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北京保利劇院，相聲團體嘻哈包袱鋪舉辦首屆粉絲節。活動現場歡聲笑語，氣氛熱烈，掌門人高曉攀率領演員們奉上全新創作的相聲作品。演出過後，他還給現場觀眾帶來一個好消息——嘻哈包袱鋪已經完成首輪融資，成為相聲界第一個融資成功的團隊。
很難想象，就在差不多一週之前，這個曾在京城風靡一時的相聲團體卻面臨着“關門解散”的傳聞，更有媒體曝出高曉攀精神崩潰、患上精神疾病的消息。
嘻哈包袱鋪這個大部分由80後組成的相聲團體自2008年建立以來創造過不少輝煌奇蹟，但近三年來卻發生鉅變：將近一半成員出走、三個主要劇場關張、春晚作品《小棉襖》被指抄襲……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這個帶有傳奇色彩的相聲班底在短短几年內瀕臨崩塌？當很多觀眾認為這次粉絲節是嘻哈包袱鋪的落幕演出時，高曉攀卻成功上演“逆襲”，難道之前“人去樓空”的傳言，就如高曉攀在簽約儀式上所説，這一切“其實只是個小品”？接下來的嘻哈包袱鋪能否真的走出谷底？
帶着種種疑問，《貴圈》對高曉攀本人、曉攀傳媒CEO張瑤進行了獨家專訪，同時也採訪到嘻哈包袱鋪的員工，以及多名劇場相聲業內人士，試圖解開以上這些謎團。【原文】
嘻哈包袱鋪輝煌時：開創“新一代相聲”風潮
追隨了嘻哈包袱鋪7年的鐵桿粉絲小王至今還記得第一次聽説他們的情景：當時他在路邊和同學吃串，因為吃滿80元，老闆送了他一張演出票，他就是攥着贈票走進北京鼓樓附近的廣茗閣劇場的。那是2008年5月末，嘻哈包袱鋪剛剛成立不久，“那時候觀眾特別少，只有兩三個人聽相聲，演員演得還特別賣力，搞得我們不好意思上廁所。”小王回憶道。
穿休閒T恤説相聲 段子調侃熱門新聞
但沒過多久，郭德綱的德雲社帶動了京城茶館相聲的復興，嘻哈包袱鋪，這支幾乎全由80後組成的團體，也趕上這股強勁的相聲風潮，成為第二家火起來的民營相聲團體。他們的演出形式和內容很“反傳統”：除了長袍，演員們也會穿着休閒T恤、戴着鴨舌帽説相聲；一個個段子調侃的都是新近發生的事，相聲中也會融入網絡流行語和只有年輕人才懂的包袱。
一時間，去嘻哈包袱鋪聽同齡人拿熱門新聞開涮成為了一些京城年輕人的時髦選擇。而引領這一潮流的，就是嘻哈包袱鋪的“掌門人”高曉攀。這個出生於1985年的帥氣小夥，從小拜師學藝，讀過正規曲藝學校，憑藉輕鬆時髦的喜劇風格，和“與傳統相聲演員掛不上鈎”的時尚形象，吸引了不少年輕粉絲。
高曉攀的時尚形象和傳統相聲演員不搭邊
那時候，每到週末，鼓樓廣茗閣都是人潮湧動，門庭若市，遠在天津上學的小王更是一禮拜來三回北京，每次在火車南站睡四個小時左右，坐第一班動車回學校繼續上課。
短時間走紅擴張迅速 京城名氣直逼德雲社
2010年，廣茗閣茶樓的座位被迫擴容一倍，宣告着嘻哈包袱鋪的“版圖擴張”正式開始。這一年，高曉攀傳媒還成立了自己的話劇社——嘻哈樂透社，策劃的一系列相聲劇自主項目在演出市場大獲成功，比如2011年推出的《超級新白娘子傳奇之有碘鹹》，是嘻哈包袱鋪走向巔峯的經典作品之一，曾經創造了連續兩個月場場爆滿的紀錄。
《超級新白娘子傳奇之有碘鹹》演出爆滿
到了2012年，嘻哈包袱鋪在北京同時擁有西直門、安貞門、鼓樓、崇文門等四個劇場，每週要演出27場，一個月演出108場。團隊成員由二三十人發展到近百人，充足的後備力量組成了三個演員隊保證每個劇場的演出。他們甚至把舞台延伸到了上海等國內主要城市——最忙時，他們一天內在3個城市間趕場。另外，嘻哈包袱鋪還把“生意”做到了國外，曾到新加坡、馬來西亞、澳洲等多地演出，最輝煌的時候，嘻哈包袱鋪在9個月時間收入超過千萬。
但是，這樣的火熱和繁榮並沒有維持多久，嘻哈包袱鋪的效益便開始走下坡路。
幾年時間從巔峯到谷底 公司經營漏洞頻出
2011年前後，不少相聲演出團體先後崛起，包括現在火熱的開心麻花團隊，以及李菁、何雲偉、曹雲金等，開始“搶佔”演出市場，嘻哈包袱鋪的票房逐漸受到影響。但真正讓嘻哈包袱鋪元氣大傷的，是先後兩次的人員流失——最嚴重的是去年3月高曉攀和嘻哈創始人之一王惟的分家。
雖説是“和平分手”，但王惟一下帶走了30多名演員，並以更高的場租“奪走”鼓樓、西直門兩個劇場，這對高曉攀和嘻哈包袱鋪來説，都是個不小的打擊。緊接着，安貞門劇場也因屢次被舉報消防不過關而被迫關張，於是，嘻哈包袱鋪只剩下崇文一處劇場。
王惟（左）的出走使嘻哈包袱鋪元氣大傷
跟當年迅速躥紅的速度一樣，高曉攀和他的團隊面臨的窘困狀況也接踵而來——嘻哈包袱鋪的財務也亮起了紅燈。
“當時為了守住嘻哈包袱鋪的招牌，也為了讓剩下的演員有地方演出，我們不得不臨時找場地，在奧體中心的某個訓練館搭起台子。”高曉攀回憶道。但由於場地偏遠，演出時間不固定，奧體場一直經營慘淡，甚至重新回到08年嘻哈剛起步時的情景——每場只有兩三個真正的觀眾，其他全是贈票。“誰還敢請一個要關張的團體演出，”就連嘻哈包袱鋪一直火爆的商演也受到牽連。
沒了劇場和票房，再加上商演也日漸減少，為了穩住軍心，高曉攀決定把演員的演出費上漲一倍，因此嘻哈包袱鋪的財務遇到巨大危機，“最慘的時候連着三個月沒發出工資，”高曉攀説。
今年初，高曉攀本想借着上春晚的機會帶領團隊走出低谷，但沒想到事與願違，《小棉襖》出來後又攤上了抄襲的罵名。接下來，媒體對嘻哈包袱鋪的報道幾乎是一邊倒的負面消息：高曉攀精神崩潰、嘻哈包袱鋪要關張，還有的説高曉攀要離開北京，另起爐灶。
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曾經盛行一時的嘻哈包袱鋪在短短三年時間裏經歷了過山車式的發展？其實，高曉攀自己心裏也明白，演員出走只是一個導火索，嘻哈包袱鋪的問題早就存在。
缺乏有力創作團隊 作品內容缺乏創新
“我們不賣車子、不賣屋子、只賣樂子”，這句話一直是“嘻哈人”引以為傲的口號。當初他們之所以受歡迎，就是因為作品接地氣，夠幽默又有強烈的時代感。但後來，由於業務急劇擴張，嘻哈包袱鋪的原創作品越來越少。“節目都是老節目，他們的活兒我基本都能脱口而出，所以我去年有一年的時間沒有再去過嘻哈包袱鋪。”粉絲小王説，在嘻哈陷入危機前，就已經對他們有些失望。觀眾丁海對此也深有感觸：“從08年進嘻哈到去年離開，王惟、連旭一共就有五段相聲，來回來去説。”
從2011和2014年節目表可以看出，嘻哈包袱鋪在節目創新上沒有什麼突破
高曉攀坦言，2013、2014這兩年，團裏幾乎處於“零”排練的狀態，也幾乎沒有新作品。沒有固定的創作團隊，演員們的創作熱情也不高，一位員工透露：“往往是需要上什麼節目就臨時約作者寫，或者曉攀有什麼想法，搭出一個框架，讓作者填。”舊的作品演來演去，不花心思琢磨新內容，觀眾笑點也越來越高，嘻哈包袱鋪的很多節目自然變得“不好笑”了。
團隊成員之間分成不均 矛盾滋生
和傳統相聲團體不同，嘻哈包袱鋪裏沒有師徒、師兄弟這種紐帶，而是靠兄弟義氣相處。雖然這樣表面看起來很和諧，但在相聲江湖裏，平輩人的相處總是很難，許多劇場最後都是因為利益分配問題而決裂。
王惟曾在接受採訪時透露，由於演員之間分隊，一個隊火了，其他隊就會用各種辦法擠兑或詆譭。還有成員向記者透露，演員和演員之間“摘包袱”（抄襲）的現象也時有發生。
“在商業上很多人容易犯一個錯誤，就是認為緊急的事才重要，不緊急的就不重要，”高曉攀坦言自己就犯了這個錯誤。“2013年我外圍的事情確實很多，忽略了對演員的管理，”高曉攀説，那段時間他和演員們沒什麼交流，也見不到他們，很多問題都沒能及時解決，給演員出走埋下了種子。
而曲藝專業出身的高曉攀，在管理方面畢竟是外行，他提出的很多制度都過於理想化。拿一次演員薪資改革為例，為了激勵演員更加努力演出，高曉攀提出和演員分票房的想法，按演員的受歡迎程度，分0.05%到0.5%的票房。這種獎懲機制，直接拉大了演員之間的收入。王惟曾在接受採訪時説：“我有次一個月演過28場演出，加兩場外地的商演，再加一個月保底的1500塊錢。那個月實發2200塊錢，我應該是最高的那幾個了。而且我聽説那個月有拿80塊錢的，有拿500塊錢的，還有罵着街走的。”
高曉攀曾經説過“要是羨慕掙好幾萬的人，只有用功”這樣的話，但顯然這種激勵方法很容易讓成員之間產生矛盾。
公司運作機制不健全 一人身兼多職
另外，在財務不能正常運轉的情況下，嘻哈包袱鋪的公司制度也很不完善。2009年6月，高曉攀牽頭成立了北京曉攀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在經營嘻哈包袱鋪的同時兼顧曲藝、話劇、演出等多方面的文化經營活動。當時高曉攀曾放下豪言壯語“我們要搭建三個平台，發展‘笑’的事業。”他説的“三個平台”，分別是指：人才輸出平台；造星平台，通過自己打造的明星帶動劇場的發展；衍生出來的明星經濟，比如通過嘻哈包袱鋪這個品牌，打造每個人自己的節目。
但身兼藝人、商人、創作者等多重身份的高曉攀並沒有足夠的能力和精力完成這些目標。“他沒有做好權衡，他個人和整個嘻哈包袱鋪或者現在傳媒做的這些事，稍稍有些脱節。他缺乏一個特別強勢的團隊去做這樣的運營方面的事情。”知情人士告訴記者。據高曉攀透露，他也確實想過從其他企業挖來COO（運營總監）專門負責公司管理，但最後都因為種種原因沒能談妥。
高曉攀身份多重，精力無法平均分配
然而，隨着演員大批出走，公司員工離職的人數也直線上升。嘻哈包袱鋪的企業組織架構出現漏洞，部門設置並不齊全。最近兩三年，他們甚至沒有一支完整的銷售隊伍，只靠一個兼職的員工主管銷售；公司裏的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談商演，賣演出；宣傳人員也從此前的七個鋭減到兩個，很難維護媒體關係。除此之外，很長一段時間內，全公司只有高曉攀一人有經紀人，而這名經紀人還要兼顧宣傳、其他所有藝人的統籌工作。
劇場相聲大環境虛假繁榮 想生存本來也很難
曾幾何時，隨着郭德綱相聲開始廣為流傳，相聲劇場也如雨後春筍般“生長”起來。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僅北京就有50多家相聲劇場分散在各個城區。而如今其數量折損過半，現存的二十餘家相聲劇場多數還處於虧損狀態。由此可見，近年來小劇場相聲的整體市場都不容樂觀。
靠劇場演出賺錢利潤少 很多相聲演員資質低下
曾經營過相聲劇場的王笑天接受採訪時説，相聲演員的日常演出費用很低，一般是每場150元、200元，最高也就在500元左右，這還是商演的價格。“除非是像郭德綱那樣的名角兒，他的演出費用跟一般相聲演員不在一個水平。其他大多數經營相聲劇場的老闆們，刨去租金以及演員收入，能獲得的利潤少之又少，不賠本就是萬幸了。”
為了能更好地瞭解相聲劇場的實際經營情況，記者特意算了一筆賬：普通的相聲劇場一般能容納100名觀眾，票價在60到120元不等，劇場一次演出的票房在一萬五千元左右。假設每次共有14名演員參與表演，每名演員的勞務費為200元，再把每月近十萬的場租平攤下來，每場演出的成本支出近萬元——這還不包括宣傳費用。所以，每場演出最終能夠到經營者手裏的不過幾千元——這還是滿座的情況下。但事實上，小劇場相聲平時的上座率往往不足五成，週末比較高，可以達到八成左右。
嘻哈包袱鋪演出的票價在50-120元不等
也有專業人士告訴記者，相聲界的從業人員相比05年之前的慘淡期大為增加，但是這類相聲演員大多水平不高。“有不少相聲劇場都是幾個稍微會一點相聲的人，看到相聲火了，就自行搭張台子，租個地方，説起了相聲。”目前北京許多相聲小劇場連經營資質都沒有，演員也沒有正規的資質，市場極為混亂。
觀眾基礎不牢固 相聲演員越來越難做
另外，從整體上看，相聲的觀眾基礎也越來越薄弱。據一位相聲劇場經營者透露，“現在劇場的觀眾一部分來源於劇場負責人的親戚朋友，一部分是05年、06年郭德綱將相聲帶火的那股餘温下聚集的觀眾。但大多數觀眾並不是相聲的真正消費者，不少觀眾只是為了趕潮流，過了這個熱火勁兒，或許根本不再聽相聲了，懂相聲的人聽相聲，不懂相聲的人湊熱鬧，但熱鬧持續不了多久。”
尤其是最近幾年，由於互聯網的衝擊，以及觀眾可選擇的娛樂方式越來越多，使得很多觀眾都不再走進相聲劇場，而是通過網絡在線上聽各種相聲節目；即使走進劇場，也大多不會成為相聲劇場的長期觀眾。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劇了劇場之間、相聲演員之間的競爭。
宣佈“逆襲”之後：嘻哈包袱鋪還有沒有救？
今年五月，就在嘻哈包袱鋪為紀念成立七週年舉行第一屆粉絲節的前夕，高曉攀給全體演員開了個大會，宣佈今後會加大獎勵隊員創作：“每個月如果演員有一個原創的新作品，嘻哈包袱給你2000塊錢，你寫100個，我給你20萬。”在節目創新方面，高曉攀表示：“從6月份開始，嘻哈包袱鋪不僅有相聲演員，還會加入一半的喜劇演員，豐富節目形式，我們必須到處挖人、挖演員。”
在內部管理出現重大漏洞、外部市場又集體唱衰時，風雨飄搖中的嘻哈包袱鋪已經開始尋找出路。
重金聘請人才完善團隊結構 重新開設新劇場
5月24日，嘻哈包袱鋪粉絲節現場，高曉攀高調宣佈嘻哈包袱鋪獲得中國最大的演藝公司宋城國際的鉅額融資，正式進入資本市場。
嘻哈包袱鋪在粉絲節宣佈首輪融資成功
“這樣一來，嘻哈包袱鋪就會有更多資金佈局劇場，招募相聲及喜劇演員，擴大規模，另外在資源配置上可以藉助資本市場得到更好平台。”有資深媒體人認為這一舉措對提速嘻哈包袱鋪的發展很有幫助。
另外，針對前面知情人提到的“高曉攀需要下面有幫他做事的人”，曉攀傳媒CEO張瑤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現在嘻哈包袱鋪的重中之重是完善團隊機構，尤其是創作團隊。“嘻哈包袱鋪會花重金請作者，現在我們已經簽約了兩個創作團體，針對相聲和電視節目創作不同的作品，定期會展開選題會。”
在加大宣傳力度方面，張瑤説他們採取宣傳團隊外包的方式。據瞭解，如今嘻哈包袱的宣傳團隊有捧紅國內某知名女笑星的成功案例。而之前一直空缺的銷售職位，張瑤表示目前還沒有招到合適人選。
至於成員的管理，高曉攀告訴記者，現在所有演員分為兩隊，他把團隊管理的權力下放給兩個隊長：“隊長工資會高一些，但要肩負團隊的票房任務，如果演員出現問題，不僅會扣演員的錢，還會扣隊長的錢。每三個月，隊長會實行新一輪的選舉，形成良性競爭機制。”
業內人士指出，現在嘻哈包袱鋪最亟待解決的就是劇場問題，“之前劇場關門，導致票房嚴重縮水，現在最重要的就是把劇場開起來，有劇場才會有票房，這是硬道理。”對此，張瑤也表示贊同，但她告訴記者，開劇場考慮場地空間、配套設施、交通、周圍人羣消費能力等諸多問題，在北京適合開劇場説相聲的場地不多，不過他們也在積極尋覓中，計劃今年在北京城東人口密集的地方開設新劇場，阜外分店的選址也在考察中。
增加互聯網思維注入 現場看相聲也能發彈幕
代表宋城演藝與高曉攀完成簽約的徐總告訴記者，之所以和嘻哈包袱鋪合作，是基於雙方有共同的願景和戰略。據瞭解，今年宋城演藝收購了視頻在線網站六間房，嘻哈包袱鋪也將在六間房開設專區，今後勢必更貼近互聯網市場。
今年三月，嘻哈包袱鋪交道口店低調開張了，這家投入了兩百多萬元的新店就注入了不少“互聯網思維”。記者實地探訪後發現，舞台上除了話筒、案台，還多了一塊大屏幕，人們在聽相聲的同時，可以通過手機發彈幕，隨時點評吐槽。
觀眾看錶演時可以發彈幕吐槽
場內員工告訴記者，觀眾加入嘻哈包袱鋪的公眾號後，還可以通過微信給演員們打賞。彈幕每發一條只用三毛錢，打賞則為五元到十元不等，“雖然不能增加多少盈利，但卻增加了觀眾黏度。”
但據記者觀察，目前嘻哈包袱鋪的彈幕操作在技術層面上還十分原始化，需要有專人在後台篩選信息，刪除一些辱罵、不健康的字眼。這樣的人工操作費時費力，亟待改善。
靠微信打賞也是嘻哈包袱鋪的一次新嘗試
以上種種舉措看似創新並可以吸引觀眾參與，但互聯網思維能救活相聲嗎？專業人士告訴記者，互聯網思維其實並不是簡單的運用網絡手段，或是扒網絡段子。“相聲創作者要對社會心理、輿論環境有精準的理解與把握，在此基礎上融入自己獨特的相聲語言與智慧個性，在捍衞相聲傳統魅力不變的同時，讓相聲煥發勃勃生機。”
高曉攀側重商人身份 目標把相聲做上市
這筆融資的確給嘻哈包袱鋪帶來不少生機，但高曉攀也理性地認識到，未來至少三年他們都將處於調整期。而在藝人和商人的雙重身份中，他也會把重心放在經商上面：“因為我們拿了第一輪的融資不是燒錢，是要在這個關鍵時期打下最紮實的基礎，如果我演戲也只演嘻哈包袱鋪的戲。”高曉攀坦言，自己的最終目標是將相聲做上市：“雖然你是演員，但當你的個人魅力衰退的時候，粉絲註定流失。”
總結陳詞：
從引領“新一代相聲”的時髦風潮，到“險些關張”的窘迫局面，嘻哈包袱鋪是劇場相聲行業逐漸沒落大趨勢下的一個縮影，也是高曉攀盤旋於多重身份之間無暇兼顧的一次教訓。
在經歷“七年之癢”之時，嘻哈包袱鋪再也坐不住了，打算做點什麼重振旗鼓。對於高曉攀和他團隊口中的種種舉措，是否真的可以幫助嘻哈包袱鋪扭轉頹勢？還是又一個“太過理想化”的願景藍圖？我們一起拭目以待。
主筆 :馬曉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