碩士學位，並有近十年的工作經驗，其中包括製作故事片的經驗。) CNE 經歷了一次重組之後，將 Sabia提拔到了一個新的職位，但沒有給她帶來任何提升，Ganguly 説，她意識到她在公司沒有未來，於是辭職了。
“Sabia在一個讓我這樣的人窒息的體系中蓬勃發展，”她説。
在過去的五年裏，Sabia和創意策略和視頻節目副總裁Ian Edgar一起，在 CNE 獲得了更多的影響力和控制力。員工們表示，內部情況很清楚，只有那些確保不反對Sabia和Edgar、Duckor和Katzeff的“男孩俱樂部”的人，才能在部門內獲得晉升。
“沒有人會去爭論Joe是不是一個聰明和有才華的傢伙，”一位前僱員説：“這裏沒有其他任何人的空間...... 沒有為大量的實驗留出的空間。”
康泰納仕旗下的許多品牌都以女性為目標用户，這種差異讓一些員工感到更加不安。
例如，在2017年為《Allure》雜誌創作一個關於女性健康系列視頻的頭腦風暴會議上，Sabia否決了一位女性製片人關於女性節育的想法，據在場的兩名員工説，Sabia表示這是一個女性已經知道了的話題。當與會的其他女性不同意時，該視頻被批准，但被分配給了一名男性導演。
CNE的一位發言人沒有證實這次會議的説法，但表示這並不代表該部門的做法。
CNE的新任高級編排副總裁Reginald Williams上週向廣告商承諾，他將為視頻部門帶來新的思維模式。他是一名黑人，去年12月加入 CNE，之前曾在嘻哈文化媒體公司Ambrosia For Heads 和BET工作。他和其所在部門的部分職責是與雜誌品牌團隊合作。
Williams説：“我進來的時候，眼睛睜得大大的，我們的品牌多年來代表了什麼，包括好的和壞的。我們致力於為新的聲音、多樣化的內容和具有包容性的節目提供一個平台，代表我們的受眾和社羣。”
同樣在上週，《Bon Appétit》的視頻編輯Matt Hunziker因為不明行為被 CNE 停職。消息人士告訴Business Insider，這是因為Hunziker在社交媒體上發帖批評該公司，而且其是單位有色人種的“倡導者”。
該公司的一名代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有很多人對Matt表示擔憂，認為公司有義務進行調查，他已被停職，直到我們達成解決方案為止。”
不僅僅是個公關問題
最近幾周，隨着這間媒體公司努力應對總是僱傭同類人才的體制，其僱傭行為也受到了密切關注。 康泰納仕集團的員工告訴BoF，儘管近年來，該公司在低層業務中引入多元化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但該公司的主要決策者仍主要是白人。
員工們表示，康泰納仕集團的人力資源部在尋找不同職位候選人方面幫助不大。 如果經理們想僱傭常春藤盟校那些富有白人之外的人，他們通常不得不自己出去尋找。
“這是一個系統性問題，因為問題的根源在於人們在自己的圈子裏招聘，”一位編輯部員工表示。
與前任不同，Lynch承諾採取行動，進行改革，並在全公司會議上公開談論公司面臨的挑戰。 正是在其中一次會議上，他迅速駁斥了Wintour將離職的謠言，併為在之前的一次會議上説員工應該早點公開反對歧視的言論而道歉。
Lynch還承諾將增加各級人員的多樣性，“對當前和歷史上所有關於薪酬不平等和工作場所行為不當的指控進行調查並採取快速行動。” 他説，該公司將聘請一位全球首席包容官，並組建一個外部委員會，為反種族主義努力提供建議。
“隨着社會的變化，康泰納仕正在改變，”Lynch在週二這樣告訴潛在的廣告商。
但自從2019年4月從Pandora來到康泰納仕以來，Lynch一直沒有對公司的未來有一個清晰的願景。康泰納仕的財務困境可能會破壞任何改變公司文化的長期努力。這家新近統一的全球性公司本應在今年恢復盈利。2019年，該公司將美國和國際部門合併。疫情及其造成衰退的影響對這間媒體公司造成了更可怕的後果。
從根本上説，康泰納仕正面臨着其他所有創意企業目前都面臨的問題，尤其是在時尚領域：一種過時的專有性和精英主義體裁不再能保證手袋或廣告位能以更高的價格銷售，僱傭“像我們這樣的人”是創意和創新的障礙。
康泰納仕集團的高管們經常談論公司品牌的力量。 像《Vogue》和《名利場》這樣的名字仍然擁有權威，但它們不再是唯一的守門人了。而那些為其文化辯護的、有利可圖的生意再也不能承受它的重量了。但是為了真正的改變這一點，公司的領導人需要意識到其內部的革命不僅僅是一個公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