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克林秘案》在2019年底上映,公映50天票房還不足千萬美元,從商業看,顯然慘敗無疑。
但這部片真的值得我們好好聊聊。
作為“演而優則導”的愛德華·諾頓在他這部自編自導、二十年磨一劍、命運多舛的處女作,包藏了一個“為了什麼而拋棄什麼”的拷問。
一般來説答案無非是“為了利益捨棄信義”“為了自我丟棄他人”之類的吳宇森式的、杜琪峯式的黑幫片,或者是在北野武“全員惡人”系列中被無限反轉,放大他早年《大佬》中橋段的一種自我祭奠式的致敬。
好萊塢商業類型片中進化了這種二元對立的內在矛盾,發展出了“為了什麼而藐視法律與普世價值”的公式,更表現出一種義不容辭般“正義”的、為了普羅大眾甘願揹負罪責的一種“信仰修行”,直至走向偏執狂熱的深淵。
比如羅伯特·德尼羅的《牧羊人》中關於“大家”與“小家”二選一的情節設定,在馬特·達蒙低沉的身影走過象徵國家安全的鷹與星的大廳時,選擇了什麼已經不言而喻。
然而,諾頓很明顯更加具有傾訴的慾望與他的一套修辭,在導演功力似乎無法撐起更宏大敍事的心力下,他選擇了偵探懸疑類型來作為一條連通觀眾與其終極拷問的“捷徑”。
喬納森·勒瑟姆撰寫的同名小説,在諾頓的改編下成為了更加電影類型化的故事:始於兇殺而止乎於禮。
一般的,電影類型化的故事是被簡化的,二元對立、意義明確的。
而我們所見的現實卻是被侷限的,複雜的、曖昧不清的、滿是歧義的。
然而自上世紀30年代由雷蒙德·錢德勒所開創的冷硬派偵探小説,則是在偵探故事的框架下展示更廣闊的社會現實與人間冷暖。
本來更加重要的推理環節反而需要讓位給為了反類型而進行的顛覆,於是推理邏輯分析的劇情張力與主角在設定環境下的內心世界與外在碰撞,構建成一體兩面的開放現實,調動觀眾對於現實世界朦朧神秘的想象,來沖垮人造類型的先天不足。
“死亡”不再成為追索的終點,而成為了一個起點,一個謎面,通過尋找謎底而更深刻的接觸社會的灰度與底色,體味形色間人類的纏鬥:
從暴力中而來,最終消失在暴力的消失中。
諾頓的這部作品也正是在固有模式與反類型的中間,選擇了一條並不討喜的老派方法。
他把故事搬回上世紀50年代,鋪以大都會發展過程中常見的強力加速時期,社區活化中的權力腐敗以及好似永恆的族羣矛盾擴大,再細縮為諾頓角色妥瑞氏症端下因人所不解的而產生得格格不入。
諾頓的野望不可謂不大,但卻仍能在最後以温柔收束整場故事,既非圓滿也非失敗地讓觀眾若有所思於“中間選擇”的五味雜陳。
而全片所圍繞的焦點卻又不僅僅只是強大權力與社區住房公正之間針尖對麥芒,又像是在指桑罵槐般地映射當下美國次貸危機之後特朗普膨脹的權力與愈演愈烈的族羣暴力。
從《布魯克林秘案》中不難看出,選擇黑色電影(Film Noir)的表現方式有所謂諾頓數次提及的《唐人街》中“大城市-偵探-謎底”的構建。
當視角拉回到戰後處於都市開發中的紐約時,看似平和的街道有着難以被磨平的種族主義與權力濫用的痕跡,這或許像極了黑色電影盛行的那個戰前年代。
諾頓沿用了黑色電影的基本元素與特徵。
在愛德華·霍普式構圖中,通過特效很好的還原了大都會的建築風物,人物設定則參考了《馬耳他之鷹》中薩姆·斯佩德、詹姆斯·斯圖爾特在《眩暈》和《後窗》中的扮相,以諾頓駕輕就熟的“神經分裂人格”的演技帶出內心焦慮不安,由內而外投射出的“抽搐”病症,並以此輔助第一人稱講述來展示社會病態。
爵士酒吧、偵探社、主角家忠實遵循了黑色電影最常見的室內場景,尤其以主角家窗外的布魯克林大橋直接致敬了希區柯克鏡頭下的金門大橋,並且通過低調打光與大面積的暗色處理來彰顯一種迷離陰鬱的格調,這完全不同於梅爾維爾處理下藍色的底調所凸顯的冷峻。
而户外部分在一前一後,白天黑夜的兩個小高潮片段中十分清晰地表明瞭諾頓所汲取的素養,比如結尾部分類似“最後一分鐘”追上女主爬上逃生梯的頂拍設計,也是對《眩暈》中“恐高症”心魔的借用,又或是在社區場景中以街邊地上的積水,倒映出人物走來的身影。
除此以外,為了表現女主、遊行集會組織、社區、當局之間的關係,在色調與布光上諾頓也下足了功夫。
女性角色的紅色、綠色服裝搭配、社區建築物乾淨猶如現代的觀感與偵探風衣深色在跟蹤的一連串過場中顯得意味深長,好似《眩暈》中男主跟蹤女主來到榮勳博物館凝視卡洛塔畫像般,而第一次在車中通過單反鏡頭展示女主的過程又好似《後窗》裏在家窺伺鄰居的驚悚。
在轉場銜接上,諾頓妙筆多多。
比如躺下的剎那潛入水中的奇幻場面,既是人物心態的視覺刻畫,也順帶接出了反派人物游泳出場,以背影與車牌示人的“無聲甚有聲”。
然而這種進化版的影像風格並沒能很好的契合諾頓對於片中人物的塑造。
實際上,諾頓所塑造的男主角色萊昂內爾絕非黑色電影中的典型偵探,他過於逼仄在生理缺陷與“人生導師”給他帶來的包袱當中。
而對於這兩點的重要性諾頓卻只是通過台詞進行了有限表達,這反而限制了本來角色應該帶有的某種道德上的不確定性與人性的灰度,主角不再是一般所謂的愛惹麻煩的怪人,而是“怪胎”。
對於內心戲的執著讓觀眾困擾在主角“心魔”而來的優柔感與疲於奔命之中,反而更突顯了真正的主角是已經在片子開始時就已經一命嗚呼了。
而片中的女性角色,也不存在傳統意義上黑色電影中的“蛇蠍美女”,可能從扮相上來説,弗蘭克·明納的太太更具有説服力,但顯然諾頓沒準備讓觀眾對號入座,他似乎更強調精神上的“情投意合”。
勞拉作為女主,似乎既沒被表現出身材或面容上的眼前一亮,也並沒有讓人看出多麼聰慧果敢,反倒是她的出身與她從事的事業成為了致命的對立,最終揭示出謎底的諷刺,而這也讓萊昂內爾最終選擇了一種妥協。
其實諾頓也沒有迴避男女主角的親密聯繫,但精神上的深入並沒有需要“牀戲”做鋪墊,這也是諾頓有意無意規避類型化之下羅曼蒂克的美好願景。
畢竟種族社羣之間的和解並不是那麼簡單,諾頓並沒有做得很徹底,樂隊小號手的兩次出手十分生硬而又關鍵,這代表了諾頓極力迴避而又無法避免的一種當下現實的“政治正確”。
其實自始至終,反派人物摩西都是隱身於建築之中的,沙盤與泳池已經足夠代表權力的自我選擇了,而與他本人的瓜葛寓意明顯的指向了他的權力與他的關係。
電影中為了擺平權力的顢頇,而引來了並不真正瞭解弗蘭克的理想主義者與現實無奈的對立面:民粹的理想主義。而隨着偵探類型推動劇情碎片的逐漸拼出,謎底揭開時,權力、現實、種族、社羣的自有邏輯交織在一起時,每個人都無法脱身。
在權力的自我擴張與理想的因循抵抗中,布魯克林成為了兩者的橋樑,即便最終萊昂內爾寄出了一份文件,媒體發揮監督之職,正義得到伸張,權力退回,理想看似得到滿足,一切似乎有回到了平衡點,但似乎很難從一種無力感中獲得新生。
縝密的推理,嚴謹的佈局,得當的線索,立體的人物也均不是諾頓想要沾沾自喜的。諾頓在對權力與族羣問題的終極拷問中,道出了權力的無奈與難以自洽,卻對人性的照顧遮遮掩掩,這在弗蘭克先見之明安排下温暖而又無法言喻的結尾中被放大了。
其實,大可不必刻意追求如《控方證人》那樣否定自我的主題,也不是簡簡單單構建一個“人外有人”的意境予人思辨與回味。
但總該讓人從迷茫與無助中獲得一種力量,但又不至於陷入邪不壓正的窠臼中。
就像《蝙蝠俠:黑暗騎士》中逃出生天,消失在黑暗的光明中那樣直擊人心。
畢竟從暴力中來,我們總需要一點比無處安放的現實更加豐滿的東西。